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万福
我所要回忆的是辗转数千里的那些难忘的历程。这里既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场面，也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情节，我只希望它能告诉人们：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红军指战员想的是些什么，做的又是些什么？
1937年3月，在风雪弥漫的祁连山上，我和战友们站在凛冽的寒风中，怀着依依惜别的深情，目送着远去的主力部队，去迎接新的特殊战斗。这时，我们西路军已从西渡黄河时的两万多人仅剩下3000余人了。这是我军历史上惨痛的大悲剧。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总部决定护送西路军重要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同志出祁连山，奔赴延安；在敌人尚未形成包围时，主力部队要抢先突出祁连山。为保证主力顺利出山，必须组建一支游击队负责掩护。党组织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总部负责人之一李天焕同志（三十军政治部主任）对我说：“让你带游击队，不是要你消灭敌人，而是要你阻止敌人，迷惑敌人，扰乱敌人，使主力脱离敌人的尾追。完成任务后，你们各自分散回延安。”在我请求下，总部又派来郑维俱、刘义二同志协助我工作。
我们游击队由200人组成，总部交给我们地图一份，旧枪40条，子弹120发。这些便是我们游击队的所有家当。子弹，一杆枪仅有三发，它只能用于吸引敌人，根本不能作战。一些过于沉重的东西，背着行动不便，只好忍痛割爱，扔入山谷之中。我们把200人分成三个支队，分散行动，规定的行动原则是：要尽可能地吸引敌人，缠住敌人，保证主力部队安全西进。
行动开始了，山谷中不时响起吸引敌人的枪声。马家军骑兵还以为我们的主力仍在祁连山中，蜂拥地奔向响枪的地方，可是一到那里，却不见红军的踪迹。敌人十分恼火，便派出很多骑兵搜索。为了便于活动，我们各支队又化整为零，五六个人为一组，坚持与敌人周旋。我同郑维俱、刘义等七位同志编在一个行动小组里。
3月的祁连山仍是一片隆冬景象，起伏的山峦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寒风呼啸，卷着雪片，枯干的灌木枝条，在凄风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山石突兀尖利，行走十分艰难。我脚上穿着一双新布鞋，可没几天工夫，鞋底便被磨穿，脚掌被划破了，疼痛钻心，穿草鞋的同志就更不好受了。
祁连山中杳无人烟，吃喝十分困难，我们只得把惟一的一头大青骡子杀了吃。
一次，一名同志遇到一位老乡，从他那里买到一斤小米，饥肠辘辘的同志们如获至宝。
一斤小米放在平时，两个人一顿就吃光了，可在这困难的环境中，这惟一的一点口粮只能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用。如果不是上级发给了一点洋参、藏红花（各约一斤），我们可能早就饿死在祁连山中了。
我们喝的水是用积雪化成的，这种水又苦又涩，喝到肚子里很难受，可是渴急了，也就顾不了这些。睡觉对我们来说是件愁事，为了防备敌人袭击，要爬到山的高处才睡，那里的积雪很厚，我们只能躺在积雪上，盖上破碎的线毯，身子冻得打战，谁也不能入睡，只能眯上那么一会眼。这便是我们的睡眠。
与敌人周旋更为不易，敌人骑着膘肥体壮的快马，在山路上奔跑；我们则忍饥挨冻，拖着沉重的双腿，在尖利的山石上一步步艰难地行走，随时都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我们常常是在离敌人百余米的有利地形开枪，敌人一旦被吸引过来，我们便马上跑开。
一次，我们正在小路上急走，在山路转弯处突然冒出马匪的一队骑兵，后撤已经来不及了，有人主张迎上去打，可我知道，凭我们这几条破枪，几发子弹与敌人相拼，等于白白送死。
再看路的一侧是陡立的山壁，另一侧是斜陡的山坡，约有百余米长，坡上尽是干枯的灌木丛。敌人越来越近，没有别的选择，我果断地命令同志们顺坡滑下去。一到山底，我们顾不上喘气，便顺着山沟向另一座山跑去。后边响起了急促的枪声，子弹在耳边嗖嗖地飞过，可是马不能下坡，敌人只是放些乱枪，没能追上我们。
饥饿、寒冷、危险，没有动摇我们完成任务的决心。半个月过去了，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同志们有说不出的高兴。但这时敌人已经封锁了山口，又没有向导，我们只好按照地图上的标记向东走。
快到山口时，天已经黑下来，同志们饥寒疲惫，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席地而坐。几个同志为暖一暖冻得发木的身子，拾来些干树枝升起篝火。升明火是违反纪律的，但看到同志们冻成那副样子，我心一软，就默许了。火刚升起来，看见远处跑来一个人，同志们都感到有些紧张。功夫不大，那人跑到近前，原来是另一游击小组的一位“小鬼”。
他坐在我们身边，一边往篝火里添干树枝，一边小声说：“这样下去会吃不消的，不如到那边去（指马匪）。”同志们一听就火了，老曾嗖地拔出驳壳枪。见此情景，那个“小鬼”吓得脸都白了，他慌忙说：“别、别这样，我也是为你们好呀。”我忙上前制止老曾：“别开枪，会引来敌人的，再说他还是个孩子。”
我叫同志们赶紧熄火转移，可火还没灭，敌人便喊着冲上来了。我估计敌人可能是那个“小鬼”引来的，心里好不气恼。但又不容细辨，我马上喊：“散开跑，出山见！”就十分迅速地跑开了。
这是耿万福同志《从祁连到延安》一文的一部分，由黄力、刘亚军整理，原载《甘肃党史资料》第1辑。耿万福同志原任红五军供给部财务科长，西路军失败后被任命为游击队长，后返回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军区后勤部营房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