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回忆录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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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高台血战

张力雄

1937年元月1日,我们红五军攻占高台县城,并参加了历时八昼夜的高台血战。斗转星移,虽然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当年鏖战的情景,仍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我深深怀念高台血战牺牲的战友们。

1936年12月30日据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红五军是12月27日撤离山丹西进的。见《悲壮的征程》(下册)第306页。

我红五军奉总部命令,从甘肃省山丹县出发西进,顺利地攻占了临泽县城。随即军首长又决定,三十九团(800余人)、四十五团(900余人)、骑兵团(三个连,200余人)和军部机关直属分队、特务营(辖警卫连、侦察连、通信连,共500余人),以最快的速度奔袭高台县城。据悉,当时盘踞在高台县城的国民党军共1000余人红四方面军《战史》记载,当时高台县城驻有民团和保安队1400余人,全部被红军俘获;马步芳部原驻有一个连,此前已逃走。见该书第389页。。几十分钟战斗后,即占领高台县城,俘获敌官兵及国民党政府人员共500多人,其余残匪匆匆向西逃命。

我军攻占高台后,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兵力分布是:三十九团守东关,四十五团守城南,骑兵团守北城,军指挥部驻天主堂。我四十五团还以部分兵力控制了西关及东南角的一个小庙。

当时正是寒冬腊月,到处是冰天雪地,高台县城南是白雪皑皑的祁连大雪山,气温低达零下30多度。城北是距古长城不远的浩瀚沙漠。我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部队物质条件很差,进城的干部战士还穿着单衣和单裤,尽管如此,我军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红五军的干部和战斗骨干大部分来自中央苏区和川陕革命根据地,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和严明纪律的部队。

向高台进军之前,董振堂军长曾下了一道极为严肃的口头令:(1)进城后,在老百姓没有起床开门之前,不准任何人进入民宅;(2)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3)不准杀害俘虏,不准搜俘虏腰包。部队占领高台县城的当天,夜宿街头,不入民宅。天亮后,群众看到这种情景,深受感动,有的立即给红军烧水,有的拉着红军战士到家中取暖,有的马上生火做饭给我们吃。

入城后,我军立即开展群众工作,召开群众大会和各界开明绅士座谈会,广泛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同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高台县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下,受尽压迫和剥削,因此,积极拥护工农红军,许多人踊跃报名参加红军,仅我们四十五团,几天内就扩充了520多名新战士。遗憾的是,我军进入高台县城时间短促,对城内的许多情况不够了解,对参军人员缺乏严格审核,因此混入了少数原国民党政府的潜伏人员与马步芳部奸细。在我军和敌人作战的关键时刻,这些坏蛋里应外合,调转枪口从背后插刀。这也是高台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扩军后,随之又遇到了新的困难。我军连续作战,武器弹药均未得到补充,从战斗中缴获敌人的弹药也十分有限。我四十五团所有步枪平均每枝仅有13发子弹,机枪每挺不到100发,炸药和手榴弹也不多,扩军后武器弹药更加奇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立即组织该城所有的铁匠、木匠,赶制大刀、铁捧以及木棒等武器;同时发动群众收集民间的大刀、锄头以及农民打麦用的木叉等;还用水桶装上水,结成冰砖后与敌人进行战斗。这些土造的武器在整个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军占领高台县城的第二天下午,尾随我军的马步芳、马步青部队,像一群豺狼,赶到高台城外,将县城团团围住,而且不断增兵。据了解,敌军中有马彪、马禄各一个旅,还有甘州、肃州等地的地方民团。其主力屯于城西,企图阻止我军继续西进;其余放在城东和城南,阴谋切断我军与临泽等地红军的联系。

敌军趁我长途跋涉,立足未稳,匆匆布置后立即向我军发起进攻。敌由袭击到强攻,连续攻城不下30次,尤其在后阶段的八昼夜大血战中,战斗的激烈程度是我军长征以来罕见的。

由于敌众我寡,我军坚守的又是一座孤城,战势对我军十分不利,且敌人源源不断的增兵,补充弹药;我军受敌重围,与总部和友军又联系不上。军部当时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被军政委黄超留在临泽了。我军进入高台县城后,就与总部和临泽的三十七团等部队失去联系。虽然军首长和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几次派出得力干部化装出城去联系,但均未奏效。

面对凶残的敌人,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坚守阵地。我们深信总部首长一定会派兵援助高台。事实上,总部已派出骑兵师几次来援,还牺牲了两位师级干部,但均没达到增援的目的。

在多次激战和反复争夺中,因我军装备差,弹药少,部队连续作战消耗大,三十九团控制的东关小庙制高点失利,坚守该阵地的一个加强排30余名干部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东西两城关被敌人纵火烧毁,原东西城关的固守部队不得不撤至城内坚守。部队沿城墙每隔两米挖一个单人散兵坑,白天主要由战士坚守,夜间以干部为主。为了防止战士过于疲倦受敌人偷袭,从军长起,下至每一个守城战士,每天晚上都用接力办法,每隔五分钟就互相传递一根约一米长的木棍,以提高警惕防敌袭击。

敌人多次攻城,均被我军击退,敌人伤亡惨重。城墙四周遍地可以看到敌人丢下的伤兵和死尸,日夜都能听到城墙下面敌人伤兵的哀嚎声。在激烈的八昼夜大血战中,敌人在密集的枪炮配合下,曾四五次爬上城墙,在城墙上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我英勇的红军战士,用大刀、棍棒、砖头等,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了下去。

城墙上血迹斑斑,弹痕累累,毙伤敌人共计2000余人。

此刻,我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孤军奋战,加之混入我军的少数反革命分子与城外敌人密谋,里应外合,使我军陷入绝境。1937年元月20日清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火炮和兵力,从四面八方发起了攻击。三十九团在城西南的阵地被敌人打开了缺口,顿时敌人蜂拥而入。我军干部战士一个个置生死于度外,在大街小巷与敌人展开白刃肉搏,枪炮声、喊杀声响成一片。高台城内的大街小巷血流成河,遍地都是双方伤亡的人员。战斗持续到下午3点左右。

在这场恶战中,我军2000余名指战员除个别同志突围外,绝大部分壮烈牺牲,其中有1931年江西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董振堂军长以及和他一同起义的两名警卫员、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军供给部长傅兰荪、卫生部长陈春甫、政治部民运部长盛茂吾。牺牲的还有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团政治处主任罗福祥,刘、彭两参谋长,三十九团政委、参谋长等。

当时我任红四十五团政委,在敌人攻城激战中,我左腿负伤,警卫员和卫生员将我扶到团部卫生所,刚刚包扎好,敌人已从西南角破城而入。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我被警卫员和卫生员扶到一老乡家,这家老乡把我隐蔽了起来。战斗结束几天后,他想尽办法掩护我出了高台县城。我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在倪家营找到了西路军总部,回到了自己的部队里。

原载《悲壮的征程》。作者张力雄同志,福建上杭人,生于1913年。1929年参加革命,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军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红五军随营学校政委,时任西路军红五军四十五团政治委员。后历任西南军区炮兵副政治委员,某军政治委员,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