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九年（1744）适逢甲子年，《灵台仪象志》的星表已使用70年之久，观测中发现黄赤交角有较大变化，一些恒星位置也与星表不合，于是钦天监奏请重新测算星表，正好该年乾隆帝亲自来到观象台，看见南怀仁所铸六仪和康熙五十四年纪理安造的一仪都是西洋式样和制度，而我国传统浑仪却不见。他下令按古代传统制度再铸一架仪器，因而铸仪和重新编星表的工作同时进行，至十七年（1752）新仪和星表都告成功，这就是《仪象考成》。该书共32卷，前2卷是讲新铸仪器的，乾隆帝亲自命名为玑衡抚辰仪，后30卷是星表。
《仪象考成》星表以1744年为历元，共有恒星3083颗，其中使用中国传统星官名称的有1319星，其余均标出“增星”。据研究，这份星表的底本是1725年英国修订再版的佛兰斯蒂德（1646～1719）星表，有的星是加了岁差改正，有的星是按自己的测定。佛氏是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第一任台长，近代精密星表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676～1705年间观测了大量恒星，测定其位置，以此为基础编出了星表，1725年由其友人在伦敦出版。笔者有幸在北京图书馆珍藏的北堂书籍中看到了这一著作，精装三大本牛皮纸封面，名《大英天文志》，其中有不少拉丁文手写注记，当为其时主持编定《仪象考成》星表的耶稣会士戴进贤（1680～1746）等人所写。
《仪象考成》星表是清代一份重要星表，在它之前虽有《灵台仪象志》星表，但因该书成书仓促，故星数只有1800多个，且黄道星表和赤道星表在星名和星数方面均不能吻合，甚至有一星重复二三次出现的情况。而《仪象考成》星表考定了星名，使传统星象同近代方位天文学的成果联系起来，使中西星名对照工作有了基础。后来，在道光年间又进行了一次恒星重测工作，编成了《仪象考成续编》32卷，以道光二十四年（1844）为历元，有星3240颗。这一次是中国学者独立工作，因为钦天监里任职的最后一个传教士高守谦（Serra）已在道光六年（1826）因病回国。不久以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中西天文学的合流也走上了另一阶段，而中西恒星的合流工作此时已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