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一方面在其成为乡绅的过程中，得到乡里、宗族、家族的支持，对乡里、家族、宗族有回报的道义责任，一方面他们是皇权下受到特殊待遇的特权分子，皇权期待他们负起乡里社会的教化责任。他们既是官方民间的桥梁，又是政府、乡里所期望能造福乡里或教化乡里的不二人选。但是有些乡绅却利用了他们在政治、社会上享有的特殊地位及特权，谋取个人或一家的利益，罔顾民众的福利及政府的期望，无限制地扩张自己或自家的财势。明末的“民变”、“抗租”、“奴变”便是广泛的民众所展开的对抗乡绅的运动。一连串的“民变”、“抗租”、“奴变”后，地方乡里社会中展开了重建乡里秩序的“善书”运动。由乡绅所策动的善书运动，一方面在规定一般民众的道德规范，一方面也是乡绅阶层的反省，乡里秩序的维持，除要求一般农工商介民众谨守善书规定外，乡绅本身也须自我约束。明末石成金在《家宝全集》的《功券集》“乡绅不费钱功德”中便说：
倡率义举，正己风俗，不说昧心人情，不包揽公家事，不侵占人田园，不强买人产业，不搀搭低色银，不借端害人，不谋人风水，不勒掯人价值，不轻听仆从言，不掯苦雇工佃户，不畜羊豕践食禾苗，不许仆从生事，不强赊取货物，有利益于地方之事，极力向公祖父母开陈，民间有真正大冤抑，不避嫌疑，极力公行表白。
乡绅在消极方面要自我约束，不可成为地方蠢害，积极方面要能为乡里社会谋福利，为民众向地方政府请命。
这种伴随着科学制度产生的乡绅势力，一直继续到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废除后，才渐趋式微。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仅在考选人才方面有了重大转变，在地方也开始推行保甲制度，绅权渐渐成为一种历史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