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德
人生在世，谁能保证没有磨难？作为军人，就更要经历许多磨难了。苦和累，生与死，这是军旅之途的家常便饭！
梨园口一战，我们西路军遭受严重挫折，伤亡了许多好战友、好同志，有的被打散了，这是西路军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幕。战斗失利后，西路军总部直属队各部门幸存下来的人被指令到李先念、李卓然同志率领的左支队中去。李先念同志是三十军的政治委员，被指令为这个支队的军事负责人；李卓然同志是西路军的政治部主任，被指令为政治负责人；我是电台台长。进入祁连山后，我们还有两部电台，一部负责侦听敌台电讯，另一部电台担负同党中央的往来电报联络任务。我们电台的人员——报务员、译电员，加上运夫、勤务员和警卫班，有近20人，还有三四匹骡马驮电台设备。尽管西路军遭到了失败，但我们行军时，大家还是有说有笑，都很乐观，表现了红军队伍中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决定电台静默，李先念、李卓然两位领导也同意这么做，并指示在没有脱离敌人“追剿”的危险地域，坚决不架线，不开机，以免敌人收到我们的电波信号，测出我们的方位，暴露我们的行动企图，在我们前进方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那时的电台，都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比较笨重，天线杆也很粗大，一台机器就得两匹牲口驮，运夫和牲口成了我们行动的保障。当时我们是前有敌人堵截，后有敌军追击。为了摆脱敌人，我们不得不连续行军，人马都极度疲劳，加上连续几十天未吃到像样的食品，连马皮、皮带都吃光了，大家身体极端虚弱，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
为鼓励我们行军，李先念政委常到我们队伍中，讲一些鼓励的话，很关心我们的住、吃、行等实际问题，不断的动员我们团结好，克服困难，坚持行军并完成好任务。我们认真贯彻李政委的指示，发扬红军互助友爱的精神，共同协作，采用抬、扛、背、拿的方法，人人出力，一齐搞好电台的保护和运行，争取人人不掉队，以保障我们这支西进部队的最后胜利。
在祁连山艰苦的行军中，部队思想起了一些波动。当时，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实际困难：一是没有食物来源，不但没有粮食，就是野菜树皮也没有，军马大部分都杀掉吃了。二是寒冷难以忍受，4月份的祁连山，还处在冰雪封冻之中，夜幕降临，更是阴冷阴冷的。我们经过长期转战，没有物资来源，连一件完好的衣服都没有，大家穿得破破烂烂，白天天晴时还好过一点，入夜后，都被冻得打战。为了抗御寒冷，我们想尽了办法，尽量把休息地点选在避风的山洼中，入睡时，一帮人挤成一堆，以共同的体温相暖。三是武器弹药严重缺乏，战斗力极大地削弱了。同时，又没有明确的行进方向。
由于这些问题，一部分同志想向东走，争取返回黄河以东去，找红军大部队，会合党中央；而另一部分同志却坚持继续西进，直达新疆，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两种意见一时不能统一。
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是同左支队的领导和原三十军的首长一起吃住、一起行军的，对两种意见都能听到。我是个急脾气，总希望能早些议决，对两种意见不能及时统一很有看法，就想离开部队回陕北，找党中央去！一天夜里，我又想向东走，月亮升在半空了，仍辗转反侧地睡不着觉，第二天就同王子刚和吕黎平同志说了自己的想法。我们这些同志都是真心实意干革命的，大家一商量，都想向东走，意见一致，就决定做好准备，瞅准机会走。
没过两天，我们想走的事被总部三局局长宋侃夫同志知道了，就找我们几个人说：“怎么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呀！这怎么行呀！伙计们，我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从鄂豫皖到现在，都这么长时间了，你们舍得把我丢下吗？啊？”宋局长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我是湖北红安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初在鄂豫皖军委会政治部工作，不久就调到无线电训练班学习电讯，从此，同电台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电台里工作了六年半，从报务员干到电台台长，从湖北到川北，长征中三过草地，这次随西路军到祁连山，吃苦受累走了三万多里路，怎能同这些熟悉的上级和战友们分开呢！能说我真的舍得扔下日日夜夜厮守的电讯器材和战友吗？不，不能，我心里真的恋恋不舍啊！不几天，宋侃夫局长同西路军参谋长李特讲了这事。一天晚上，李特找我们几个人谈话。我们燃起了一堆干牛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烤火边谈心里话。我们先说了西征中牺牲的战友，又讲了我们吃亏在哪些地方，接着又讲到祁连山中的苦和累。谈着谈着，我们几个同志忍不住激动起来。王子刚说：“都失败啦，多亏啊！还争什么呀？干脆走了算了。”王子刚口出真言，接着我们几个都把心思说了个彻底。李特参谋长听了我们的意见，一边用枯枝拨火，一边望望我们，然后说：“暂时的失败有什么要紧呢？将来还要打开新局面的呀！列宁说过一句名言：‘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正确理解暂时的艰苦与长远的利益的关系。我劝大家还是安下心来，同我们在一起。你们几个人都是搞电台的，你们离开了，我们就没有方向了，也了解不到敌情了，那时我们将寸步难行。大家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起，要走也一起走好。”
我同意李特讲的观点，特别是列宁说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的科学论断，对我启发教育很大，几十年来，我一直记在心上。李特谈话后，我们想离开的同志就再不提这事了，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走出祁连山，我们电台随部队向安西方向运动。行军的第一天，王子刚、吕黎平等几个人就同我商量：装成掉队的样子，掉在队伍后面，瞅机会向东走，回延安。
行军到下午，我们几个人就有意无意地“掉”了队。突然发现李先念政委和李天焕主任从我们后面上来了。李政委一见是我，老远就打招呼：“徐台长，走不动了？”我说：“还能坚持。”李政委紧赶几步走上来，同我挨着肩膀边走边谈起来。他说：他是分工搞收容的，出祁连山后，左支队领导人开会，研究了部队的思想，决定头三天行军由他负责收容，一方面断后，阻击可能出现的敌人追兵；一方面及时援助伤病员同志，帮助掉了队的赶上队伍。
李政委还对我说：“你要是走不动，就把我的马骑上，我还能走嘛！”我一再推让，他又叫王子刚、吕黎平几个人骑马，他们也推让起来。李政委很诚恳地说：“别这么客气呀！要不，来，拉着马尾巴走也行嘛！”大家仍然推让着。我就对李政委说：“政委，你走吧，你任务重，又要管部队，自己也要注意身体，我们慢慢赶，会跟上大部队的。”李政委忙说：“不怕，不怕，徐台长，我今天就是专门管收容的，我们一块走吧！”
我不再说什么了。自从入川后，因工作关系，我就经常与李政委有了来往，知道他为人诚恳，群众关系很好，有很高的威信，我很敬佩他。我到三十军军部工作后，更是经常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亲自解决电台的许多实际问题。我想要是这么“不辞而别”，真对不起他啊！这时，王子刚同志冒出了一句话：“政委，你前面走吧，我们还要等几个在后面的人哩。”“后面还有人？”李政委下意识地向后望了望，思索着说：“没得人了吧！我从后面上来的呀！算了，后面的人有人收容，走吧，走吧！”李政委肯定知道我们的心思。后来我们才知道，李特那次同我们谈心，就是他安排的，这次，他亲自抓收容工作，也许正是怕有人“掉队”啊！我们加快步子向前走去，李政委见后，高兴地拍了我们的肩膀，真诚地说：“同志们，这阵子困苦是太大啦，一般人是难以忍受的。
仗，我们打得不好，伤了、牺牲了那么多好同志，我同大家一样，也哭了好几场啊！但是，我们这些人不是放牛娃，也不是一般的‘丘八’“丘八”二字合起来是一个“兵”字，这里指当兵的人。，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中国工农红军中的共产党人啊！任何时候，我们心中都要有希望才对啊！死，怕什么！负伤，算个啥！我们的希望，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一定会胜利，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李政委挥了挥手继续说：“同志们，走吧，会有希望的，走吧，希望就在前头！”
听着李政委这番鼓舞人心的话，我们几个打消了脱队另走的念头，流下了难过的眼泪，责怪自己，悔恨自己，一致拥护李政委的话，坚定了胜利的信念，迈开大步向前走去，向着希望走去！
作者徐明德同志，湖北红安人，生于1916年。1931年参加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报务员、台长，红西路军总部电台台长，1936年10月随部西征河西，后入新疆。回延安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任中央军委三局报务主任、分队长，东北军区司令部通信科长，第十五兵团通讯科长，海军司令部通讯处长、通信兵部主任、副参谋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