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人畜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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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喜丧(2)

外面阳光很毒,热风烫人。孝子们哭着把大哥抬出来放到灵车上。沧州火化场的这种灵车却令人难以忍受,它是在普通的面包车底盘下面开了个长抽屉,把死人往里面一塞,然后让考子们坐到上面,把死了的老人踩在脚下……这时候已经没有人顾及这些了,好像火化就是这种规矩,既然不得不火化也就不得不遵守火化的规矩。

火化场在沧州市的西南角,离村子很远,正好可以让一群半大小子尽情地耍把。他们坐着一辆拖拉机在前面开道,嘟嘟嘟开得很快,鞭炮挂在拖拉机的后尾巴上,一路上噼里啪啦炸得烟尘滚滚,同时趁风把纸钱撒得漫天飘舞。

在烈阳下,这支奇怪的车队把气温搅得更热更燥了,引得路两旁的行人都捂着口鼻看热闹。好像走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火葬场。

火葬场空旷而简陋。但生意不错,在大哥的前面还有两个人,大哥排在了上午的最后一炉。空荡荡的大院子里没有荫凉处,大家挤在火化炉外面的墙根下,有一位老太太在卖汽水,身边还跟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小姑娘可以自由进入到火化炉跟前,在停放于炉口外面的死人跟前走来走去,不躲不怕,熟视无睹。这个姑娘长大了若分配当火化工,一定不需要别人再给她做思想工作……在漫长的等待中,孝子们都躲到凉快的墙根底下去聊天,只有大哥自己孤单单地躺在火化炉前,排队等着化为灰烬的时刻快点到来。一送进火化炉,大哥就彻底消失了,这一刻应该是孝子们痛哭的时候,生离死别嘛。对死者多看一眼是一眼,多留一会儿是一会儿,希望尽量延缓把亲人送进火化炉的时间。可是,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希望快一点烧,烧完了快一点回去。天也实在太热,年轻人的肚子大概早就饿了。

我默默地对大哥说:你不要怪哟,现代年轻人的孝心作作表面文章还可以,却经不住大的考验。为你的死这样大操大办,看似奔着你来的,吃的是你,花的是你,折腾的也是你。其实是你的死折腾了活着的人,吃的是活着的人,花的也是活着的人,这些花样一概与你无关,是为了活人的面子,是折腾给活人看的,归根到底还是活人折腾活人。

三哥还是发了脾气。不是闹丧,是冲着乐队去的。

三哥年轻的时候是村里的吹笙高手,逢年过节或赶上庙会,为唱戏的伴奏,谁家有了红白事儿,少不了也会被请去吹奏一番。那个时候他们在丧事上吹奏的是《无量佛》、《坐经曲》、《行经曲》,还有几支哀怨伤痛的悲调,乐器一响,沉痛悲伤的沮丧气氛立刻笼罩了治丧现场,也笼罩了全村。亲的热的会悲从中来,想起诸多死者的优点和好处。即使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会被音乐感染,心生同情,悲怜人世,都变得宽和友善了。在那种乐队的伴奏下,孝子哭得格外悲痛,来吊孝的人也哭得自然。特别是到夜晚,《无量佛》的乐曲还让人生出一种庄严沉静的感觉,梵音圣号,送死者的魂灵升天。

谁料今天花钱请来的吹鼓手们,竟在大哥的棺材旁边吹奏起现代流行歌曲,一首接一首,《纤夫的爱》、《九妹》、《大花轿》……乐曲一响,年轻人就跟着唱,其实是一种喊叫:“妹妹你看着我一个劲地笑,我知道你在等我的大花轿……”叽叽嘎嘎,打打闹闹。叫孝子们还怎么哭?叫来吊孝的人想作个哭的样子都困难。乐曲与治丧的气氛格格不人,让人感到极不舒服,难怪三哥会发火。

他老人家是我们这一支蒋姓人家的权威,吹鼓手们怎敢不听,立刻改奏治丧的曲子,围观的老老少少也都跟着散了。

外甥找到我,悄悄地说:“我们不敢张嘴,您得劝劝我三舅,不能管这种事。”

“为什么?这是办丧事,还是办喜事?”“现在办丧事都是这个样,光吹丧曲子大家不爱听,不爱听来的人就少。咱花钱请乐队不就是图个热闹吗?就得多吹人们喜欢听的,等一会儿还要点歌儿,还要跳舞呐……”

“还要跳舞?在你大舅的棺材旁边?”“对啊,怎么啦?改革开放嘛,怎么城里人倒成了老赶?既然想大办,就要求来的人越多越好,也显得我大舅一家人缘好。”

“不,你大舅现在需要的是鬼缘,这样瞎折腾把丧事办成狂欢节,叫你大舅的灵魂怎么安生?倒好像是活着的人在庆祝他的死。就不伯他的惩罚吗?”话可以这样说,但侄子们想把他们父亲的丧事办得漂亮、圆满,我和三哥只能成事不能搅事。我对外甥说,“你三舅管得对,你的道理也不错,我把你三舅拉到一个地方去休息,我们一走你就去告诉乐队,随他们的便!”

我把三哥安顿到距治丧现场还有老远的小侄子家歇着,把外甥的话去掉棱角向他学了一遍,劝他眼不见不心烦,耳不听不生气,随他们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有大事需要他出面的时候我会来叫他。

等我再回到大哥身边的时候,乐队前面又围了不少人。围观者这回不是要求乐队吹奏什么歌曲,而是让一个手拿竹板,像女人一样忸怩作态、飞眼吊膀的男人给表演节目。直到有人从“治丧大队部”领来10元钱交到那人手里,他才给自己报幕:

“那我就给老少爷们儿唱一段《奴家十八恨》……”

四周响起了嘻嗜的笑声和拍掌叫好声。

在办丧事的整个过程中,最不可缺少的就是哭。无哭不为丧。

现在的农村虽然爱赶时髦,把丧事办成了喜怒哀乐的大杂烩,惟独还缺一项——花钱雇人哭丧。因此大哥的丧事自始至终都得靠大哥的亲属们自己哭。

死了亲人要哭,这是很正常的。在亲人刚刚咽气的时候,你怎样哭都不要紧,却不外乎古人在《方言》里所归纳出来的三种方式:哭泣不止、无泪之哭和泣极无声。私人的悲哭一旦有别人介人,有了解劝者和观看者,或者说进入正式的治丧程序,哭就变成一种责任,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更多的是一种艺术,一种表演。

记得1977年春天,一向身体很好的父亲突然无疾而终。从天津回家奔丧的人一下火车就开始哭,从火车站到村子还有7里地,中途被接站的人劝住了一会儿,到了村边上又开始哭。那是真哭,是大哭,因为心疼父亲活得厚道,死得仁义,没有给儿女们添一点麻烦,自己悄没声地干干净净地走了,让儿女们觉得像欠了老人什么。哭起来就动真情,眼泪止不住,见到父亲的遗容会哭,想起跟父亲有关的事情会哭,听任何一个人谈起父亲也会哭……到了第二天,我和妻子的嗓子都哑了,无论再怎样用力也哭不出声音来。但丧事要办好几天,孝子们无论白天黑夜都要跪在父亲灵前,一有来吊孝的就要陪着大哭,每天早、中、晚,要三次从村北头哭到村南头去报庙。孝子们的哭声支撑着治丧的全过程,治丧的悲哀氛围也要靠孝子们的哭声来营造。眼泪流干了还可以遮掩,没有声音可是非常难堪的事,甚至会被乡亲们误会为不孝。如果都像我和妻子,干流泪,干张嘴,不出声,那丧礼就变成了一幕幕哑剧,难免会被外人讥笑。

幸好大哥大嫂,三哥三嫂,侄子侄女,还有一大帮叔伯的兄弟姐妹、孙男嫡女,他们能哭会哭,哭声沉重动情,哭词滔滔不绝。直到治丧的最后高潮,出殡、下葬,他们仍^能哭得撕心裂肺,惊天动地,让帮忙的人和村里看热闹的人无不动容。哭声是一种宣告,宣告死者生前有人疼,死后有人想,生的体面,死的也体面,生得功德圆满,死得无愧无悔。

转眼间就轮到哭我的同辈人了,一年多以前刚哭完了大嫂,现在又哭大哥。第一天哭得挺好,尤其是大哥的两个女儿,“焦肺枯肝,抽肠裂膈”,哭的时间长,且伴有形体动作,或扑天抢地,或捶胸撞头。她们的哭不是干嚎,是有内容的,一边哭一边说,诸如“我那苦命的爸爸”,“不会享福的爸爸”,“不知道疼自己的爸爸”等等。总之是将大哥的种种长处当做缺点来抱怨,即便是不相干的人听到两个侄女的哭也会鼻子发酸,陪着掉泪。人要死得风光,就得有女儿。丧事要想办得感人,不能少了女人的哭。

或许由于先火化的缘故,再加上吹鼓手们制造的嗜嗜哈哈的气氛冲淡了应有的哀恸,到第三天出殡的时候,正需要大哭特哭了,孝子们却哭不上去了。或有声无泪,或只摆摆架势走个过场。

现代人是越来越不会哭了。特别是城里人,有些死者儿女一大帮,到需要高潮的时候,却哭不出效果。效果又是给谁看的呢?把内心的悲痛表演给外人看,这悲痛的味道就变了。哭是个人的事情,应该是动于中发乎情,自然放声。

但是,既生而为人,还要讲究“做人”。“做”就有了表演给别人看的意思。哭也不能不讲究技巧了。

在一个全国性的有众多书法家和画家挥毫泼墨的场合,书法家们大都拉开架势,很有表演效果地在宣纸上大写行书或草书,笔走龙蛇,乘兴挥洒。还有的在表演杂技书法的绝活:抓着一把笔写字,或双手握笔写倒字……都很有观赏性,吸引了大批看客,有叫好的,有鼓掌的,有认不出那草字是什么鬼画符而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的。大厅里气氛热烈,书法表演变成了明星走穴般地演出。

此时,在边上的一张桌子旁有个坐冷板凳的人,看上去他的年纪当在50岁左右,戴一副老式的紫框眼镜,气定神清地在写楷书:“借书消茗困,索句写梅真……”他身后除我之外再无其他旁观者,这让我也有条件静下心来仔细端详他的字——看着看着,他写好的字竟和宣纸离了股儿,单独凸现出来,一笔一画都像是黑亮的圆棍儿,力道迸射,处处藏锋。

在这种书法大表演的热闹场所,难得见到写楷书的人。尽管当今中国的书法家格外地多,领导同志大部分是当然的书法家,还有一批敢在纸上用笔划拉的人……因此瞎划拉可以滥竽充数,可以冒充行草。能一笔一画把中国字写得像字的人似乎倒不多见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厅里安静下来了,观众们舍弃了龙飞凤舞和杂耍表演,都围过来看楷书。他的楷书生出一股静气,能让人们立刻定住神沉下心,平息躁热,从内里生出一股清凉。恰如苏东坡所唱:“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

这位能在闹中取静写楷书的人就是阎宝忠。举办全国书法大赛,在8万件楷书作品中阎宝忠轻松夺冠。他觉得无趣,以后便改由他的学生参赛,竟也连拿几次第一名。其实,他只是以楷书立本,在这种场合写楷书比较容易。他真正见长的还是行草。但要草出境界,草出性情,草出修养和品格,草出生命的乐感和动态,又谈何容易!

日本的神户议会大厅里悬挂着12幅中国书法作品,全都是阎宝忠的行书和大草。南方一收藏家,慕名以5000元买他4个草字……他被认为是个怪人,极少参与书法界的活动,字不贱卖,要卖就必须物有所值。常常被误解为架子大。

一朋友找他要过一个用朱砂写就的近一米半高的“寿”字。想不到那位朋友不光“眼富”,见多识广,还能“通天”。在杨尚昆过80岁生日的时候他把那个“寿”字作为贺礼送去了,一时惊动四座,获得交口称赞。同样也喜欢书画作品的万里,似乎对那个“寿”字格外欣赏……轮到万里过80大寿的时候,有人也想送这样一个“寿”字,请许多书法家写了,都不满意。最后追本溯源找到阎宝忠,他凝神提笔,一挥而就。

没错,就是他!那个巨大的红色“寿”字,挺立着一种独特的气势,又包裹着一份厚重,一团祥和。

当阎宝忠知道自己的字被送给了谁,他作为书法家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的“架子”再也拿不起来了。写“寿”字送人,就是给人添寿。可以给领导者添寿,更应该给平头百姓添寿——一家画社的一位低级行政人员病重住院,需做大手术。医生提出:“我家里有四扇屏一直空着,你是画社的,找个书法家给写四幅好字没问题吧?”问题大着哪,正因为他在画社才知道求人写字之难,不必说还非得要好字,就是臭字,也得论尺寸,论字数多少收钱。许多书法家都在门口贴着卖字的价目表,并附言:请不带钱来想白求字的人免开尊口。再说他一个打杂的,跟社里的书法家也说不上话呀?

纵使他有天大的难处,一个病人跟主刀的医生也不敢“牙迸半个不字”!病人的女儿恰巧是阎宝忠女儿的同学,他听女儿讲了这件事,立刻问了四扇屏的尺寸,写好后请医生过目,不满意再重写。医生自然大喜过望。

这样的事多啦,久而久之,阎宝忠本人却变得有名无“实(惠)”了。他的女儿将要大学毕业,一家三口还住在一个独单元的房子里。夫人和女儿受他的影响,也都写一笔好字,常常在一间屋子里摆开两张写字桌,阎宝忠就只能站着当老师了。但一家人活得很惬意,其乐融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急着用钱了,就到他那里去拿,三千、两千……有一次他去看望天津书法界泰斗式的人物余明善老先生,请老先生给自己的斗室起个名号,老先生未假思索就脱口而出:馨石斋(心实在)。

社会哄抬什么,什么就会泛滥——在美国,拳击挣钱快,打拳的人就多。在南美和欧洲,踢足球出人头地的机会多,因此球星就多。这些年,中国新开张的商店多,等着题字的门脸多,附庸风雅的人多,买字求字的人多,于是就把书法家抬起来了。有本事的贵卖,本事小的贱卖——名之为“薄利多销”,一幅字只卖20元、30元、40元……给钱就卖。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抢占市场。因此书法家买房子置地(坟地)已不成问题,有人还可以在高级宾馆里有长期包房。

我问阎宝忠,以他的名头,过如此简朴的生活,心里平和吗?

他说,别人有钱没钱跟你怎么活法有什么关系?一人一个活法,关键是自己的心态。过去唱戏的有位金少山,玩艺儿最好,到死的时候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书画界也不都是有钱的,谁跟钱也没有仇,名人的情况不一样。我的字写得跟别人的字不一样吧?为什么我非要跟别人活得一样呢?字可以卖钱,一味地靠字敛钱,实际是对自己的字没有信心,只能用钱来充实自己。

果然是“馨石斋”斋主。我想,一个乐于给别人添寿的人,他自己也会增寿的。

“五大道”传奇

在天津人的心目中,“五大道”代表着一段历史,是一片神秘的街区,仿佛每一条胡同、每一个深宅大院里都藏着无尽的故事……其实“五大道”并不大。不仅和新修的环线,射线无法相比,就是和过去的老道,如和平路、中山路、南京路等也无法相比。常德道充其量不过千米左右,是一条半截子道。而且“五大道”区域内的建筑也多是“小洋楼”……“小”何以被冠为“大”呢?

按人们的习惯,给一件事物加上一个“大”字,是表示一种尊崇,一种敬畏,一种激赏。如“大中华”、“大英帝国”、“大老美”,总统就是总统,身材并不特别高大的孙中山却被称为“大总统”,明明是小孩子可以叫做“大胖小子”,老虎也常被叫成“大老虎”。

“五大道”不是正道,既不由正南通向正北,也不是连接正东正西。而是斜飘飘地从西南通向东北。这也许恰好“歪打正着”——天津常被外地人看成是一座“斜城”,进了市区如进迷宫,找不到一条直道。历史曲折,环境曲折,太直了反而难以通达,难以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