贾充见司马炎动了雷霆之怒，吓得脸色煞白，耷拉下脑袋胆怯地说：“陛下息怒……”
司马炎抖着司马望的奏章，恼怒地说：“去年石鉴在都督陇右诸军事时，先是挟嫌报复，欲置杜预于死地；后又不顾杜预之忠告，轻率出兵去击秃发树机能，损兵折将，大败而归。而今，他竟然变本加厉，杀良冒功，欺骗于朕，实在可恶！”
贾充见司马炎旧事重提，变得更加惊恐不安。石鉴出任安西将军一职，是由他向司马炎推荐的。石鉴兵败秦州之后，司马炎本想免去石鉴的官职，还是他极力庇护石鉴，并再次举荐石鉴为豫州刺史。前些日石鉴的“捷报”送到了朝廷后，还是他再三游说司马炎，把石鉴擢升为镇南将军。如今石鉴又犯下了国法军法均不容的重罪，惹得司马炎大为震怒，他是无法逃脱干系的，又岂能不惊恐？尽管司马炎出于种种原因，尚没有迁怒于他，但他却必须争取主动，先堵住司马炎的嘴。于是，他痛心地说：“石鉴有负圣恩，臣亦有不可推卸之责。是臣耳聩目昏，贤愚不分，举荐有误。铸成大错。请陛下莫念旧情，治臣失察之罪！臣恳求陛下为国珍重，千万莫因石鉴而气伤圣体！”
大概是贾充痛心不已的模样打动了司马炎，也可能是贾充主动请罪的态度感动了司马炎，或许是司马炎又想起了贾充过去的功劳，本来盛怒不已的司马炎冷静了下来，长长地吁了口气，放缓语气说：“爱卿虽有失察之过、误荐之责，但亦是出于治国安邦之心，并无结党营私之嫌，有情可原。然而，石鉴不思悔改，一错再错，犯下不可宽恕之罪，若不严惩，难警群臣，贻害无穷，于统一天下之大业极为不利！”
司马炎这么一说，贾充悬吊着的心才算落了下去，脸上的惊恐之色也烟消云散了，恳切地说：“石鉴罪不可赦，必须严加惩处，方可警示群臣，以绝后患！”
司马炎谨慎地问道：“以爱卿之见，该如何惩处石鉴？”
贾充一则为了表明他与石鉴之间并无狗苟蝇营之事，二者为了狠狠惩罚一下那个不给他争气的石鉴，就发狠地说：“石鉴不仅有负圣恩，做出不仁不义之事，而且谎报战功，犯有欺君之罪！以臣之见，应革去其官爵，将其及全家流徙边远之地。”
“石鉴虽不义，但朕却不能不仁。”司马炎摆出一副宽宏大量的样子，恩威并施地说，“革去石鉴镇南将军、豫州刺史之职，遣归故里。爱卿以为如何？”
“陛下真宽厚仁慈之主，能为陛下臣子实乃三生有幸。”贾充又不失时机地为司马炎唱起赞歌。
司马炎苦笑了一下，客气地说：“此事就由爱卿办理。”
贾充躲过了一劫，逃过了一难，暗暗地舒了口气，偷偷地揩去额头上沁出的冷汗，向司马炎深施一礼，一身轻松地离开了便殿……
贾充离开约有半个时辰，杜预与张华就来到便殿。经过这段时间的沉淀，司马炎已经平静了下来，微笑着问杜预：“数月未曾相见，杜爱卿与姑母贵体可还安康？”
杜预感激地回答：“多谢陛下牵挂，大长公主与臣皆安好。”
司马炎把杜预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试探着说：“数月来，杜爱卿足不出户，大概是在家中深研棋艺吧？朕闻张爱卿言，杜爱卿棋艺十分高超，今经这番深研，怕是朝中再无对手矣。待到闲暇之时，朕要好好向杜爱卿讨教棋艺。”
张华没等杜预答话，就插言道：“元凯家中棋盘已是灰尘厚积。数月来，元凯虽在家赋闲，但却一刻也未消闲。而是夜以继日在著书立说，一部足以传世之《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已经撰写出十之三四。”
“杜爱卿曾自称有‘左传癖’，果然如此。看来，朕这次又让杜爱卿蒙冤受屈矣。”司马炎朝杜预笑了笑，有点不自然地说，“去年秦州之事，让杜爱卿蒙冤受屈，乃朕之过也。杜爱卿是朕之长辈，且胸襟宽阔，想必不会至今仍耿耿于怀吧？”
杜预低着头回答：“臣虽愚钝，但亦知陛下让臣在家赋闲，并非出自本意，而是欲尽快平定鲜卑之乱。臣身为皇亲国戚，理应为陛下分忧解难。若是以臣之蒙受冤屈能换来国家社稷之安宁，臣甘愿蒙受更大之冤屈。”
“杜爱卿之心胸令人钦佩，若朝中文武皆能如杜爱卿一般，朕复有何忧！”司马炎见时机已到，不失时机地把话转向了正题，“当今之际，南有孙吴尚未归服，西有鲜卑骚扰陇右，内忧外患，让朕寝食难安。朕思之再三，欲请杜爱卿暂停撰写《集解》，出任度支尚书一职。不知肯屈就否？”
杜预抬起头来，神情严肃地回答：“癖好人皆有之，所不同者，因人而各异。然而，癖好再笃深，亦为私事、小事，国家之事乃为公事、大事，臣岂敢因私而废公、因小而忘大！臣虽不才，但愿竭尽全力，为陛下分忧解愁。”
“杜爱卿肯屈就度支尚书之职，朕忧可稍解也。”司马炎目不转睛地瞅着杜预，坦诚地说，“近几年来，国中天灾频发，人祸不断，赋税难以如数征收，致使国库空虚，让朕常生捉襟见肘之叹。杜爱卿出任度支尚书后，何时可使国库充盈起来，为灭吴备足所需之军资？”
杜预略作思忖，信心十足地回答：“陛下给臣三五年时间，臣便可让国库充盈起来，为灭吴备足所需之军资。”
“三五年时间？”司马炎急切地问，“杜爱卿有何良策？”
杜预不慌不忙地说：“臣以为，若使国库充盈起来，必须采取‘蓄水养鱼’之法。”
司马炎不解地问：“何谓‘蓄水养鱼’？”
杜预深谋远虑地说：“纵观前朝历代，充实国库之法只有两种：一是加重税赋，二是广开财源。臣以为，前者乃竭泽而渔之法，虽可救一时之急，但却要伤及国之根本，轻者造成国家动荡不安，重则会导致国家覆灭，暴秦之亡国，乃源于此也。后者乃‘蓄水养鱼’之法，虽尚需一些时日，但日后必鱼肥水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汉代文景之世，国富兵强，天下安泰，乃源于此也。”
司马炎又问：“如何‘蓄水养鱼’？”
杜预答道：“若要‘蓄水养鱼’，需做如下几事：一是兴修水利，二是清理田籍，三是奖励农耕。臣以为，近些年来，旱涝频发，看似天灾，实为人祸，皆因渠堤毁坏，旱不能灌，涝不能排，可防之灾无法防，可化之灾无法化，致使田地非旱即涝，收获岁减。今之二亩所收不如昔之一亩所产，即使增收田赋，然国家收入却要减少。若仿照宣帝当年之举措，大兴水利，修复毁坏之渠堤，使田地旱能灌，涝能排，则小灾可防，大灾可化，收获可大增，即使减少田赋，而国家收入却必有增加。此乃其一。自汉末以来，战乱频繁，百姓逃亡者不可胜数，致使在籍之民锐减，国家赋税无处可征；而不少豪门大户则乘机大肆收留逃亡之民，隐匿户籍，逃避税赋，化公为私，肥家损国。据臣粗略估算，国中脱籍之民有十余万户，国家因此而流失之税赋则更是惊人。如若将大批脱籍之民清理出来，设立田籍，则国家所征收之税赋，足可供养五六万兵马。此乃其二。连年之战乱，使许多农田荒芜，空置至今，颗粒无收。若将这些本为良田之土地恢复耕种，国家可耕之田则增加十之二三，所收之税赋可供养全国所有官吏。羊叔子初到荆州之时，军中存粮不足百日之需，但自采取此法以后，仅仅两年，军中就已有三年之储。此乃其三。”
司马炎边听边点头，越听越感兴趣。杜预的话音刚落，他就情不自禁地拍了一下御案，高兴地说：“杜爱卿可将方才所言写成奏章，由朕颁至各郡县，命全国各地立即实行之。若有拖延不办者，惟其郡县守令是问！”
“臣明日即将奏章呈于陛下。”杜预眉宇顿开，胸有成竹地说，“以臣度之，少则三年，多则五年，陛下便不会再生捉襟见肘之叹矣。”
“人称杜爱卿为‘杜武库’，如今观之，爱卿胸中果真有一‘武库’！”司马炎笑眯眯地瞧着杜预，“数月来，爱卿专心于撰写《集解》，何时思得这些治国安邦之良策？”
“陛下过奖矣。并非臣胸中有一‘武库’，而是此法前贤早已用过，臣不过是将前贤曾用过之法重提而已。”杜预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臣在撰写《集解》之时，重温了春秋五霸盛衰兴亡之旧事，得知了其盛兴之由、衰亡之故，从中悟出了一点富国强兵之道。”
杜预的话启发了司马炎，使他突然对《左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兴致勃勃地说：“如此看来，朕亦需认真阅读《左传》。不知杜爱卿可愿意为朕解惑释疑？”
杜预微笑着回答：“陛下如此勤奋，令臣汗颜。臣虽才疏学浅，但愿为陛下侍读。”
一直在旁静听着司马炎与杜预谈话的张华，此时又忍不住插言：“陛下，臣在读《左传》时，也常遇疑惑难解之处。不知在元凯侍读之时，陛下可否恩准臣旁听，以消除臣之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