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异地作调查，走进他者的世界，感受纷繁的文化生命力。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后回到自己原来所在地，进行描述地方风情的工作，客观、科学地阐释所经历的和所谈闻到的各种文化现象，尽可能达到理解他者的目的，也理解自己的文化是多么的和所调查到的群体文化不同；回到家乡做调查，田野概念得到重新界定。在不同田野场合赋予了不同身份，在他乡我是一个外来调查者；在家乡我是家乡的人，又对家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对自己家乡保持着一份游子的感情，热爱家乡的文化和创造这个文化的人民。进行家乡人类学调查，这时我的任务是向外展现我民族文化。在异质与同质社会的比较中，找到了自我文化的缺陷。这是一种人类学的本土回归，在“文化批评”中，理解他者，反思自我，才能在当今性代性的多元文化竞争中，找到自我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知道自己是什么，他者又是什么，“自我”“他者”不断被表述，最后在表述中获得与人和谐相处的方法。
他者与自我往往存在模糊性，我们有意无意的建构出他者，如我刚上大学时候，把身边的同学想象成与自己不一样的人，至少是在生活习惯上，同学也把我当成了他者的对像。后来去布依族村寨去瑶山调查，我总把自己和自己家乡看成是当地人的他者。当我们拿起一本人类学的着作，作者和书中作者表述的族群和人是相对于我们的他者；对于人类学者所表述的族群和人来说，作者和外界读者是与他们相别的他者，与他者相对应者为自我。可见每个人都是他者，每个人有可能是自我，区别仅仅是谁在表述，谁被表述。我关心的是谁在表述，什么人参与了表述。在对“东方学”式的异化他者的批评中，我不认为边远山区人是沉默的他者，而我们所做的田野调查恰恰是把这些人声音表述出来，换句话讲我们所做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描述或是一种复制他者的工作，而是对他者的地方性知识的“解释的解释”，从而改变我们自己价值观中的自我主义。
以萨林斯为代表的西方人类学者认为人类学出现了“表述危机”，由于不能够深入理解异文化的深层结构，早期人类学者几乎不可能提供一种强有力的解释模式。人类学者之所以对文化本质有错误理解，主要是因为他们习惯于西方理论来解释生活。也就是说，把他者当作是没有表述能力的沉默者，西方人类学成了他者的代言人，这样的结果，“异文化”研究成果反映的是西方本土社会观念的表述。为避免上述所谓的错误理解，当代人类学者在做田野工作时，赋予当地人以解释的权利，尽量在田野报告中把调查对象的声音给体现出来，这是回到学校“这里”之后所要强调做的工作。在人类学“表述危机”的背后，所反映的是当今人类学者对自我的反思。这个自我可以是人类学者个体本身，也可以是人类学者所属的社会文化，就是说利用对他者的理解，来揭示自我的弱点，包括反思民族志过去的表述方式。
综上所述，我从学校“这里”接受专业的训练，读了大量的人类学着作，尤其是经典人类学着作。经历了枯燥、不解和迷茫之后，在丰富的他者文化世界里，渐渐寻得人类学的趣味来，我知道，这仅仅是人类学研究之路上的第一步。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生命力之源，人类学专业的学生被要求一段“到那里”田野调查的经历，每个人类学初学者都在田野里完成了“成年礼”。田野调查是一门很有讲究方法的技术，只有掌握了基本调查技术，才有成功的田野工作的可能性。在经历了几次田野之后，我试图得出一个最重要体会——那就是你若想获得丰富而可靠的信息，调查者（我）必须走进被调查者（他者）的生活，走进他者的世界；要成功做到这一点，关键是理解所调查对象的行为和习惯。田野与家乡正如他者与自我一样处于表述与被表述的关系中，这种关系并不是单向、一成不变的。每个自我通过被界定的他者来反思，以期明了缺陷，不断取得进步。概言之，读书可以被领进他者的世界，田野则在他者的世界中体验生活，探索人类知识。通过读书、田野来理解他者；只有理解了他者，才能更好的表述他者，最后在理解和表述中反思自我。
十一、对常识进行批判的人类学
徐薇在发言中说：
有人说，文化人类学是“对常识进行研究”的科学。“常识”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对文化所做的表达方式。以我对二人转的人类学研究为例，人们对二人转常识性的了解是低俗的、色情的，甚至在我调查过程中有个农民竟然劝我不要做二人转的研究，他认为没有任何的意义。我就问他：“你觉得我做什么研究比较好呢？”他想了想说：“你应该去研究魔术。”听了他的话，我没有改变自己研究的初衷，反倒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人们对二人转“想当然”的认为恰恰应了中国古时候的一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们往往被自己熟悉的东西所蒙蔽，却对离自己很远的事物感到好奇。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常识”这一概念有着很大的缺陷。首先，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文化；其次，如果脱离常识所特有的文化情境，从局外人的眼光来看，很难觉察和体会这一概念的种种变化形式。可是，常识却深深嵌入我们的生活和经验中，我们在怀疑别人是否能够彻底理解这个世界的同时，却不能摆脱自身经验的限制，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我们必须对常识进行批判性的评价。
把人类学界定为对常识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能给人很大的启发。
一些组织将他们对常识的错误理解强加给并不认可这些观念的社会。比如为贫困的人们提供食物援助，却不考虑他们的宗教信仰根本不容许大家去分享这些嗟来之食。如果这样，那么明明是善意之举就变得徒劳无功了。以我个人为例，也时常对不了解的事物产生误解，当我听到一个信奉藏传佛教的出家人说，他很喜欢吃腊肠时，我诧异的说：“信佛还能吃肉吗？”后来我才了解到，藏传佛教的出家人经常在海拔很高的山洞里闭关修行，可在海拔四千米以上就不会生长蔬菜了，所以信奉藏传佛教的出家人是可以吃肉的。这样，人类学能够充当一种批判性的话语，专门批判那些所谓的“常识”与“合理”。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共生的社会里，充分认识到社会、文化、和观念的千差万别是极其重要的。
此外，人类学有一个独特的立场，它经常做边缘化的社会调查并且利用这种边缘向中心发出置疑和挑战。比如乔健对底边社会的研究，而我也在做东北二人转的人类学研究。二人转艺人过去被看成是下九流，属于底边阶级，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凭着自身的魅力，在其他地方戏曲江河日下的情况下从农村的田间地头转到了城市的大舞台，对这样一种边缘群体的研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整个东北社会及文化的变迁与发展。
人类学有着批判常识的勇气和力量，它能对那些所谓具有普遍性合理性的假设做出有益的修正与批评。而且，人类学主张地方性知识和社区调查研究，所以那些将单一的文化渲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想法必将遭到批判与唾弃。
在学习人类学的过程中，我渐渐学习到了一种意识，一种积极面对困境和务实求真的态度。正因为有了这种意识，我才可以在田野中以苦为乐。
有人说人类学是个贵族学科，我却认为人类学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学科，因为人类学家研究的问题在别人看来仅仅是琐碎的、奇闻轶事的、边缘的、不重要或不典型的。虽然人类学家的这些行为与重要的政治决策没有多大关系，但他们在边远地区受苦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民族志也成了珍贵的史料，毕竟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东西在日渐消亡。
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应该在田野中更多地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和浅薄。长时间与调查对象在一起、打成一片会逐渐削弱自身的优越感和对调查对象的误解。在做二人转的人类学研究之前，我对二人转一无所知，甚至对从事二人转的艺人们心存鄙夷。这些观念都来源于所谓的“常识”，然而当我真正走进二人转乐队组织和艺人的情感世界时，我发现他们是那么的聪明绝顶，那么的多才多艺，那么的淳朴真诚。如果不是身在其中，相互理解，很多东西是不会得到深层感知的。
在2006年的寒假，我第一次举起了摄像机，将镜头对准了我的调查对象：二人转乐队在红白喜事中的执业情况，艺人间的插科打诨，还有艺人们对二人转和他们自身的理解……都被我记录下来。虽然，拍摄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会有多大用处，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直到现在，我还清楚的记得，自己在冰天雪地里，时而奔跑，时而站立，胳膊一直举着机器，目不转睛的盯着取景器看，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腿竟然不听使唤的抖了起来，接着手也开始发抖，当时我咬牙告诉自己，再苦也要坚持。其实那个时候，手冻僵了，鼻涕流下来，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没觉得怎么苦，脑子里想的全是把机器拿稳，把片子拍好。直到全部都拍完了，才反应过来手已经冻得没办法弯曲了，每动一下都疼的半死，鼻涕已经流在衣服上结成了冰。
之所以提起这些在文科实验教学的经历，我是要感谢人类学，是它培养了我积极面对困境和求真务实的态度。
拍摄记录片的过程是艰苦的，然而后期剪辑的过程更加痛苦和漫长。因为是第一次拍片，缺乏经验，出现了不少技术上的失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自己对人类学记录片的认识不足，很多时候不知道如何利用好现有资料去传达表现某种事实和现象。虽然最后我还是在十几盘带子中剪出了一个十分钟的短片，但仍无法令自己满意，自己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在网上查找了一些影视人类学的资料，看到了一种叫做“分享”的思想。“分享”的思想是一种反馈式的人类学思想，它允许人类学者在影片中反映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互动，允许人类学片反映拍摄者的情感，允许被拍摄者在拍摄结束后的积极参与。“分享”的重要意义在于超越了认定“真实”的单向把握和超越了认定主位-客位的简单沟通思想，肯定了人类学家以影视手段对文化建构的作用以及表现了人类学家、摄影师共同对人性、伦理、价值、政治、权力的关注。
我想我的人类学记录片也要表达出“分享”这样一种思想，而在这种跨学科的理论实践中，我感受到了人类学的虚怀若谷。
人类学研究工作的一大特色，那就是要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入的调查探索，无论是蛮荒异域或是穷乡僻壤，都要住上一年半载，而且美其名曰：“参与观察”。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真实、彻底了解自己所研究族群的情况。着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是长期田野工作的创始者，他在太平洋的小岛初步兰群岛做研究，前后住了快四年。在那种蛮荒的孤岛上一个人住了那么久，有时候烦躁起来真是要发疯，所以马氏在他的私人日记中有时竟会诅咒那些他原本很心爱的初步兰土着。他死后其夫人将日记出版，引起人类学界的一些风波。其实这也算不了什么，人总是人，人类学家在田野一久，总不免发些牢骚，那就是源于长久的寂寞。田野不仅仅寂寞，还很危险。已故着名学者费孝通先生的前妻王同慧女士就是在他们夫妻二人一起去广西大瑶山调查的时候，为了营救不小心落入陷阱的费孝通，而不幸落水遇难。最后费孝通虽然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他深爱的妻子，实乃人间悲剧。可见老一辈人类学家对待田野的态度是非常认真和重视的，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对于我们自己的田野，我想我们真的应该从前人那里学到一种态度和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就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问题一样，只有不断感到困惑并且寻求某种启迪和解决的办法才能够理解和认识文化。
理论即实践，这个观点在人类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开，在民族志式的田野调查中，理论与实践实际是一体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类学细致的观察和非主流的研究取向更显得弥足珍贵。通过民族志研究，通过人类学对常识的批判，我们更能清楚地认识到人类行为对社会所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