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及后来成立西路军的问题，当时是怎样决定的，过去我也不那么清楚。前几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了系统研究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把过去毛主席的文稿和发的电报都汇编起来了。
从这个时期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的一系列电报来看，这段历史事实是清楚的。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及在甘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这是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经过反复酝酿后做出的决策。这个决策是中央建立陕甘宁根据地战略部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36年5月东征回师后，从中央安排来看，不仅四方面军一部要过黄河，一方面军也要过黄河。比如1936年6月底，当时二、四方面军还在甘孜、道孚，尚未到达会宁的时候，毛主席6月29日给彭德怀同志的一份电报（即《关于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的电报），就提出了夺取宁夏或甘西，打通苏联的问题了。会宁会师前后还有一系列电报，说明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的。后来的西路军也是中央命令成立的。
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进行作战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中央决定或经中央批准的，并不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后，有一天发了一份电报叫我去。我带着骑兵连急速赶到会宁。到会宁时，正好朱德同志、张国焘、向前同志和昌浩同志，还有李特和几位参谋都在场。他们给我看中央发来的电报，记得就是最近看到的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1936年10月5日发给张、朱《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地区过河之意见》和毛泽东、周恩来10月14日发给朱、张《搜集造船材料及分工问题》等电报。
我看完电报，向前同志对我说，三十军先过河，其他部队跟进。我连饭也没顾上吃，就迅速赶到靖远附近的黄河边上，组织部队搜集材料，赶造船只，准备渡河事宜。
10月23日晚上，三十军先头部队开始渡河，由于河面的情况没有侦察清楚，夜间又看不见，等船靠岸后，才发现还有一道河，原来是渡到了河中间的一个沙洲上了。时间来不及了，又渡回来。敌人丝毫也没有发现。第二天，我和程世才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又沿河侦察，发现了虎豹口这个渡口。24日晚，再次渡河，一次过去一个营，渡河成功。随我们之后，九军、总部和五军团也渡过了黄河。由于敌情的变化，胡宗南的部队北进很快，中央决定先集中兵力击破南敌，再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其他部队暂时就不过河。同时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的部队占领了黄河东岸和中卫一带，又派飞机轰炸渡口，这样就把我们渡河部队同在河东的红军主力隔断了。
三十军、九军、五军渡过黄河后，开始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我们三十军先打一条山，扫除北进的障碍，同时派八十八师进占五佛寺，准备进攻中卫。在这里打了十多天，等待一方面军从金积、灵武渡河，一同进攻宁夏，并派一支部队夺取贺兰山中的一个绿洲——定远营，以便和外蒙、苏联接通，取得援助。由于敌军运动很快，河东部队没有找到战机粉碎敌人的进攻，战局起了变化，中央又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一方面军没有过黄河，我们过河的部队再回来也困难了。
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中央决定将过河的部队组成西路军，在甘西创建根据地，并相机打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于是我们就向西前进。向西进时，西路军的肩上挑着两副重担，一副是要在河西走廊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一副是要打通新疆，取得援助。从当时的战争格局来看，开始河东主力在同胡宗南部作战，后来又发生了西安事变，为了策应河东和建立陕甘宁根据地，需要西路军在甘西建立根据地，在军事上配合河东主力行动，使河东、河西从战略配合上连起来。另一方面，当时红军装备和给养很差，为取得苏联援助，打通新疆又十分必要。但我们一停下来，马步芳、马步青的几万骑兵部队和几万民团就包围上来了。西路军只有2万多人，而且经过长征和过河作战，已是十分疲惫之师，要挑这样重的两副担子，实在力不胜任。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宁夏战役计划放弃后，在一条山打一下就急速西进，直插到凉州、肃州、甘州、玉门、安西和新疆接通，并能得到苏联的援助，不用说多了，有几十门炮和一定数量的武器弹药，就有可能打垮马家军和建立起甘西根据地。当时没有这样干，两副重担同时挑，在河西走廊走走停停，犹豫徘徊了三个月，失掉了战机。
当时叫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那个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条件也实在太差。那一带地区狭小，不利我重兵回旋，而且堡寨很多，城坚难破；历史上形成的回汉矛盾很尖锐，二马反动势力控制很严，过去没有党的工作基础，争取群众很困难；马家骑兵机动性大，我们缺少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里经济落后，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在零下二三十度行军作战，吃穿很难解决；古浪一战又没有打好，九军损失很大。这样就越来越被动了。
1937年1月，我们越过甘州进到临泽、高台地区，马家的骑兵紧紧追击我们，拦截我们西进，迫使我们同敌人血战50多天，倪家营子突围后，只剩下2000多人。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英勇奋战了五个多月，先后共歼灭敌人好几万，为支持和配合河东红军主力的行动作出了贡献。在连续不断的恶战中，西路军自身伤亡也越来越大，最后遭到了失败。失败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是多方面的，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继续研究。
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由李卓然、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和我共八人组成，军事上由我统一指挥，卓然同志负责政治领导；徐、陈离开部队；余部分三路打游击。占云同志带一个支队，主要是伤病员，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王树声同志带右支队；我带左支队。徐帅当时不愿意离开部队，他说要和我们一起打游击，可是会上已经决定了，他也不能不服从。
当时要想摆脱敌人，出路只有翻越祁连山。有人说，祁连山很高，终年积雪进不去；还有人说，山南面是死海，就是过去了，也无法生存下去；找当地的牧民询问，他们也不敢说能过得去。当时情况很危急，不过祁连山，剩下的2000多人就可能被敌人消灭。我和李卓然、曾传六、程世才等几个同志商量，我们一致意见要过祁连山，于是就向部队作了动员。我们先赶到雪山下面的山坡上宿营，等到夜间12点左右起来，翻越积雪的山峰。因为这个时候，风平谷静，便于行动，越过积雪的山峰后再宿营。就是这样还有不少的同志牺牲在雪山上。
翻过祁连山后，见到一个大喇嘛寺，寺里有点武装，但火力不强，一打就垮了。搞到了几百件衣服和不少吃的东西。部队在这里稍作休整后，就沿着祁连山南麓向西走，后来又接到中央的指示，让我们走出祁连山，向新疆方向前进。这一带没有人烟，找不到向导，也没有地图，全靠指南针辨别方向。一天只能走三四十里路，走多了就有人掉队。我们的想法是能救活一个，就救活一个，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没有粮食，就打野兽，烧熟了充饥。因为没有盐，很难往下咽。走二三十天后，遇到几个蒙古族牧民，问问路，进新疆怎么走？他们说再往西是大沙漠了，过不去了。于是我们又往回走，再向北出祁连山，经安西到了星星峡。
1937年5月1日，陈云、滕代远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到星星峡接我们。在这里休息了几天，苏联派飞机送来了转盘枪、步枪、皮鞋等物资。我们只接收了一些轻武装，炮没有要，然后就向迪化（乌鲁木齐）出发了。
我们到了迪化还有400多人。记得季米特洛夫还发一封信给我们，祝贺我们到迪化。这些人中，一部分送到苏联学习军事技术，一部分留在迪化，组织新兵营，学习军事技术、政治和文化。这批经过严峻战火锻炼的同志，后来大部分成为我军的骨干。当时，也曾动员我去苏联学习，我不愿意去，就没有去。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于1937年冬就离开迪化，返回延安。
原载《悲壮的征程》。作者李先念同志，湖北红安人，生于1909年，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红军。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红三十军政治委员、中共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后历任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军事部长，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