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察举，一变而为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到了隋，又有了新的改变。隋文帝于开皇中，取消九品中正。开皇七年（五百八十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八年秋七月，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整清平干齐二科举人，又有秀才之科。炀帝时，始置进士科，试之以策。
到了唐朝，取士之科有三种：由州县学馆的，称生徒，每岁仲冬送尚书省。由州县的，称乡贡，怀牒自列于州县，经考试，然后送尚书省。由户部集阅，吏部考工员外郎试之，到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以后，改由礼部试之。其科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道学、有童子。明经又分五经、三经、二经、学究。明经先帖经，然后口试，并答策，取粗有文性者为通；进士亦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兼茂，策须义理恰当者为通。还有一种，由天子特诏，称为制举，仅以待非常之才，并不重要。礼部之试，科目虽多，一般试子追求的，只有明经、进士二科，其中又以进士最受重视，原因在取录的难易不同。进士每年不过二三十人，宣宗以后，选拔更严；明经则较为容易，故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又进士，往往被人称为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的，其为人所重，可见一斑。由于他们见重于世，因而当时有很多人虽然已位极人臣，但因不是进士出身，深以为憾。既然大家都想谋求进士出身，所以应进士科者特多，得人自然也最多了。进士科始盛于高宗时，到玄宗开元以后，益发受到社会的尊崇。
进士与明经虽同为科举的一种，但应试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不同。应明经的，多为北方世家大族子弟；应进士的，则多为南方的寒酸，平民阶级为多。
进士临试时，常不问试艺高下，专取知名之士。所以当时士子群聚京师，往往先投文于当道，甚至走门路、通关节，以延世誉。进士中既多浮薄放浪之辈，故深为世族旧门所鄙薄。如郑覃、李德裕皆以经学而至宰相，屡请罢进士，与李宗闵、牛僧孺等势同水火，形成历史上有名的牛李党争。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于过去，世家大族想保持门第，抑压平民的崛起，已不可能。进士科成为取士的主要途经，并对所有人开放，其中虽泰半为寒酸平民，也有门第子弟。但是朝廷里，门第在朝者仍多，他们交相荐引，入选依然容易。可是到了晚唐以后，主司渐有抑豪门、奖寒酸的趋向，这对世家大族中人自然是有影响的。而且由于私人讲学的普遍，僧寺道观也担负起社会教育的角色，渐次合流而形成大规模的山林讲学，书院因此而出现；同时，印刷术的进步，书籍流通容易，对于平民阶级知识开展，接受教育，大有帮助。世家大族不再专有知识，而且人物亦我庸下，他们既得不到世人的支持，也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处境已经相当地可悲了；而唐末五代政治社会的大动乱，又使得这些世家大族遭受到进一步地摧残。当时武臣柄政，鄙薄文儒，而朝代快速的更替，在政局急剧转变中，门第中人不但日渐丧失他们在朝廷与地方上的重要职位，而且战乱与灾荒也蹂躏了他们的家国，求退居乡里，自保家业，优游林下都不可得，真可说是进退失据，无法自处了。
中古的世家大族，在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下，日渐消融，到北宋初年，已零落殆尽。新兴的阶层，经历一段时间后，也许会成型新的世族，然而再也不会有中古时代世家大族的光彩；他们对于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已不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世人心目中，最多因他们家族历史的悠久，出过一些人物，交游广阔，在地方上地位较特殊，而给予相当的注意，以及适当的敬意。他们可能是地方社会的安定力量，却不再是历史的中心。
科举的兴起，学术与政治对全民的开放，不但影响了政治，也改变了社会的形态。中古的世家大族在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任务以后，消融于时空之中，成为历史的陈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