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九四九年后的农民不再说“甲子”、“辛亥”，是非常缺乏常识的表现。干支纪年中对于“年”的称谓，是一种高雅、庄重的表达方式，就是在古代，也只是某一些人用于某些特定的场合，它从来不是普通民众用来确认“年度”的方式。在古代，对“年度”的确认，通常采用帝王纪年，这是官方与民间都如此的，例如范仲淹《岳阳楼记》首句“庆历四年春”，苏轼《放鹤亭记》首句“熙宁十年秋”。干支纪年六十年一循环，容易造成混乱，一定要用时，也往往伴以帝王纪年，例如《兰亭集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就是帝王纪年和干支纪年“并置”。单独用干支纪年的例子，当然也有，例如苏轼《前赤壁赋》首句“壬戌之秋”，但这是士大夫在做高雅的文章，不是日常闲话。所以，中国古代，一直是有两种时间的“并置”的，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单独用干支表明“年度”，自古就很少见，匹夫匹妇则从来不会这样做。蔡翔先生说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农民不再用干支确认“年度”，表明了农民将“年”“纳入了国家（现代）时间”，是很滑稽的说法。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民国时期，用民国纪年确认年度，已经形成习惯，即便底层农民亦如此。在六七十年代，某些偏远地区，民国纪年的残留，仍然能在一些农民的嘴上听到。对于民间社会来说，民国纪年既然是国家法定的纪年方式，那也就与古代的帝王纪年无异。同样，一九四九年以后，既然法定的纪年方式是公元纪年，那百姓们自然也就以此种方式指称年份，这也与古代的帝王纪年无异。对于老百姓来说，尤其是对于乡村社会来说，以何种方式确认年份，是并不太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以何种方式确认月与日，因为月与日与自己的生活安排，与农业耕作，关系极其密切。蔡翔先生在安徽农村“插队”四年，我则生长于安徽农村。我知道，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所谓“阳历”（公元纪年）对于农民，是一种十分外在的东西。蔡翔先生说，那时候的农民用“阳历”来“组织自己的政治生活”，这里的“组织”一词十分不当。那时的农民，决不会主动“组织”什么“政治生活”，他们的“政治生活”都是“被组织”的，是“国家”强加的。“国家”按照“阳历”“组织”着农民的“政治生活”，农民只不过是一种被动的应付。至于农民在组织、安排自己的生活时，是完全依据所谓“阴历”的。农民的春种秋收，农民的婚丧嫁娶，都依阴历而动。农历（即俗称的“阴历”）与中国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关系太密切了，如果摧毁农历，农村社会就会乱成一锅粥。大量的农谚，指导着农民的劳作和生活，而农谚与农历又是无法分离的。在上面所引的蔡翔先生原文中，让人莫名其妙的说法很多。那时期的小说中经常出现“晌午”、“傍晚”一类“自然时间”，这也成了一个“问题”，蔡翔先生对其原因的解释是“钟表的普遍匮乏”。然而，难道今天的小说，难道今天写城市生活的小说，里面没有大量的“上午”、“中午”、“晚上”一类“自然时间”？难道钟表不再匮乏以后，小说叙述就一定都要依据“钟表时间”？“他6点整起床”、“她17：30到了菜场”、“他与她22：15分手”……难道人腕一表后，小说就都应该这样写？难道钟表普及后，所有的小说都要写成侦探小说？
六
“绕”的例子，再举几个。
例三，关于“动员”。
在中国当代的政治文献中，“动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这一概念同时也频频出现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之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构成了“动员——改造”的小说叙事结构。一个政治概念，如此大面积地进入文学，尤其是小说叙事，固然可以据此说明当代文学与当代政治之间紧密的甚至是互动的纠缠关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说明“动员”在中国当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不止是政治生活，1950年代以后，这一概念还开始向社会、文化、思想等领域移动，并且直接影响了“**********”的政治——组织形态。（第73页）
这是第二章《动员结构、群众、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开场白，下面整整一章，就是围绕“动员”这一所谓的“概念”绕来绕去。
现代汉语中的“动员”一词，原本是一个日文词。“动员”首先是一个军事术语，后来才在蔡翔先生所谓的“革命中国”和“革命之后”，演变成政治术语和日常用语。这样的例子很多。“战线”、“阵地”、“战士”“火线”、“冲锋陷阵”等等，原本都是军事用语，后来都成了政治用语和日常用语。而政治用语进入“十七年文学”和“****文学”，是很普遍的现象，“动员”决不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这期间的文学，是高度政治化的，是直接为现行政治服务的，是政治的附庸，有大量的政治术语、政治概念进入文学，是正常不过的事。
“动员”作为一个军事术语在中国社会流行，始于抗战。国民政府决定全面抗战后，对全社会各种力量的“动员”就成了一个很重大的问题，于是“动员”一语频频出现在各种文章、演讲中。****的话语体系里，许多用语，原本都是国民党的用语，“动员”也是。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后，****也开始大谈“动员”问题。抗战开始后，******在写文章、做报告时，就常常谈“动员”。一九三七年八月，******为中央宣传部门写了题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10]。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其中特意强调了“抗日的政治动员”。蔡翔先生说，“动员”这一用语是一九五〇年以后才进入文学、进入日常生活，才向“社会、文化、思想领域移动”，这并不准确。抗战时期，在****领导的军队里，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动员”就向各方面渗透了。铁凝的长篇小说《笨花》，就写到了在****的冀中根据地，“动员”一词是如何流行的。当取灯（小说人物）要当脱产干部时，时令（小说人物）问她：“你要脱产了，怎么就想不到‘动员’我一样东西？……”而“取灯对时令这句话没有思想准备。她隐约听说，八路军时兴互相动员东西：一顶军帽，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条皮带，甚至手枪、子弹。互相动员东西是八路军革命情意的互相表达，但取灯还不曾想到从时令身上动员东西。也许，‘动员’是抗日队伍里的一种时尚，你懂得了‘动员’，便是真正的脱产干部了。”[11]《笨花》虽然是小说，但这里却是在写实。
例四，“盖棉袍”与“吮疽”。
在《革命》第二章第三节“干部”中，蔡翔先生从小说《战斗的青春》中一个细节入手，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战斗的青春》中，有区小队野外宿营时，几个“干部”为睡着了的士兵盖棉袍的细节。蔡翔先生说：“‘盖棉袍’这一细节似乎并不完全是小说家的虚构，相似的细节也同样出现在一些历史文献中。”蔡翔先生以******所写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的一条规定为例：“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给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办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办法。”蔡翔先生把会议决议案中的条文说成是“细节”，属用词不当。这也不能细究。蔡翔先生由此得出结论：
从政治想象到制度实践，再到小说虚构，这一细节实际上已经成为某种文学隐喻（引按：又是“隐喻”）。当然，在不同的立场，对这一细节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一细节蕴含着的，是对干部，也即对“革命中国”的新型的管理者的某种想象。（第99—100页）
这样的结论，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爱兵如子”，是中国传统的治军之道。不仅中国，哪个国家、民族，恐怕都有这种传统。要想让士兵死心塌地地为你效力，要想让士兵对你心怀感激从而在战场上报答你，你就要平时对他们好，在生活上处处关心他们。“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办法”，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外国我不太了解。但我知道，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细节”举不胜举。这里只举《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写吴起的一个“细节”：
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为哭？”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吴起身为主将，却与最底层的士兵同吃同住，穿同样的衣服；行军时不骑马不坐车，吃剩的军粮亲自打包，不麻烦士兵动手。有士兵生了毒疮，吴起亲自动“嘴”，把那里面的脓啊血啊，吸将出来。这士兵当然感动得一塌糊涂，但他的母亲闻讯却哭了。有人问：“您的儿子不过是普通一兵，大将军却亲口为其吮疮，这何等荣幸，您怎么还哭呢？”母亲说：“您是不知道啊！当年吴将军也这样为孩子他爹吸过疮，他爹在战场上拼杀时头都不回一下，眼都不眨一下，不把自己战死决不罢休，终于死在战场。现在吴将军又这样对待他的儿子，我不知道他死在何处啊！”吴起的这种“取得群众”的伎俩，先秦时的一个民妇都能看穿，今天的蔡翔先生难道真看不明白？先秦就有的这种“爱兵如子”的传统，后来代代相传。现代将帅里，冯玉祥是把这种传统继承得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古已有之的东西，怎么到了蔡翔先生的话语体系里，就成了“新型”的什么“想象”呢？怎么任何陈腐、肮脏、邪恶、残暴的东西，一被贴上某种政治标签，就变得新鲜、圣洁、正当、仁善，并且放射着耀眼的“现代性”呢？
例五，关于“工分”问题。
当然，原因并不仅于此，比如说，我们怎样看待“工分”问题。“工分”使得分配形式抽象化，但是这一抽象化并不以货币的形态表现出来，而只是一种有待年终实物（粮食）兑现的数字化结算模式。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数字化的管理方式的介入，才真正导致了农民和土地的情感疏离，并使得“深埋”的记忆有可能复活并被反复生产。（第262页）
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说的也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人民公社”时代，农村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农民出工每日由生产队记“工分”。但粮食兑现并不总是等到年终。什么粮食收上来了，就分配什么粮食。小麦收获了，分小麦；水稻收获了，分水稻；红薯收获了，分红薯，现收现分，这怎么是“数字化结算模式”？如果要年终粮食才兑现，那第一次兑现就只能在乱葬岗进行。到年终，则是算生产队的工分值和每户与队里的盈亏账。农民出工，一般以“分”为单位获取工分（有时也精确到厘）。例如，全劳力每天十分工，半劳力每天五分工。十分工为一个工。年终，队里全年粮食总收成按官价折合成人民币，就是全队一年总收入，再将这理论上的人民币，除以全队工分的总个数，就得出这一年队里的工分值，即每个工值多少钱。队里的总账算出来了，每户的账也就清楚了。如果该年队里每个工值一角钱，而你家全年挣工分五百个，你家全年应得报酬，折算成人民币就是五十元。这一年，你家从队里分得的粮食折算成人民币，如果超出五十元，那就是超支户，也就是高晓声笔下的“漏斗户”。但如果不足五十元，比如，只有四十元，那就是队里欠你十元。但队里的这种欠账，也只是理论上的，不可能支付，因为实际上是那些超支户欠盈余户。
类似于记“工分”的“数字化方式”，也并不绝对新鲜。这只是集体化劳动的一种计酬方式。把这种表面的、枝节的问题说成是导致“农民和土地的情感疏离”的原因，真让人难以思议。集体化劳动，实际上就已经把每一个具体的农民与土地分离了。在“人民公社”时代，农民总体上仍然依存于土地，但具体到每一个农民，土地又是外在于自身、与自身没有多少关系的。每一个具体的农民，都失去了对土地的监护权，用文学化的说法，失去了对土地的“疼爱权”、“抚养权”。传统中国农民对土地有无限深情。如果土地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就可以尽情地经营着它、呵护着它、疼爱着他。如何犁如何耕，种什么怎样种，都由自己做主。有事无事到地边转转，看见一块土圪垯，顺手揉碎；发现有根杂草，随手拔掉；猪屎人尿狗粪，随时往地里送点。而在“人民公社”时代，每一个具体的农民，都被剥夺了这样对待土地的权利，当然，也被剥夺了这样对待土地的心思。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集体劳动，一切由队长说了算。种庄稼，经验是十分重要的。而经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种田高手，总是年岁较大的老农。而那时候的队长，却又总是根正苗红的年轻人。这些队长，自己没经验，一般也不屑于向老人讨教。全队的人，都听队长的号令，怎么可能不与土地“情感疏离”？当然，导致这种“情感疏离”的根本原因，还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是那种以结果平等为目的的分配原则。只要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哪怕每天实物兑现一次，农民与土地的情感也必然会“疏离”，这个道理简单至极。
七
这篇“杂论”，真是又杂又长了。但还有些话想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北京城里，上海滩上，冒出一批“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所谓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们高瞻远瞩，上下几千年、东西几万里，尽收眼底；他们纵横捭阖，子曰诗云、声光化电，无所不论。国际国内政治、国际国内经济、国际国内文化，他们谈；苏联问题、东欧问题、美国问题，他们谈；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琉球问题，他们能谈；宗教问题、环境问题、气候问题，他们谈；自由问题、民主问题、平等问题，他们谈……他们登高能赋，他们大笔如椽，他们汪洋恣肆，他们一泻千里，他们手挥目送，他们点铁成金……其中有的人，是我过去很熟悉的，可谓知根知底。看到他们一夜之间膨化成这样，我往往目瞪口呆。他们或许以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但我却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妄人但却产生了妄人的时代。
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应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有一种对外国理论生搬硬套的研究方式。面对文学作品，他们并不能独立地发表见解，并不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他们必须先找到一种外在的理论，然后用当代文学作品去套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可以是文学的，但常常是非文学的。政治学理论、文化学理论、人类学理论、哲学理论，甚至经济学理论，都能成为他们研究当代文学的工具。这些理论都是外来的，都是翻译过来并且时髦一时。他们永远依赖时髦的外来理论、概念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他们八十年代的文章，一定与八十年代的时髦理论相对应；他们九十年代的文章，一定套用的九十年代的时髦话语。他们以后会写出怎样的文章，我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这取决于以后有怎样的理论被翻译过来并且时髦。
这两方面的问题，是我读蔡翔先生这本《革命》时想到的，那说明蔡翔先生与两方面都有点关系，《革命》就兼具这两方面的特征。《革命》以“十七年文学”为研究对象，但谈论的远不只是文学问题。《革命》的“结束语”是“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克服危机的努力”，可谓卒章显其志。然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危机”、“克服危机的努力”，这是何等复杂的问题。它是一个与文学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共运史、****党史、中国当代史等等，都与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一个一直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人，忽然就有资格一本正经地谈论起这个问题，这当然就使自己成为当代中国“百科全书派”的一员了。然而，把前面章节中的三十六行、一千几百个字，在“结束语”中原原本本地再说一遍，又分明让人感到论述这个问题时的捉襟见肘。当代中国的“百科全书派”在登高能赋、手挥目送的同时，是病句连篇，是语无伦次，是漏洞百出，是概念混乱，是常识性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这样一种特色，也为《革命》所具有。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著作，对时髦理论的套用，也是《革命》的特征，对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照虎画猫，就是一例。另一个例子是“现代性”这个概念。“现代性”这个概念在蔡翔先生那里，成了法力无边的东西。其实，当人们想要用“现代性”来解释一切问题时，它就什么问题也解释不了。在中国的学术界，“现代性”已经成了一个最无聊最没有意义的概念，它像一块肮脏的抹布，好像什么地方都可用它来擦拭，但它又只能把什么地方都越擦越脏。
一一指出我所认为的这本《革命》的乖舛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数倍于原书的篇幅。但是，书中的“革命中国”这个概念，我还想再谈一谈。书中这样界定了这个“概念”：
在我的叙述框架中，“革命中国”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使用这一说法，目的在于划出一条它和“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必要的边界，尽管，这一边界在许多时候或者许多地方都会显得模糊不清。所谓“传统中国”，我指的是古代帝国以及在这一帝国内部所生长出的各种想象的方式和形态；所谓“现代中国”则主要指称晚清以后，中国在被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或者直白地说，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现代性——当然，这也是两种比喻性的说法——而“革命中国”毫无疑问的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第4页）
“革命中国”是蔡翔先生为写作《革命》而特意创造的一个概念。上面的这番话中，连用几个“比喻”。这种对一个语言学常用术语的随意使用，怎么能把一个自创的概念界定清楚？而“整个20世纪”的说法，也让人猜不透究竟有怎样的微言大义。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过了五分之一，才在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此前的二十年，可不是寻常的二十年。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这两大事件就不说了。光复会的成立，同盟会的成立，三民主义的提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国民党的成立，袁世凯的称帝，护法运动，南北议和，军阀混战……可都发生在这二十年。如此波谲云诡也波澜壮阔的二十年，蔡翔先生以什么理由将其一笔勾销，或者说，以什么名义将其纳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之下的“革命中国”中去？
一九四九年以后，被蔡翔先生命名为“革命之后”，因此，蔡翔先生所谓的“革命中国”存在于一九四九年以前。在蔡翔先生看来，一九四九年前，有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是“革命中国”，那么，另外就有一个作为“革命中国”之“革命”对象的中国，那只能称之为“反革命中国”。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革命”和“反革命”原本都是国民党的政治用语，国共十年内战时期，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一直认为****是“反革命”的。为了不至于引起混乱，建议将“革命中国”换称为“共产中国”。
当然，名目问题还不是最麻烦的，麻烦的是怎样去理解、把握、捉摸蔡翔先生所定义的这个“革命中国”。其实，我很体谅蔡翔先生将这“革命中国”说成是一个“比喻”的苦衷。因为这个“革命中国”，是虚虚实实，真真幻幻，亦虚亦实，亦真亦幻的。让我们简单回忆一下****党史，或者说****革命史。
****党史的第一阶段，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大事年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一大在上海召开，十几名代表，代表着全国五十余名党员。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二大在上海召开，十二名代表，代表着全国一百九十五名党员。在一年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发展了一百四十余人入党，这个成绩不能说很好。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三大在广州召开，三十多名代表，代表全国四百二十名党员。这一年成绩稍为好一些，比上一年多发展了数十人。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是****党史第一阶段的前期。实际上，****一成立，列宁和共产国际就将让****融入国民党，与国民党一起进行蔡翔先生所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桂林拜访孙中山，在桂林盘桓了九天，与孙中山三次长谈[12]。在马林与孙中山谈话的基础上，共产国际做出了****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领导下从事“资产阶级”性质的“国民革命”的决定。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在****成立刚刚一年、全国党员不到两百人的时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讨论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问题，马林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由于大多数委员对共产国际的命令不能理解，会后，只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少数领导人加入了国民党。这一点应该再强调一下：一九二二年的时候，陈独秀、李大钊、张太雷等****领导人，就加入了国民党。
一九二二年七月，苏俄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来到中国。越飞与孙中山谈得更投机。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孙中山和越飞共同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这个“宣言”的内容，值得关心“革命中国”的人注意一下。“宣言”共四条，第一条就强调：“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13]在决定“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同时，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并请求苏联派得力人员来华帮助国民党的改组。苏联当然很乐意“承包”这一政治工程。一九二三年九月，鲍罗廷受命来到国民党的政治中心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对鲍罗廷十分信任。鲍罗廷的正式身份是“顾问”，并且有一个顾问团。鲍罗廷名曰“帮助”孙中山“整党”，实际上大权独揽，按照苏共的理念和组织方式改造国民党。在鲍罗廷来华前的一九二三年五月，****中央机关已由上海迁到了广州。鲍罗廷到广州后，主持国民党的改组，同时当然成了共产党的“太上皇”。如果说，鲍罗廷这时候是在按照苏共的理念和组织方式“改造”已有暮气的国民党，那他同时又在按照苏共的理念和组织方式在规范新生的共产党。国共两党，实际上都为鲍罗廷所掌控。鲍罗廷左手捏着共产党、右手握着国民党，改造着、塑造着，有时又将双手合拢，揉面一般将两党合在一起搓揉着。后来，司徒雷登在《在华五十年》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说：“苏联的顾问团在两位英才鲍罗廷（Michael Borodin）和加仑（Galen）的带领下，从一九二〇年（引按：时间稍有误）开始按照苏联的模式重组国民党。孙博士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去世，改组的进程却并未终止，就连‘北伐’也是两人规划的。”[14]
鲍罗廷将国共两党放在一起搓揉，也并不奇怪。在他来华前，****于六月间召开了三大，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尽管党内对融入国民党有异议，但却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从这时到一九二七年四月，是所谓国共的第一次合作期。这期间，两党合一，都是“革命党”，两党共同营造着蔡翔先生所谓的“革命中国”。也许应该说一下这几年******的行状。******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部长汪精卫，未到任，秘书沈雁冰），也曾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沪、苏、浙、皖、赣）组织部部长胡汉民的秘书。这期间的重大活动，“五卅运动”、“北伐”，都是两党共同进行的，或者说，共产党都是配合国民党进行的。即便是****单独策划的活动，党员也是以双重身份露面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国民党也是搞工农运动的。国民党内有左右两派之分，国民党****对于发动工农起来革命，对于提高工农生活水平，与共产党初无二致。******最初也是国民党内的****。中国现代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沈定一。沈定一才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之父。****方面的彭湃、******都是步其后尘者。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破裂，这期间的重大罢工运动，都是两党共同参与的。
按照蔡翔先生的说法，国民党代表的是“现代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革命中国”。然而，国共“合作”期间的********如何进行确认？如何把共产党的“革命中国”从国民党的“现代中国”上剥离下来？
八
真正实现了这种剥离的，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开始的国民党清党。
国民党清党，捕杀共产党人，共产党决定武装反抗。其时以瞿秋白为负责人的****中央，要求****党员在各地发动武装暴动，实行“********”，下达的指示中，用得特别多的一个字，是“杀”。“在暴动中应毫不顾惜地没收地主土地，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派”，“尽量实行********”[15]。蔡翔先生说，“没有人会赞美暴力”，说明他对****的这段历史也不了解。在****中央的命令下，****地方组织唱着暴力的赞歌，在各地发动武装暴动数百起，杀、杀、杀，杀得血流成河。当然，暴动都很快被镇压。进入十年内战时期后，“革命中国”开始有了一点实体，建立了几块根据地，还一度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几年后，在国民党的围剿下，几块根据地都失去，一九三五年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总兵力是一两万人。这时候，“革命中国”有怎样的影响呢？一九三六年在清华大学加入****的韦君宜晚年有这样的回忆：“共产党本身的影响，当时实在并不大，我们只知道有一支红军在四川一带与国民党部队打仗。国民党报纸天天登着‘****残匪已就歼’。后来忽然又看到这支共产党军队跑到陕西去了，从陕西又跑到山西，山西又回到陕西，我们实在也没见他们对抗日实际局势做出任何扭转。真正震动全国人心的是北平、上海的****活动，七君子的被捕，连宋庆龄都出面支持，自愿坐牢。最后来了个‘西安事变’，这才使共产党的影响真的扩大到了全国。”[16]
全面抗战开始，国共有了第二次的所谓“合作”。作为国民党承认****合法的前提，****做出了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的彻底民主制；（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纲领。”[17]抗战期间，中共有陕甘宁边区，还在不少地方建立了敌后根据地，虽然这些地方实际上是独立王国，但名义上，还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的。更重要的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的承诺，不能违背，在当时的情形下，也不敢违背。十年内战时期在“苏区”实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等政策不能再实行了，“分田分地真忙”的歌，不能再唱了。抗战时期，国统区也好，共产党占领区也好，抗日都是主调。****抗战时期在自己占领的地区，发动农民、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减租减息，然而，减租减息本是国民党先提出来的，是三民主义中的内容。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做出了《规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的决议。一九二六年十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减轻佃农佃租百分之二十五”作为党的政治纲领，这一政纲后被称为“二五减租”。当然，这一政纲，国民党执行得并不好。而真正将国民党的这一政纲落到实处的，是****。抗战时期，****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切实实行着国民党的减租政策。
这期间，在某些国民党统治区，减租政策也曾一定程度被付诸实践。抗战时期，陈诚曾任湖北省主席，他就曾在湖北省努力将“二五减租”政纲落到实处。在《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中，陈诚说：“‘耕者无其田’已然够‘不平’了，若再横受地主的压榨，以至‘不能自养’，天下痛心疾首的事，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吗？”陈诚接着说：“当然，好的地主也是有的，但大多数是以佃农的血汗来营求自身安乐的剥削者。佃农终岁辛勤所得，要大半辇送到地主家里，幸遇丰年还可以勉强过活；而靠天吃饭的中国农村，水旱成灾是常事。这就无怪孟子说：‘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了。”陈诚得出结论说：“所以要拯救贫苦的农民大众，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减租。”所以，在任湖北省主席时，陈诚主持制定出了《湖北省减租实施办法》，提经省府会议通过实行[18]陈诚是国民党高官、政要。他的这些话，是不是让我们许多人惊讶？是不是与我们印象中的“国民党”很不吻合？这些话是不是太像共产党说的而太不像出自国民党要人之口？
所以，抗战期间，虽然国统区与****占领区在空间上泾渭分明，但说国统区就是“现代中国”而****占领区就是与之对立的“革命中国”，却并不容易；要说国统区代表着“资产阶级现代性”而****占领区代表着“无产阶级的现代性”，就更让人哭笑不得了。当蔡翔先生试图在一九四九以前区分出********时，丝毫没有考虑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这十年间国民政府在国家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这种成就是在内忧外患中取得的。这十年，被史学界称为“黄金十年”。当然，蔡翔先生可以不屑地说，那种建设成就表现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现代性”，因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但生前长期是****理论权威的胡绳，晚年却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二〇〇三年第一期发表了王文滋的《胡绳晚年关于近代史上的中国国民党的再评价》一文。据王文滋梳理，胡绳对国民党的政治性质做出了重新认定。他强调：“国民党总的说来是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但笼统讲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行，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集团。国民党复杂得不能笼统地讲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原因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说就在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单纯，而是有着中国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自然地反映到国民党身上。这个中国特色就是各个阶级、阶层都有着某种封建性，只是程度不同，形式有异罢了。”这番话说得真好。“各个阶级、阶层”都带有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封建性”，没有纯粹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纯粹的无产阶级。胡绳肯定了“黄金十年”的成就：“在这10年里，执政的国民党在经济特别是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了诸多有影响的变革措施，主要包括：关税自主、税制改革、币制改革、公债发行改革、银行改组和金融资本国家化、发展国家资本、开发国防工业、整顿统一市场、发展交通运输业等。这些改革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比如，1933—1935年完成的币制改革，不仅刺激了1935—1937年国内工商业以20%左右的增长率高速增长，而且由于采取汇兑本位制的法币与世界硬通货的联系更为紧密，也引发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1936年进口额达9.41亿元，出口额达7.06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了2200万元和1.3亿元.1936年1月竟出现百万元的贸易顺差。1927—1937年间，中国的公路通车里程从3.2万公里增加至11.6万公里，新建成了7895公里的铁路，这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论及国民党为何最终失败时，胡绳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在农村无所作为”，一是“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在农村没有作为，虽然1926年就制定了“二五减租”的政纲，但一直没有真正在全国范围有效地实行，于是就把农村“让给了共产党”。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胡绳认为也是极大的过错。胡绳强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件进步的事情”，而国民党却没有抓住历史机遇踏踏实实地做这件事。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于是城市资产阶级也并不支持国民党，这样，国民党在失去农村的同时，又失去了城市，焉能不败？[19]
我以为，胡绳晚年的看法是很正确的。如果国民党并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政党，如果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那么，国民党也就并不能代表蔡翔先生所谓的“资产阶级现代性”。蔡翔先生之所以要在理论上确立一个“革命中国”，是为了把自己的论述对象与那个“现代中国”相区别，这个“现代中国”的特征是“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或者直白地说，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现代性”。而“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胡绳先生晚年告诉我们，并不曾有过蔡翔先生所说的这样一个“现代中国”。
前面已经指出，蔡翔先生所谓的“革命中国”，是真幻难辨的。借用蔡翔先生十分喜爱的“想象”一词，这个“革命中国”只能在“想象”中存在，是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当然，我的“想象”与蔡翔先生也一定不同，因为想象的资源不同。至于被蔡翔先生作为“革命中国”之对立面的“现代中国”，也是子虚乌有的。
“百科全书”式的宏论可以休矣。语无伦次、绕来绕去和生吞活剥式的文学研究可以休矣。依据从长期的政治宣传中得到的“知识”对中国现代史说三道四，可以休矣。
（二〇一二年二月四日至十二日作，
原载《当代文坛》二〇一二第三期）
注释：
[1][10]见《******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1页，第17页。
[2]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288页。
[3]郭小川：《〈红灯记〉与文化革命》，载《戏剧报》1965年第6期。
[4]刘厚生：《略评〈红灯记〉》，见《人民日报》，1964年10月24日。
[5]刘开宇：《烈火金刚——谈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英雄形象的塑造》，见《文汇报》，1965年3月13日。
[6]见《为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塑造李玉和形象的体会》，载《红旗》1970年第5期。
[7]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8]见《世说新语·言语》。
[11]铁凝：《笨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5页。
[12]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9]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页。
[13]黄修荣：《第一次国共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14]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常江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15]《瞿秋白年谱》，姚守中等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页。
[16]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7]见《****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116页。
[18]见《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195页。
[19]见王文滋：《胡绳晚年关于近代史上的中国国民党的再评价》，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