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合尔
我今年虽然68岁了，但对1937年红西路军左支队经过我家乡的情况，记得很清楚。
1937年春，我们盐池湾部落的人，大部分住牧在疏勒河上游的苏里一带，我们家、我舅家、我姐夫家等五户，住牧在驼道旁的孜克赛尔。那里不但有草、有水，河滩里还有很多的梢林和树木，是一个冬暖夏凉、气候宜人的好地方。
这年春天，我父亲同几个邻居，拉上骆驼去酒泉，用野牲肉、兽皮换粮食和日用品。往日，跑一趟酒泉，要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而这次，他们半个月左右就回来了，我们感到很奇怪，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说：酒泉城门上站岗的兵很多，对进出入的人盘查很严，说是防止红军混入城内。我们求了情，他们才打开铁门，让我们进去，出来就日夜兼程的赶回来了。我父亲还说了些马家军士兵说的话，叫我们小心些，不要远离房子乱跑。
大约在父亲说过话的十天后，我们那一带传说红军来了，已过了乌兰大坂，我们也开始由孜克赛尔向30里外的三个岗迁移。搬到目的地后，天黑了，没搭起房子，露宿在山野里。这一夜，为防万一，加之牲畜在新场子上不安静，大人们轮流守夜，我们娃娃们就和衣睡在火堆旁，等待着天明。
天亮后，我的父亲和我的大舅骑马到孜克赛尔看情况，其余的人喝罢茶后开始搭房子。正在搭房子的时候，我父亲和我舅回来说，快上山，十几个骑马的红军跟踪追上来了。我们听后，就只身往山上跑。我的姐夫诺尔布藏木，虽是30来岁的人，手脚也“利麻”，但因家里小孩多，行动不便，加之，他的场子在最下边，我们上山了，他还没来得及上山。
我们上了山的人，都藏在大石头堆里。我在一个石头后面向下看时，见有两个骑马的人和我姐夫在说话，其余的七八个人在离房子不很远的地方站着。过了一会儿，我姐夫和那两个人到姐夫房子上去了。到房子上后，姐夫和那两个人继续说话。这时，有人向山上招手、喊话，喊的啥，听不清，我们没敢露面，更没敢下山。接着，有人抓杀我姐夫的羊只，有人收集我们几家的牲畜，看来，我姐夫也在给他们帮忙。他们将杀下的羊，用我们几家的锅煮着吃了后，就同我姐夫将一些牲畜赶往孜克赛尔去了。
红军走后，我们也下山了。下山后，我的几个舅舅交替跟踪去孜克赛尔观察情况，其余人，在我父亲的指挥下，收集没被赶走的牲畜，检查各个房子上的东西，往山上转移。
第三天早上，我大舅去孜克赛尔观察动静回来说：红军不见了，诺尔布藏木可能被带走了。
我们听了这个消息后，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红军走了，对我们没危险了，担心的是，不知我姐夫诺尔布藏木怎么样了。为了弄清详细情况，大家商议后，叫我们几个男的到孜克赛尔现场看个究竟。
我们骑马到孜克赛尔，一看那台场，总有1000来人吃住过。我们转了一圈，多数火堆还在冒烟，火堆旁还有没带走的生、熟牛羊肉。熟肉，大部分是火烧下的，煮下的很少。个别火堆旁，还放着没带走的烧得黑黑的搪瓷洗脸盆。再看周围也没什么危险，也不见我姐夫诺尔布藏木的身影，我们就下马将红军没带走的牛羊肉，拾掇在一起，做上吓狼的标记，就回三个岗三个岗：地名。了。
到家后，进行了一番商量，大家认为：从红军那天到房子上，没拿东西，没伤小孩，没烧草原，离开时，还将火堆用砂石压住的情况看，被抓走的诺尔布藏木不会出什么问题，叫我姐姐放心，带好孩子，耐心等待，有佛爷保佑，他一定会平安地回来。
从红军的穿着看不会在山里常住，到农区后也不会很快再来这里，我们还是仍回孜克赛住牧。主要的问题是姐夫的牲畜被红军杀着吃了、赶走了，但我们其他几户的牲畜大多还在，今后过日子没多大困难。
我们要进一步团结起来，分工合作，互相帮助，能打牲的打牲，不能打牲的人，看好现有的牲畜，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
我们搬到孜克赛后，在红军住过的地方拾到了一些子弹。后来用拾到的子弹，打了一些野牲，解决了些生活上的困难。还拾到了几枝水笔，当时，对水笔不认识，大家在传看时，不敢乱动，后来有人说，是一种写字的东西，才不怕了。可是，那时我们都不会写字，不知道它的重要性，我们几个大些的娃娃，就将水笔里的墨水弄出来染东西玩，墨水染完了，水笔也就扔掉了。
20天左右，我的姐夫诺尔布藏木回来了，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姐夫回家后，大家免不了要问一番情况。姐夫说：“那天听到父亲、舅舅快上山的话后，我放下搭房子的活，赶快备马，刚把娃娃驮到马上，就叫红军截住了。当时，我也很害怕，结果，是一场虚惊。先到我跟前的两个人，一个是红军，一个是裕固族老乡。那个红军用汉话问了我的名字，说了他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打日本救中国的，和马家军不一样，要我给他们带路去安西等话后，那个裕固族老乡又用半通不半通的蒙古话说了一次。我听说他们是打日本救中国、打马家军、为穷人办事的话后，便同意他们杀吃我的牛羊，给他们带路去安西。”
姐夫又介绍了给红军带路的情况：“一路上，他们对我很好，给我说了很多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事情。我把他们领上，经硫磺矿、查干布尔嘎斯、野马河、公岔大坂、公岔口、石包城，到了安西县的蘑菇台。到了蘑菇台，红军的一位首长对我说：这个条子你拿着，将来是有用处的，这三两五钱黄金、三个元宝，算是我们吃了你们牛羊的价款。
红军说，你来时没和你家里人说上话，他们很惦记你，现在你赶快回去吧。这九天路上没出事，都是你的功劳！第二天我返回时，他们又给了我一匹马、一杆枪和路上吃的干粮。”
我姐夫还说：“红军虽然穿的破烂，没粮食吃，但走路很厉害。除吃喝休息外，其余时间都在走路。到公岔口子，大家隐蔽起来，派了几个骑马的人去石包城进行侦察，去的人回来后，大家就沿大公岔河向石包城前进，天黑时，到了石包城。到石包城后，把十几户人家包围起来，第二天和他们商量购买了牛羊和粮食，又大声喊着说了一阵话。在石包城住的那几天，因天气好，又吃上了饭，中午的时候，有的人坐在涝池边的杨树下洗脸、洗脚、洗衣服；有的人站在泉水井边唱歌；有的人在刚发绿的草滩蹓跶；有的人追打玩耍；有的人和我姐夫说着笑话，很是热闹。”
我姐夫诺尔布藏木说：“根据红军首长说的话，为避免碰上马家军，我没从原路来，而是从山上转着走。鉴于这样，走了两天，马乏了，我把它放了；为了走的快些，后来把枪也扔了，反正我也不会用。若不是我家里有老的和小的，我就不回来了，跟上红军去新疆呢。不过红军说，他们以后还要到我们这里来哩。大家听了我姐夫说的话，高兴得为红军平安到新疆、再来我家乡，向佛爷进行了祷告。”
我姐夫诺尔布藏木带来的金、银，本想不愿让人知道，后来，为了避免马家军和反动政府的纠缠，也就如数交给了头人。头人给我们分了三分之一，其余的说是向王爷进贡，到底如何处理了，我们也就不知道了。到秋天，我们几家用红军给的金、银买了些牲畜，作为生产生活资料，苦心经营，直到解放。
录自在《酒泉地区党史资料汇编》第6辑，毛合尔口述，姚述贤整理。毛合尔，蒙古族牧民，当时随家人游牧于祁连山西部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党城湾镇委员会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