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在这里的六篇文章，是对六本书的评说，更准确地说，是对六本书的批判。六篇文章，发表后都有些动静，有的闹出的动静还很大，甚至酿成国际事件，当然，更准确的说法是，酿成了国际闹剧。这些文章，或多或少给我自己带来些麻烦，所以名之曰《有事生非》。
闹出国际事件的，是《汪晖〈反抗绝望〉的学风问题》一文。此文于二〇一〇年春发表。事先，我知道文章会有“轰动效应”，但没想到“轰动”得如此厉害，更没想到“轰动”出了国界，“轰动”到了欧美。这篇文章，主要说的是已成“学术经典”的汪晖先生成名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抄袭问题。先是，国内六七十名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要求有关单位严肃对待此事，给社会一个说法。于是，刘禾女士紧急联络国际学者，也有六七十人，联名发表公开信，担保汪晖没有抄袭。当时就有不少人提出质疑：这些在公开信上签名的外国学者，绝大多数不懂汉语，如何担保一种汉语著作没有抄袭？请这样一群人担保汪晖没有抄袭，岂非是让一群全盲的人担保一副地图没有画错？岂非是让一群全聋的人担保一首歌曲没有跑调？岂非是让一群完全丧失了味觉的人担保一碗菜没有发馊？让一群完全不懂汉语的人担保一种汉语著作没有抄袭，从“学理”上说，与让一群文盲担保汪晖没有抄袭，毫无二致。刘禾是在发动一群国际学者对抗国内学者，但也是在拉来一群文盲压制国内学者。
发动此事者的心智，姑且不论。那群根本不懂汉语的国际学者居然在这样的公开信上签名，倒是值得深思的事情。此后的几年间，有好几位在刘禾策划的公开信上签名的外国学者传来信息，说自己当初之所以在公开信上签名，是因为获悉汪晖在国内受到了严重的政治迫害，而指控其抄袭，正是政治迫害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信息，让事情变得清晰起来。那些不懂汉语的外国学者，不少是本国的“知识左派”。而在他们那里，“左派”是永远与官府对立的，永远是反体制、反权威的。他们以为中国的情形也如此。当国家为了迫害一个知识分子而指控其学术抄袭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站在被迫害者一边，因为既然是国家蓄意要迫害一个反体制、反权威的知识分子，那这种指控便一定不但是虚妄的，而且是卑劣的。这也让我们明白，一些中国的或者本来是中国的后来又成了外国的，但又在中国和外国两面挣名利的“国际学者”，面对国际和面对国内时，面目是两样的。鲁迅写过一篇杂文《二丑艺术》，勾勒的二花脸，与这种面目庶几有几分相似。
关于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两篇文章，则是在事件发生后被逼出来的。汪晖的《反抗绝望》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博士论文。我的文章发表后，有人以“八十年代”的名义为汪晖辩护，强调在“没有学术规范的八十年代”，我指出的那些问题都不算“抄袭”，更有人命我“好好读读”汪晖的成熟之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我于是写了《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献疑》。再后来，汪晖先生通过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给我发来了“律师函”，命令我立即停止“诽谤”并做出书面道歉，这逼我写出了《再说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剽袭问题》。实际上，我的几篇文章，其他人的许多文章，国内六七十位学者的联名信，都没有对汪晖先生构成实质性的打击。汪晖先生不但依然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博导，而且光荣地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有资格在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记得事件刚起时，网上有帖子说：“汪晖是攻不倒的，小右们收兵吧！”看来发帖者不是等闲之辈。刘禾女士当时是为了救汪晖于危地而发动六七十名国际学者为汪晖“担保”，但刘禾女士如果以为是自己的义举救了汪晖，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群汉语文盲者的担保，也许的确能蒙蔽一些普通民众，的确能起一点混淆视听的作用，但对有权力处置汪晖者并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他们还不至于这样容易被忽悠。虽然汪晖的安然无恙和荣任国家级“委员”与刘禾女士的拔刀相助无关，但刘禾女士却有义务把汪晖的安然无恙并荣任“委员”通告那群国际文盲。
此前，我也曾在《文艺研究》上先后发表两文，批评刘禾女士的《跨语际实践》和《语际书写》两书。刘禾女士发动国际学者声援汪晖后，网上有人说这是因为我写了这两文，所以刘女士要以此种方式报两箭之仇。这样理解刘禾女士投袂而起的动机，那是太简单化了。我的两篇书评令刘女士不快，只能说是促使刘女士有此义举的原因之一，决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全部原因。
两篇针对刘禾女士的书评也收在这里，这就是《花拳绣腿的实践——刘禾〈跨语际实践〉的语言问题》和《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刘禾〈语际书写〉〈跨语际实践〉的问题意识》。刘禾两书，尤其《跨语际实践》，研究的是西方概念进入中国、在中国扎根生长的问题。我以为，刘禾的研究有着两大问题，一是空疏不实，一是无的放矢。具体看法写在文章里，这里不多说。两文发表后，北京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中国现代文学关键词的文章，文章开头说到了我对刘禾的批评。陈教授文章引用了《以伪乱真和化真为伪》中的几句话，但注释却说明出自《花拳绣腿的实践》，我由此断定，陈教授并未认真读我那两文，甚至并不知道我其实写了两篇文章批评刘禾。陈教授一开始就强调，刘禾研究的是“语言问题”，而“王并不是语言学家”，只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因此，“王”只是指出了刘禾的几处知识错误，并不能构成对刘禾真正的诘难。陈教授以一种权威的口吻，评说着学术界对“语言问题”的研究。这让我有点纳闷。我想：陈难道是语言学家吗？陈难道是语言学的泰斗吗？如果不是，如何有资格说王没有评说刘的资格，又如何有资格对语言学家的各种观点评头品足？
我当然不能说我对刘禾研究的问题有什么研究。但我对这问题却早就有兴趣。西方概念，基本上是通过日本进入中国的，这些概念，其实都是日语外来语。一九七八年，我参加高考，被军队的洛阳外语学院（现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录取，被分配到日语专业。学了一点日语后，就对日语中有着大量的汉语词颇感兴趣。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日语中的汉语抽象语》，要求必须用日文写，那时不知道，现在知道，那日语表达肯定让日本人发笑。当然，后来并没有吃日文饭。但对中国现代人文领域、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来自日本一事，始终有兴趣，也曾在一九九五年写过《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一文。我说这些，并非意在强调我有足够的资格谈论“语言问题”，而是在说，我对刘禾的批评，也是兴趣使然。
收在这里的六篇文章，都是所谓学术批评。批评别人的学术，不必自己一定特别有学问。指责饭店的菜做得不好，不必自己是高明的厨师；指责别人的歌唱得不好，不必自己是帕瓦罗蒂或邓丽君。我虽然写了些学术批评，但做梦都不敢自认为是有学问的人。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