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西路军这支两万多人的队伍，打得不足千人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记载，石窝会议时，西路军尚有近3000人，参见该书第395页和397页。。面对这样的惨败局面，作为部队的指挥员是应该冷静和坚定的。在石窝开会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痛。陈昌浩同志讲了一段话，主要意思是为了保存力量，要把干部分批化装护送过黄河，去找援西军。他和徐向前同志在部队里目标太大，因此，他们第一批离队过黄河，去找刘伯承的援西军，然后去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当时徐向前同志很沉闷，一直没讲话，似乎是不想走，但会议已经决定了，也没有办法。徐、陈二人化装后由战士护送过黄河，我们剩下的几个主要干部带领西路军残部转入祁连山。
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情况，我自觉问心无愧，在那样复杂的历史环境和战争年代，个人的力量无法决定战事的成败，但我们从没有向敌人和困难低过头，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打死就算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这些本来是要死的人却活了下来。比如长征开始我们过湘江的时候，天上的飞机很多，根本躲不过来，那就走吧，难道还能老蹲着不动吗？记得过云南境内的一条公路，我身边带着一台步话机，当时彭德怀同志正通过电话和我联系部队行军情况，突然敌人的飞机来了，我们猝不及防，身边的几位同志全炸死了，步话机也炸坏了，可我却幸存了，所以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活到今天，已是超过预料了。长征的时候，刘伯承同志的眼睛不好，白天可以看见，到了晚上就看不清了，常拄着根棍子，我们开玩笑喊他“刘瞎子”。他当时是五军团的参谋长，晚上行军常和我走在一起。他对我说：“我就是滚吧，反正都是我们的队伍，滚到哪里就到哪里。”不管生死，是在拼命的。还有一次，记得是过黄河前，我们当时驻在一座破庙里，周恩来同志到了我这里，汪东兴是警卫局局长，也同来了。突然敌人来了两架飞机，我们都很担心周恩来同志的安全，可他竟在庙里睡着了。我们的很多同志都是这样，置生死于度外的，只有在那种时候才是真正考验人的。
我之所以讲这些，只是想说在那个时代，我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很多事情是无法被后人所知，所理解的。刘伯承同志的话，给我印象很深，他是很勇敢的。相信革命会胜利，但胜利是很困难的，胜利后我们在与不在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革命迟早要成功。
我们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一家。家庭早就抛弃了。那时说为革命是真的，为人民也是真的。如果为了个人，我不会从国外跑回国内这生死存亡的战场上来的；为家庭？严父慈母妻室早已抛弃。只要别人去牺牲，而自己不去，革命能胜利吗？想起过去的历史，感情总不能平静，我们牺牲了多少人啊！当初从中央苏区出发时中央红军是8万多人，打到最后所剩不足1万，很多同志早上还在一起，到中午就不在了。
记得张琴秋同志在行军的路上生了孩子，警卫员告诉了我，我立即命令他和挑夫一起，把马驮的一部分文件，能丢的丢掉，不能丢的就烧掉，去驮张琴秋同志。后来他们回来告诉我，她生了一个男孩子，长得很漂亮。可那时正值西路军惨败，弹尽粮绝的冰天雪地之中，只好把孩子丢在雪地里，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孩子的哭声……这是我们的战士无情？母亲无情？这无情，正是为了有情于国家独立，为了更多的孩子们不致再被丢在雪地里。对于这些，我们有幸活着的人，还能有什么不满意的呢？过去在祁连山上，能够找到一块没有雪的地方，能有一堆牛粪取暖，能在马鞍上睡一会儿就满足了，现在的年轻人哪里能想到我们曾经历了怎样的艰辛，怎样的痛苦、磨难、牺牲，才争得了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现在把国家交给他们，是啊，时代变了，不需要去打仗，不需要钻祁连山，不需要吃雪、吃皮带、烧牛粪、睡马鞍了，但我们仍需要那种坚强的意志，那种肯于牺牲自己的精神，这是任何人都应该懂得的道理。
当然，我们之所以去牺牲、去战斗，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过幸福的生活，不是相反。现在，要再让青年人去睡马鞍，是愚蠢的，但在力所不能及的条件下，去比物质享受，总是不大好的。
我想广大的青年们懂得了我们的历史，道理会自通的。虽然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但外国人，西方发达国家却不敢轻视我们。中国人是有志气的，是不怕死的，打进来容易，再出去可就难了。我们何必自己轻视自己呢？要努力，要奋斗，要无愧于死去的烈士。
率西路军余部退入祁连山后，我们这些不投降也没死的千把人，就打游击，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摆脱了马步芳军队的追击，但又陷入了一个更加严酷的天敌之中。祁连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不化，茫茫千里，渺无人烟，寸草不生。40多天的行军，我们全部是在雪中行走，睡在冰洞里，没水没盐，只能吃皮带、吃雪，有时能找到些牛粪烧就是天大的运气了，比之过雪山草地更艰苦卓绝。不置身在那样的环境里，是很难想像其中的困难的。
当时我的随身警卫员邱正基背着我们仅存的一部小电台，由于没有电池，无法和中央联系。
进入祁连山之后，我认为应该尽快和中央取得联系，于是命令负责电台联络的几个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接通电路，修好电台。当时负责修电台的同志真是立了大功（可惜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我们终于和中央联络上了。中央指示我们向新疆星星峡方向前进，中央派人在那里接我们。接到中央的电令后，我们这支几遭惨败的红军部队，如同失散的孩子听到了母亲的呼唤，顿时士气高涨。
大家坚信，只要能活着到达星星峡，就有出路。于是我和工委的同志带着这支百折不摧的钢铁队伍，向甘新交界的星星峡方向前进。
大概是4月中旬左右，我们行至星星峡附近的安西城。当时我们部队已所剩无几，又经历了非常艰苦的战斗和行军，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因此我坚决主张部队绕过安西城，不惊动城里敌人，直奔星星峡，与中央代表汇合。但李特坚持要打，因为他从出城的老乡口里打听到城里只驻扎200人的民团，没有马家骑兵，可以打个胜仗鼓舞士气，得到给养和休整。我不同意，认为当时不是什么鼓舞士气的问题，而是尽快把部队带到星星峡，尽最大可能保存实力，部队不能再受损失了，更何况我们对城里敌人的情况并没有搞准确。但李特这个人很固执，虽然我是工委书记，但他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不听我的，我也没有办法。
战斗一打响，我们才知道安西城并非只有200多人的民团，当天下午马步芳又调进两个骑兵团甘肃省委党史委调查，安西城敌军新增加兵力为两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连。见《悲壮的征程》（上册）第94页脚注。
这一仗使我们又牺牲了200多名将士，这是西征的最后一仗。我们不能再硬拼了，我坚决命令部队立即撤离。当我们边打边退到白墩子时，跟着我们工委突围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部队又一次遭到致命的打击，同志们个个悲愤难忍。我立即命令警卫员邱正基，立刻从原路返回，凡是遇到我们的干部战士，都叫他们沿着兰新公路的电线杆子向北撤，到星星峡集合。到了星星峡以后，我和李先念同志联名给陈云同志打了电报，电报打得很简单，也很有气魄。陈云同志接到电报后，立即给我们回了电，盛世才还派了一名武官来看我们，这个武官给我们印象很好，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健在，很感激他。在星星峡我见到了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平易近人，也很有头脑，我们早就认识了。陈云同志代表中央召开了大会。会后决定在新疆成立新兵营，西路军的部分战士留下来学习一些军事技术，如炮兵、坦克兵等。这部分人后来都成了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军事技术人员。同时，陈云同志还选了一批优秀的同志去苏联学习，我记得有刘鹤孔等同志。
1937年底，我乘飞机到延安。先抵达甘肃的兰州，谢觉哉同志在那里接待了我们。之后到了西安。西安是林老在那里。我和谢老、林老、徐老长征前就认识，在革命队伍中他们被尊称为“三老”。长征时我经常和“三老”在一起，很是敬重他们。
西路军在星星峡整编之后西路军余部的整编，是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进行的。参见《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第3页、第214页。，我们这段悲壮的历史算结束了。在这段极其复杂，极端残酷的历史中，我只能说我自己问心无愧，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哪怕只剩下一个人，我也没有向敌人、困难低过头。个人的历史总带有偶然性、客观性和局限性，但革命的历史进程，绝不会因任何个人的成败、荣辱而停滞，她将永远向前。这就是结论。
李延风整理，原载《悲壮的征程》，原标题为《我的回忆》。李卓然同志，湖南湘乡人，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共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后历任八路军后方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