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企业的老板向邱永汉诉苦，说他的企业产品质量不错，就是销路不好。邱永汉到该企业车间参观，产品质量的确不错，就问：“你们的产品是以内销还是出口为主？”老板说：“主要是出口东南亚。”邱永汉马上告诉他：“产品的包装不行，日本味太浓，没有东南亚国家的特点，你改变一下包装看看，或许会有转机。”果然这家企业产品一改包装，在东南亚就变得畅销起来。老板千恩万谢，非要邱永汉当他企业的顾问不可，当时邱永汉没有答应。
此前邱永汉只担任了日本著名的理光公司的顾问，他不收顾问费，董事长市村清每年给他负担国外旅游费用。他写文章推荐理光股票，该股票市值扶摇直上。市村清建议他开一个顾问公司，邱永汉觉得有道理，1961年他的顾问公司正式挂牌营业。
有了理光这块牌子做样板，很多企业老板慕名而来请邱永汉当顾问。邱永汉一看太多了，应付不了，就定下只收30家，采取会员制，每家每月收顾问费5万日元。虽然定死了名额，还是奈何不了一位生产石油采暖炉的老板死缠，破例多收了一家。这样31家客户，每月的会员费邱永汉就可以收到155万日元。
他兢兢业业为企业出谋划策，为企业解决了许多问题，双方都受益良多。后来经济大势不妙，企业全不景气，邱永汉又考虑开起了“财务研究室”。
20世纪60年代中期，邱永汉就开始研究日本的税制，并于1965年在《日本经济新闻》杂志连载起了有关税金的文章。他发现有很多人关心税制问题，又于1966年开始连载《税金报告》，大谈税制的苛刻、不合理，并教人们如何合法避税、节税，文章大受欢迎。于是，邱永汉挂出“财务研究室”的招牌，对外接受咨询，收费标准为每小时1万日元。
一位年轻人来到邱永汉办公室，说：“邱先生，我想请教一下，到底是经营小酒吧好，还是用钱投资地产更好？”邱永汉打量了这位年轻人一下，然后问他准备用多少钱去投资，他在猜年轻人有多少财产收人。年轻人说：“也没有很多钱投资，大约几千万日元吧！”
邱永汉告诉这位客户：如果利用数千万日元去经营小酒吧，每月盈利必定比不上用在地产投资上，所以邱永汉建议他投资地产更好。年轻人顿悟，满意而归。
邱永汉不太相信手相、风水之类的东西，更不相信命中遇贵人的迷信说法。邱永汉说：“‘贵人’其实就是人际关系罢了。”
众所周知，一般年轻人创业“出道”，大多数仰赖亲戚朋友的提拔，有些则是靠同事同学的引荐，有些则是某种机会里被人点了一下，就开始从事新的事业。但邱永汉认为，总体而言，一个人要闯天下，似乎都少不了“贵人”的启示或提拔的。所以人们把能够提携、帮助他人的人，习惯上称为所谓的“贵人”。
谈到贵人，邱永汉认为“贵人”很重要，但年轻人不能坐等贵人来相助。因为“贵人的出现，并不是凭空而来，至少要让比你实力强的人看得起你才行，或亲朋好友皆认为你值得支持、提拔，你才有贵人；假如你信用不佳或举止失态，讲话放肆，到处惹人讨厌，那么，贵人是永远不会出现的，即使出现了，也会渐渐失去的。”
把“贵人”理解为人际关系，邱永汉的话不无道理。他在日常生活中，就非常注意处理好人际关系。此外，在关于“贵人”的论述中，他提及要注意与“贵人”打交道，否则会失去贵人。这一点他是有切身体会的，他举了自己与檀一雄的关系来说明。
当初他初涉日本文坛，一点名气还没有，直到知遇恩公檀一雄，才有了大转机。檀一雄是文坛大名人，就连《读卖新闻》的记者也不是随随便便能采访到他的。邱永汉在一本刊有他作品《浊水溪》的杂志中夹了一张明信片，寄给檀一雄，并附上几句谦虚求教的话。
檀一雄读了他的作品，意外发现该作品还不错，并推荐给《大众文艺》社出版。
攻关成功，邱永汉一下子作品四处开花。檀一雄将他的稿子亲自送给《新潮》杂志，还打电话向《小说公园》、《文学界》等杂志社打招呼，极力推荐邱永汉，称他是个很有潜力的青年。在檀一雄的推荐下，名气还不够出版个人专著的邱永汉，在大名人帮助下很快在现代出版社出版了《浊水溪》。
10．做生意必须先学会与人打交道
能赚钱的女人一般都有着出色的交际本领，善于和人打交道。即使商场上再难的问题，在她们的协调下，也能迎刃而解。学习如何与人打交道，是女人发挥自我优势的赚钱契机。
女人的交际魅力会大大增加商业运作成功的筹码。女商人毛区健丽就是深谙此道之人。
自信、自强，展现新女性交际魅力；温柔、耐心，彰显女企业家商场风采。她曾向犹太人学习做生意的精髓，她曾在世界金融中心的高端企业运筹帷幄；她关注中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她在中美两国之间穿梭并且乐此不疲。虽然从未在中国大陆生活，她却无比热爱这个国家。她就是美籍华人毛区健丽，一位来自华尔街的女企业家。
毛区健丽是最早来华的华尔街投资者，她在中国经历了90年代的第一轮外资进入热潮。其间，满怀激情的她虽曾遭遇过种种挫折，但她毕竟欣喜地看到了十几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看到了中国企业家思想的日益放开。中国加入ＷＴＯ的成功和中国政府相关政策的完善，使她再一次把投资的热情转向了中国。讲起与中国企业家合作的故事，毛区健丽异常兴奋。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资本市场刚刚开始向国际开放，投资环境和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国内企业需要资金的时候，一般还是习惯于向银行申请贷款，而不是考虑引进外部资本。现在看来，这有点让人不可理解。对于当时的毛区健丽来说，她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说服中国的合作伙伴接受来自国外的投资，然后在合作过程中教会合作伙伴怎样与投资方合作。
“这个过程虽然艰辛，但是很有意思，就像写小说一样。”讲起当年开拓投资领域的甘苦，毛区健丽顿时眉飞色舞，如同回到了当年。
一个投资项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投资方和合作方都对未来的美好前景充满了信心，积极性也很高，这就像写一部小说的第一章一样。可是接下来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合作之初预料不到的困难和挫折，融资方很容易就会对当初选择与国际资本合作的初衷产生怀疑，甚至对自己运作该项目的能力也信心不足。这时，毛区健丽就会适时地鼓励他们：“这部伟大的小说我们现在刚刚写到第三章——曲折的开始，最后一定是精彩的结局，但那会发生在第十三章，而在此之前，我们要经历第四章、第五章等等的跌宕起伏……”毛区健丽运用独有的交际本领打消了融资方的顾虑，女人的交际手腕起到了关键作用，哪怕是一句体贴入微的话语，还是一个充满诚信的微笑。
因为曾经习惯了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当时的国内项目方往往不能正确理解与投资者的合作方式。他们习惯了把资金拿到手中之后自己做主，自行决定资金的投向，甚至将资金投向与申请贷款计划书中所规定的完全不同的项目，或者在当初申请的项目遇到困难之后，对银行隐瞒事实，这也可能是因为比较顾及脸面，不敢把困难公开，而到了不得不说的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而国外投资者最担心的，恰恰就是投资过程中的这种不透明性。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毛区健丽和她的朋友马上学会了如何处理这种问题。在严肃的谈判和交涉中，她总是很风趣地向合作伙伴做这样的比喻：资本与项目的合作就像娶老婆。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唯一性，就像一个人只能娶一个老婆一样，一个项目不可以同时找多家投资者；第二点，是要“同床共梦”，目标一致，共同把投资的项目做好，而不是还在其他的项目上徘徊，或者拿投资方的资金再去投其他的项目；第三点，是要“同甘共苦”，有了问题要与“老婆”讲，大家共同去分析、解决问题，而不是隐瞒。这与银行贷款的不同之处在于，银行关注的是贷款方的还贷能力和期限，而资本是要共同参与整个过程。从银行贷款就像找情人，没有唯一性，有困难也不必跟他讲，期限一到能还贷就是了，而“娶老婆”则完全不同。
毛区健丽像拉家常一样地讲述她当年是如何与中国的企业家合作的。她兴奋得脸颊泛红，再一次为自己把沃顿商学院厚厚的教科书变成了浅显而有创造性的故事而自豪，同时也没有忘记认同矛盾的根源并不在于谁对谁错，而是文化的差异，以及思维方式、办事方式的不同。
“当时他们把我当老外，说我死心眼一根筋。但慢慢地，我被更多的中国人认可了，他们觉得跟我做生意、做朋友都很轻松、很开心。我告诉中国的合作伙伴，如果我们要进行合作，请认真考虑清楚，然后我们‘结婚’。”她认真地补充道，脸上露出迷人的笑靥。
不过毛区健丽的这种出色的商业交际本领并非一朝一夕练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日积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