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黎平
我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后，急速沿河西走廊向敌军薄弱的西北方向转移。但人的两条腿终究跑不过马匪骑兵的四条腿。3月7日我军在临泽以南的三道柳沟被敌包围。我军连续恶战五昼夜，未能摆脱敌军追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鉴于全军损兵三分之二以上，已无力在河西走廊寻地立足，被迫决定向南突围，退入祁连山区。
3月12日，九军在梨园口掩护全军进祁连山，被潮水般涌来的敌人层层缠住，经过激烈的肉搏战，该军指战员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军政委陈海松同志在同敌人拼杀中，流尽了最尽一滴血！
3月14日，西路军余部从康隆寺转移到一个陡峭的无名山上，此山有一片巨大的石窝，事后，西路军幸存者都称它为石窝山。
敌人几个旅的骑兵又紧追而来，总指挥部供给部长郑义斋同志，组织后方机关人员奋力抗击敌骑的冲击，最后，命令他的警卫员余天照撤退，自己留在后面掩护，同敌人格杀中壮烈牺牲。双方经历了五个小时鏖战。我军极其疲惫，仅凭大刀、刺刀格斗，终被敌军骑兵分割、冲散，伤亡极大。幸存人员攀上山顶，凭陡崖、暗夜，摆脱了敌骑尾追。至此，宣告了西路军西征的失败。
下一步怎么办？陈昌浩同志当晚在山顶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紧急会议。我和三局的其他同志一起，在会议地点的近旁稍息。
此时，山脚下的敌骑兵燃起了丛丛篝火，山腰躺满了我西路军烈士的遗体。环视周围，2000余名幸存者满身血污，默默地围坐在山顶暂息。这是我从江西出发长征，步履三万里中见到的最悲壮的情景。我禁不住悲愤满腔，似万箭穿心！渡黄河以来，西路军指战员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与敌奋战。其对革命之忠心耿耿，对敌人之英勇顽强，是极其感人的，应当永载史册。西路军总部机关当时还有一部完好的电台，但因为电池耗尽，没有汽油充电，已无法与党中央沟通无线电联系。
在无法请示中央的情况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会议上决定：（1）陈昌浩、徐向前同志离开部队，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的失败情况；（2）剩下的部队分散在祁连山区打游击，保存现有力量，待形势好转后，再图大业；（3）由李卓然、王树声、李特、李先念等七人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书记，统一领导剩余部队的行动。
往哪个方向打游击？石窝会议上有两种意见。有的同志提出，沿祁连山往东打游击，可以伺机打回陕北去；有的同志则认为，目前东面敌人重兵云集，正严密搜索我军，如向东，易遇敌锋芒，难于突破堵截回陕北，不如沿祁连山西行，摆脱敌人追击，寻地休养生息，再图他举。两种意见，一时未能统一。最后决定分兵两路。午夜，部队分开行动了。
王树声、孙玉清同志带领五军、九军及总部妇女团1000多人。为右支队，往东行；李卓然、李先念等同志带领三十军及总部机关成员1000多人为左支队，往西走；陈昌浩、徐向前同志各带一名警卫员，也于当夜离开部队，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艰难路程。
左支队往西走了两天后，以总指挥部一局侦察科长毕占云同志为队长，原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同志为政委，又带领200名愿意往东打游击的同志，离开左支队往东走（其中有张琴秋、刘瑞龙等同志），成为在祁连山活动的第三个支队。
事后获悉，往东走的两支队伍，遭敌重兵围攻。右支队近一半战死在牛毛山，另一半被敌俘虏，只有王树声同志等少数人突出重围，化装回到了延安。
灭绝人性的马家军阀，将被俘红军中老弱病残者，活埋于南滩荒郊。被俘的九军军长孙玉清、原五军政治部主任曾日三等同志，宁死不屈，英勇就义。马家军对被俘的女红军战士肆意侮辱。还将年轻的红军捆绑起来，用于顶替青海省当年应征壮丁名额，押送给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军，途中，这部分指战员利用各种机会，纷纷逃回了陕北根据地。
陈昌浩、徐向前同志如何脱险的呢？1939年夏，周恩来同志去苏联治伤，路过迪化接见我们时说，徐向前同志机智地化装，经宁夏过黄河，历尽艰险，找到了我援西军总部。他很快回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西路军西征情况，接着赴八路军一二九师任职。陈昌浩同志则化装到了白区，先回到他的老家汉口，一直到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回到延安。
录自吕黎平所着《星光照西陲》一书。吕黎平同志时任西路军总部情报局科长，其生平简介见本书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