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狼道:生活中的狼性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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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无畏,无往而不胜(1)

狼性无畏

狼之道四:

有所为,无所畏

狼群特别喜欢生活在森林地区,但也会被发现于沙漠、平原和冻原地带。

狼很聪明,它们透过气味、面部及身体语言和发声来彼此交流。吼叫可以帮助它们彼此追踪、建立地盘、组成狼群和防御外来攻击。它们也会因高兴而吼叫。在安静的夜晚,远在192公里之外,都可以听见它们的吼叫。

除了灵敏的听觉外,狼还具有敏锐的嗅觉,并能察觉远在两公里之外的猎物。挫折时它们也会狂吠和吼叫。狼在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时,是不会害怕、胆怯的,它们知道一只真正的狼是不会采取逃跑的手段,而是战斗。只有战斗才有生的希望,而逃跑却只能死。这是狼族的准则。

只有战斗而生的狼,没有因惧怕战斗而生的狼,它们的生活就是战斗,即使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中。这就是狼能够一直生存的法则——无畏。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孟子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生存原则。这样我们就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

《战国策·魏策》中,记述了魏国使臣唐且不辱使命的历史。秦王凭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借口用五百里的土地与魏国斢换安陵,实际上谁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但安陵君既不愿换地,又不能得罪秦王,只好派外交官唐且出使秦国。在态度强硬、性格暴躁的秦王面前,唐且巧言善辩、针锋相对,使秦王自觉就范,别无选择。唐且说,如果作为布衣的我发怒了,就会倒下两具尸体,流血五步之远,天下人都穿素戴孝。随之挺剑而起,寒冷的剑光逼得秦王真正懂得了“布衣之怒”比“天子之怒”更为现实,“伏尸二人”比“伏尸百万”更刺刀见红。唐且不畏强权,维护正义,创造了新的外交奇迹。魏国傲视强秦,不仅在于主权平等,真理在握,更在于有唐且这样一个文武兼备的外交官身份的剑侠。也正是由于他的无畏给了他勇气和力量,让他以最简洁有效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安陵君十分棘手的问题。由此可见,无畏,不仅是狼生存的重要法则,也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存活的法则。

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杀死了齐庄公,太史毫不隐讳,据实在简策上直书“崔杼弑(杀)齐君。”崔杼恼羞成怒,便把太史杀掉了。太史的弟弟接着仍这样写,又被杀掉。太史的另一个弟弟仍然坚持不改,崔杼无可奈何,只好听其所为。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相继被杀,毫不畏惧,操起竹简赶往朝廷,要继续如实记载这件事情。路上听说崔杼弑君之事已被如实记载,才返回家中。

齐太史三兄弟不畏强权,置生死于度外,为真理而亡,而祖冲之更是无谓于权贵,推翻旧历。英姿勃发的祖冲之,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特别是“频年测候”的艰苦劳动,反复验证、比较,使他获得了大量的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资料。公元461年,祖冲之把《大明历》写就以后,又写了一篇《上“大明历”表》。第二年,即公元462年,年轻职卑的祖冲之怀着满腔热情,把他精心编成的《大明历》连同《上“大明历”表》一起送给封建朝廷,请求宋孝武帝,改用新历。公布施行。他满以为会得到理所当然的支持,可是宋孝武帝根本不懂历法,朝廷许多人都提不出意见,唯有思想保守的太子旅贲中郎将戴法兴,竭力加以反对。

一天,孝武帝下了一道议历的诏书。侍立两旁的满朝文武官员,慑于戴法兴的权势,一个个噤若寒蝉。而戴法兴却摆出了一副历法权威的架势,气势汹汹地指着祖冲之的鼻子说:“古人编制的历法,万代都不能变,你祖冲之一个区区浅陋的凡夫俗子就能‘妄可穿凿吗’?”

祖冲之面对着戴法兴这个庞然大物的威胁,是屈服于他的压力而放弃真理,还是为扞卫真理而坚决斗争?祖冲之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坚定地说:“就算我是个凡夫俗子,但我决不盲目迷信古人,我‘专功数术,搜练古今’,对周朝以来的历法,都加以校定、验证,改正了很多错误的地方,所依据的道理和事实是昭然若揭的。凡夫就是能议历。”

戴法兴见以势压人,对祖冲之行不通,于是竟恬不知耻地冒充“善历”的内行,胡诌说:“十九年加七个闰月这是天经地义的,你要改闰,就是“削闰坏章’。”戴法兴还以假惺惺地关心农事为名攻击祖冲之破坏了“生民之本”!“再说,‘冬至日有定处’,太阳永远走在它的‘故辙’上,你搞什么岁差,是‘违天于改易’!”

冲之据理驳斥:“像十九年七闰这种旧历法‘其疏尤甚’,误差很大,可你戴法兴却说‘此法自古,数不可移’,‘永当循用’,不能破除。天体运行‘非出神怪,有形可栓,有数可椎’,旧历不讲岁差,‘乖谬既着’,难道不应改吗?”

一个小小的“从事史”敢于同戴法兴这个“事无大小专断之”的权贵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义正辞严地把他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目瞪口呆,把他卫道者的嘴脸揭露无遗。使在场的许多大官被祖冲之精辟透彻的说理,确凿无误的事实所说服。尽管在这场大辩论中,朝廷里那些主张实行新历的人,对戴法兴的邪说“立异议”,但固“畏其权”,不敢替祖冲之说话。可是在这黑暗的王国里,仍然透出了一线光明。当时有个叫巢尚之的大臣,公开表示支持祖冲之。他指出:《大明历》是祖冲之长期研究的成果,是根据祖冲之多年实测日月五星的运行来推算日食和月食的,因此用《大明历》计算从元嘉13年(公元436年)到大明3年(公元459年)这23年里所发生的四次月食,月食的时间和在天空的位置都和实际情况相符。可是用旧历法推算的结果误差就很大,《大明历》既然由事实证明比较好,就应当采用。

这样一来,戴法兴理屈词穷,无言以对。祖冲之也以其无畏的精神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新历在公元510年被采用了。

说到不畏强权、敢于直言的典型,魏征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秦王李世民告发,东宫有个官员,名叫魏征,曾经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李密和窦建德失败之后,魏征到了长安,在太子建成手下干过事,还曾经劝说建成杀害秦王。

秦王听了,立刻派人把魏征找来。

魏征见了秦王,秦王板起脸问他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

左右的大臣听秦王这样发问,以为是要算魏征的老账,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但是魏征却神态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可惜那时候太子没听我的话。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秦王听了,觉得魏征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没责怪魏征,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

唐太宗即位以后,把魏征提拔为谏议大夫(官名),还选用了一批建成、元吉手下的人做官。原来秦王府的官员都不服气,背后嘀咕说:“我们跟着皇上多少年。现在皇上封官拜爵,反而让东宫、齐王府的人先沾了光,这算什么规矩?”

宰相房玄龄把这番话告诉了唐太宗。唐太宗笑着说:“朝廷设置官员,为的是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怎么能拿关系来作选人的标准呢。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

大家听了,才没有话说。

魏征,对朝廷大事,都想得很周到,有什么意见就在唐太宗面前直说。唐太宗也特别信任他,常常把他召进内宫,听取他的意见。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

魏征说:“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文言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还举了历史上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末下情就能上达,他的亲信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你说得多好啊!”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征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不行,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唐太宗听了,感触很深,叹了口气说:“唉,过去的教训,就是我们的老师啊!”

唐太宗看到他的统治巩固下来,心里高兴。他觉得大臣们劝告他的话很有帮助,就向他们说:“治国好比治病,病虽然好了,还得好好休养,不能放松。现在中原安定,四方归服,自古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日子。但是我还得十分谨慎,只怕不能保持长久。所以我要多听听你们的谏言才好。”

魏征说:“陛下能够在安定的环境里想到危急的日子,太叫人高兴了(文言是‘居安思危’)。”

以后,魏征提的意见越来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对的地方,就当面力争。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

有一次,魏征在上朝的时候,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唐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接受意见的好名声,只好勉强忍住。退朝以后,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内宫,见了他的妻子长孙皇后,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很少见太宗发那么大的火,问他说:“不知道陛下想杀哪一个?”

唐太宗说:“还不是那个魏征!他总是当着大家的面侮辱我,叫我实在忍受不了!”

长孙皇后听了,一声不吭,回到自己的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的礼服,向太宗下拜。

唐太宗惊奇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我听说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征这样正直,正说明陛下的英明,我怎么能不向陛下祝贺呢!”

这一番话就像一盆清凉的水,把太宗满腔怒火浇熄了。

后来,他不但不记魏征的恨,反而夸奖魏征说:“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妩媚可爱的地方哩!”

公元643年,那位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一个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穿戴得端正;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看到国家兴亡的原因;用人作镜子,可以发现自己做得对不对。魏征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由于魏征敢于直言,使得他名垂青史,为后人所称赞。

无畏,史实才得以真实,历法才得以精确,我们才能以史为鉴。而包公的大无畏精神更是可歌可泣。

大奸必摧反贪官、除恶霸,是包拯一生中最为突出、最为后人称道的业绩。在历史上曾留下许多有名的包公戏。在戏里面不仅塑造了清官包拯,还塑造了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先生、南侠展昭。这一帮人马团结一心,神通广大,铡贵戚、铡国舅、铡一切贪官污吏,包公手握尚方宝剑,甚至连皇帝的圣旨也可以对抗。什么狗头铡、虎头铡、龙头铡,什么阴阳镜,连阎王老子也要退让三分,什么妖魔鬼怪也都不在话下。这些带有神奇的情节,是人民创造的,人们看了心情舒畅,扬眉吐气,贪官污吏看了胆颤心惊。这些神奇的情节并不完全是事实,这是被夸大了的艺术形象,真实的包拯既无这么大的权力,也无这么大的神通。但是,这一切,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应该说,这一切艺术创造又都是有其历史事实做根据的。在包拯30多年任职期间,在他的弹劾之下被降职、罢官、法办的重要大臣,不下30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是亘古少见的!为了一个人,一个案件,包拯往往奏上三本、五本、七本,甚至连奏多本,像连珠炮,火力十分集中,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这些被弹劾者,都是有权有势有后台的人,是活老虎。其中有些人比包拯的官职还要高,权能通天,雄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包公敢于据理力争,不畏权势,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出类拔萃、望尘莫及的。如6次弹劾张尧佐,是很典型、很有代表性的。

张尧佐是张贵妃的伯父,原来在基层任推官、知县、知州等小官。张贵妃得势以后,他进入京城,很快就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不久,他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吏部流内铨(管理官员的任用),又晋升为兵部郎中、权知开封府。刚加上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又晋升为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正式担任三司使。这种扶摇直上、一年之内晋升4次,简直是坐飞机式的升任,使许多人感到吃惊。

三司使是户部副使的顶头上司,包公任户部副使时,亲眼目睹了张尧佐的为人。当包拯踏入谏院,便着手整顿纲纪,端正朝风,和谏官陈旭、吴奎等人对张尧佐提出弹劾,展开抨击,指出张尧佐是个庸才,建议仁宗皇帝把他调离三司,降职使用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过了月余,张尧佐不但没有贬低,反而提升为比三司使还要高的宣徽南院使,并同时兼任另外三项重要任务,这次弹劾的结果,张尧佐的势力更大了。很明显,仁宗皇帝有意要顿挫台谏官的锋芒。

皇帝的任命一出,群臣议论纷纷。包公在3天内又上了第二个奏章,更尖锐地指出张尧佐是窃踞高位,不知羞愧,是盛世的渣滓,白昼的魔鬼!其用词已经达到异常的尖锐。

过了几天,未见动静,包公又趁热打铁,发动第三次弹劾,指出张尧佐一日而授四使,比之过去,史无前例,访之今日,人心不安,这不仅破坏了章典,损害皇上的威信,也损害了国家社稷的利益,是万万使不得的。

仁宗皇帝仍听不进这些意见。

这时不仅唐介、张择行、吴奎群起参加弹劾,连平时很和气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挺身而出,批评张尧佐恩宠过甚,使忠臣齿冷,义士心寒;如不采纳,请罢御史中丞之职。

台谏已经发展到大臣要掼乌纱帽了,仁宗仍然下不了决心。

王举正不得已亮出最后一张王牌,要求廷辩。也就是与仁宗当面诤谏。在这次廷辩当中,包公作了长篇发言,措词激烈,情绪激动,唾沫溅到了仁宗的脸上。满朝文武大臣,大惊失色,仁宗处境尴尬,摆驾回宫。

这次廷辩震动了全体朝臣。聪明多智的张贵妃从中疏通,张尧佐自动请求辞退免去了一些职务。但是仁宗皇帝玩了一个缓兵之计,只过了几个月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给了张尧佐。包公又继续与吴奎联名上章,指出张尧佐贪欲过盛,不能逞其私欲,熏灼天下。

4天不见回音,包公又连续上章,提醒仁宗,大恩不可频频给人,给多了就降低了君王的威信;群臣的舆论不能固执地违背,抵触过分了就会失去人心,造成动乱。

这样一再地劝谏,仁宗终于被说动了,张尧佐不再升迁。张贵妃又病死,外戚擅权的危险局面才算暂时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