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吴国之后，越国句践愈发不可一世，自称霸王。就在此时，范蠡悄悄离开了越国，避世以自保，击壤而自欢。他在齐国给种（越国的另一位功臣）发来一封信：
“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看过范蠡的信，种声称有病不去上朝，有人中伤种作乱。于是句践赐给种一把剑，对他说：
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威逼之下，种只好自杀。
范蠡与种，两个功臣，走则保命，留则亡身，形成鲜明对照，让后人握拳搓手，嗟叹不已。
范蠡之高明，不仅在于及时免祸，更在于他脱离政治领域之后，在经济领域同样取得巨大成功。他三次搬家，三次创业，均获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敛财高手。他先是在齐国的海滨从事农耕，聚财达数十万，名声大振，齐国曾聘请范蠡为国相，他说，长久享受尊贵的名号不吉利，毅然归还相印，散发家财，搬迁至陶地。在陶地，耕种之余他等待做买卖的时机，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果然又获得成功，聚财万万，名振四方，人称陶朱公，受到广泛尊重，并留下“陶朱之富”的美谈。总之，范蠡的后半生，除了一个儿子犯命案营救未果被处死之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吉星高照，心想事成，顺到不能再顺了。似乎作为百姓的范蠡并不比作为政治家的范蠡逊色。
显然，司马迁在告诫后人两个道理：第一，良臣谋士，功成名就之后脱离君王自谋职业，方为正途，留恋权位，必自食恶果；第二，并非只有从政一条路，条条道路皆可通向成功。
司马迁的第一个告诫是千真万确的，然而现实中按照他的话去做的却凤毛麟角，一代代良臣谋士因留恋权位而遭殃，又一代代的士大夫重蹈覆辙，被烹被诛被砍被杀。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权力实在太诱人了，成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冒死也要为之一赌。这一赌博具有无限魅力，千古不衰。
司马迁的第二个告诫似有问题。司马迁关于条条道路通向成功的想法说易行难。封建制也好，皇权专制也好，都逼迫人们拥挤在狭隘的仕途之路上，这一方面是统治者有意为之，另一方面是因为专制统治者把仕途之外的路堵得严严实实，让人失去了选择性。士大夫走上仕途，乃形势所迫，个人难以改变。范蠡经济上的成功纯属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就算范蠡搬家实有其事，想必句践还是对范蠡手下留情了。范蠡规劝种，让他效法自己出走。就算种照计而行，也未必如同范蠡那样好运，未必躲得过句践爪牙的追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