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强壮得跳下床就能飞跑，这在我苏醒后第五天上厕所时感觉出来的。每次上厕所，都有三个专政队员押着我——一左一右两个抹着我胳膊，另一个跟在后面监督。把我塞进窄小的厕所里，他们就只能站在门口守候。这时我就试着用双手撑着墙壁，让整个身子离地，果然就离地了。我为自己康复得如此快也大感吃惊，我甚至相信这个世界上绝对有鬼神保佑我，只是我想不出鬼神为什么保佑我。可细细想想却觉得这要归功于刘剑飞，刘剑飞教我腾空飞跣，经常就往沙滩上狠摔。锅炉房的煤堆全是粉碎过的煤面子，煤面子远比海沙子软和多了。
我开始强烈地思恋姐姐和那个喊我舅舅的小外甥女。病房门每一次被推开，我都感到是姐姐走进来。然而除了表情严谨的医护人员，再就是表情冰冷的专政队员。
一天，一个表情最严谨的女护十突然对我露出生动的笑容，她小心地回头看了看门外，然后小声说：你疯啦，从那么高的烟囱往下跳！
我说，我还要跳——我把她们和专政队看做一是伙的，我决不能让这些家伙知道我心里的软弱。
她说。用不着再跳了，形势快要明朗了……
我不明白明朗是什么意思，只好怔怔地看着她。我发现她和姐姐年龄差不多，眼神也有我姐蛆那样的温柔。她给我喂饭时，动作最熟练。而且扶我欠身的高度最合适，所有的饭菜都顺利地送进我的嘴里，没掉外面一粒米和一个菜叶。而别的护士总是草草地往我嘴里塞着，一碗饭最多吃进去一半，那一半全在枕头和褥单上。
我说，你能不能帮我解开绳索？
她说，你疯啦，你想让我也被绑起来呀！
这时，门被用力地推开，一群专政队员走进来。我以为他们又要强行押我上厕所，但我发现他们至少五六个人，而且进来就如狼似虎地扑上来，动作粗野并干练地将我掀下床，连拖加拽，不一会儿，我就从医院走廊到楼梯，从黑洞洞的冈车到拘留所，最终被关进一间只有一个小窗洞的屋于。
当老坏带着一个专政队员走进来，我明白完了，要吃大苦头了。老坏的形象就够恶劣的了、另一个更不像个样子，就是两只跟几乎长在一起，绝对海里的比目鱼。老坏和比目鱼正在阴险地朝我冷笑。
老坏说，陈胡子，我来感谢你，感谢你给我打成英雄了。
我不吱声，心下只是万分懊恼。
比目鱼说，你水子竟敢打断我们队长的肋骨……
老坏立即打断比目鱼的话，又故意笑了笑，我们无产阶级是钢筋铁骨，你这个反动派是打不断的！
接着，两个家伙就顾不得假装笑了，开始凶相毕露，并咬牙切齿地骂起来，骂我是疯狗，是流氓，是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老坏指着我的脑门，你他妈的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扑——这一条就能枪毙你好几次。
两个阴险的家伙骂够了，就又冷笑着走了。他们说先给你养几天精神，准备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再教育。
我不吱声，反正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但他们绝对不会把我打死，因为他们怕我死。可我却总是不明白，这些家伙如此凶狠地打我，可为什么怕我死呢？坦率地说，我从烟囱七跳下来之后，也开始怕死了。我恐惧地感到，我身上负责胆量的器官绝对摔坏了。
老坏说话倒算数，我在小屋里一直躺了两天，并没什么动静。意外的是伙食还有了改善，竟然能吃到面条。星期天的晚上还加了个两面（白面和玉米面两掺）馒头，我吃得挺香。
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些消息，某某被平反了，某某被释放了，某某被解放了。然后我就做起了美梦——我被解放了，专政队笑呵呵地送给我一套新服装，上面还印着革命委员会好的金字，我大概还戴上一个红袖标，光光彩彩地在大街上走。倒霉的是还没走上一分钟就掉进一个大坑里，坑边上的石块随我一起掉下去并很疼地砸在我身上——我一下子醒过来，原来我是躺在水泥她上。我再眨眨眼，才明下三我是被老坏带着一群专政队员拖下床的。我装作昏昏然，暗暗用两臂护住脑袋，贴着地面看那一圈大头鞋，我就知道又要来一次。天这么暖和了他们还不脱大头鞋，大概就是为这一手。
谁知这些家伙并不打我，反而摸摸索索地整理我的床铺，似乎要给我铺得舒服些。他们仔仔细细地铺完床，却又小心翼翼地把我抬上去。正当我莫名其妙时，老坏一下子按住我的四肢，用宽布条把我手脚牢牢地捆绑在床上。我大声叫骂，但没叫几声，他们就给我嘴里塞上东西。
你绝对想不出他们用什么方法打我，全世界最有水平的打手也打不出这个水平来。这些家伙把我绑牢后，再扒下我的衣裤，但并不凶狠地拳打脚踢，而是在我的皮肉上放一块极其光滑的木板，然后用木棒小心翼翼地打那块木板。这些坏家伙从半夜一直这么仔细地打到早晨一打得我五脏俱裂，疼痛难忍。但由于有光滑木板垫在其中，我那粗糙的皮肤不仅没有一丝伤痕，还变得细嫩透明，像姑娘的脸蛋，尤其是我的屁股，肿得红盈盈亮品晶的像西红柿。
老坏并不满足，他不断地来观察我的伤势，又认真仔细地打了我几次，最后，我浑身肿得像个发炎的牛膀胱，他们这才住手。
我从烟囱跌到煤堆上，应该说够厉害的，但只是昏厥了几天，并没感觉到太多的疼痛。老坏他们不动声色地打我，却比跳一百次烟囱还要命。我以后许多天不但不能说话，连喘气都相当困难，就像全身的皮肤里插满了碎玻璃，稍微蠕动一下都万箭扎心。
军管会的官儿并没忘记我，多次派人来检查询问过，但他们都以为我得了什么怪病。医生也断定我没挨打——他说这是我从烟囱上跳来的后遗症。你想想，一个人从那么高的烟囱上跳下来，肯定会有后遗症。
我什么也不说，我知道说什么也没用。
我好长一段时间不得不站着睡觉——因力我肿得红亮的皮肉特敏感，即使接触柔软的棉花，也像撞到坚硬的钢铁，后来，即使刮来一阵风，皮肤都能产生痛感。我敢说，要是全世界比赛疼痛，我绝对能得第一。
我忍受疼痛的毅力甚至感动了老坏的副手。一个年龄挺大的专政队员，他暗地里给过我不少帮助，还给我接过好几次尿。我当然不能被他感动，说不定这家伙是用新的花招来麻痹我。
一次夜里这个老家伙值班，他大概喝了些酒，竟然就跑到我的小因室里坐着不走，也不管我听不听，就自言自语地说起来。原来这家伙也有个与我年龄一样的儿子，脾气也和我同样直爽——这家伙不说暴躁说直爽，这让我对他有点好感。他说他直爽的儿子得罪了他们单位的专政队，被抓去将两腿都打断了。最后用担架抬回家。这老家伙牢骚满腹——他说你小子一定要咬住牙，第一你没杀人放火搞破坏，第二你没讲反动话也不是反革命，第三你的出身好得不能再好——我们专政队派人调查过，你父母旧社会逃过荒要过饭，你家祖宗三代穷得连裤衩都没穿过。打架斗殴算什么错误？电不是打革命群众！……这老家伙的儿子因为曾被专政队打断了腿，思想就不坚定了，完全站在我的立场上说话，他酒喝得太多的时候，甚至都把我当作他的儿了。
形势看来真是要明朗了，军管会的首长也亲自下来检查。但专政队的人很会对付检查，这些家伙在我们面前横眉竖眼，飞扬跋扈，但见了戴帽徽领章的，却像个孙子——一个个颠颠的，兔子似的跑来跑去。平日满嘴粗话的专政队员，变戏法似的一下子文雅得像教授。他们当着军管会头头的面给我端水，给我打扫床单，还不时地对栽做出甜蜜的微笑状——似乎压根就是这样。
军管会的头头很满意，连连点头，满意万分地走了。
有一天，一个军管会更大一些的大官来了，因为专政队的头头们全都到位，而且一个个哈巴狗一样地点头哈腰。我对这些检查已经绝望了，甚至连脸也不转过去。可是我猛然听到那个大官尖细的女声。我立即转过身子，脱口喊了一句，解放军郝叔叔！
那个大官儿愣了一下，眯着眼睛看我。
我说，郝叔叔，你不认识我啦？说着，我掀开衣服，让他看我肚子上的伤疤——从大豆角树上飞跳下来，被尖玻璃剐开肚皮露出肠子……但我掀衣服的动作使我打肿的身子痛得钻心，我不由自主地哎哟了一声，差点就跌下床去。
我发现专政队的人全乱了。他们扎撒着两手，想去扶我却又不敢扶。
郝叔叔竟然认出我来，他不但认出我，而且还能喊Ⅲ我的名字——小立世！并亲自上前来扶我。我却一下子昏厥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昏过去并非专政队毒打所至，而真正是从烟囱上跳下来的后遗症——我尽管奇迹般地活下来，但神经却摔坏了。后来的年月，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昏厥一次——完全像挨了一铁棍似的，脑袋轰的一下就过去了，要是有什么激动的事，我昏厥的次数更多。每次昏厥至少要昏睡整整一天，幸运的是只要醒过来，立即就正常人一样，而且能立即健步如飞。
郝叔叔已经升为司令——也许是副司令，反正挺有权力。所以，我被拉进市里大医院里检查。大医院里的大夫医术高强，不但发现了我摔下来的后遗症，同时还发现了我被打肿的身体。不过，他们也惊讶得眼镜全都掉到地上，因为他们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让皮肤肿得如此漂亮。
我说过，我的身体素质太棒了，在医院里躺了几天，就健康得能参加奥运会。我对郝叔叔讲丁我的全部经过。最后，我学那个老家伙的说法——第一我没杀人放火搞破坏，第二我没讲反动话也不是反革命，第三我家祖宗三代穷得连裤衩都没穿过……很快我就被解放了。郝叔叔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最大的要求就是尽快地见到姐姐和姐夫。
郝叔叔用非常感动的目光看了我足足一分钟——原来他所说的要求是问我怎样处理专政队打我的家伙。
我说只要放我出来，管他什么要求我都不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