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东鳞西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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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人情篇(13)

因为这个病房里的嘈杂,和一些危重而外伤严重的病人在一起,进住后医院曾答应有了房子就给换的,凯雄他们提出找个好点地方,至少也是两人的病房,不知后来谁的主意,找到了报社,大概也是因为看到老许也亲临医院,就觉得这事靠组织好解决一些,于是,他们就活动着找关系、找单位,一来二去,从这天开始,就把找病房作为重点。

恰巧,中午十二时左右,老许打来电话,问病情,有人把这个情况给他说了。周二上班,老许让社办公室主任吴奇带来公函,并与医院联系,安排一个单间。

下午,黄育海兄专程从杭州赶来,让我感动,他昨天还和我通话,说到他参与的一部小说的讨论,我还说他是前人栽树功不可没。没想到,得知我病后,一天之内就来到病房。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平时过杂乱的街头,走远道还要人扶助,从一千多公里之外赶来,难得他那份心意。

午后可以探视了,我一睁眼看到同事小罗手捧鲜花在门口,有些诧异,他小声地说让我别动。小罗是细心人,也真有你的,买什么花,还专门跑来一趟。我问他怎么知道的,小罗笑笑,他问要帮干点什么,朱晖他们劝说暂时不用,他说以后我来帮个忙。

小罗来和他送的花,让我顿生感悟,因有病,成了一个麻烦大家的人,医生,朋友,同事,就连这些花也受牵连,后来,朋友和同事们送来十多个花篮,大家的心意托付在这五彩缤纷的美好祝愿中,也让我老婆说,你欠了那么多的人情。

三点过后,当时育海兄在看护我。只听有人像在劝说,又像在问询,原来是育海把中国作家协会的两位领导,书记处书记张锲和高洪波先生挡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来。黄育海虽走南闯北,对文坛熟人熟事,但却没有同张、高二位熟识,所以,他把二位先生挡驾了。事后,洪波兄提起这事,说我住院时一些兄弟们看护严实。当时,凯雄是我的病情总管,好些人都从他那里得知情况,他一一谢绝探视。因病房拥挤杂乱,张锲、洪波二位仅远远站着,同朱晖还是谁说了几句,我是躺着目送他们的,二位走后,好一段时间,洪波手捧鲜花,两位高大的背影和严肃的神情,在我心中久久难忘。

下午,主治大夫孙永权与小光和朱晖他们谈我的治疗。他建议在两三天内做脑血管造影检查,他又说,前期做造影风险较大,但可以早了解病情,得到控制。孙大夫戴一副眼镜,是年轻的硕士,说话细声细语,态度也很和蔼,是一位对病人很体贴的大夫。对此类病他是见得多了,也做过不少手术,出于职业的原因,也出于不熟悉,他对诸位兄弟的疑虑,没有表示直接的态度。后来,我的“治疗小组”,并没有采纳大夫的意见,孙大夫也没有说什么。

晚上,为寻找最佳方案,小光他们在医院旁边的小餐馆聚集,究竟什么时候做手术,是采取保守还是赶紧做,如何同大夫沟通,他们煞有介事地讨论着。

意见有分歧,分为两派。黄兄从杭州来,之前,他就咨询过其父亲——杭州一家医院的老院长,据说治疗此类病分为南派北派,南派多主张以保守为主,于是,黄兄来后,力主先不要也不能做手术,那是原则问题,他是诸位中唯一与医生有些亲属关系的,他的话也有权威。可是,主治医生曾对家人说过,应当抓紧,拖一天就会失去机会。小光对此也拿不定主意,所以,在晚上,朱、黄、李、应、潘和齐,几位聚集,为此讨论出暂时的结论:先不做,保守一下,以观察再说。对我,这是一次“救命的神仙会”,十多天后,我做完手术,小光才敢告诉我。我听了,说不出什么,任何感激的话都是多余。

这个决定,后来事实证明十分不妥,险些误事。可,大家的考虑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朱兄也是保守派,曾为此三思,在这之前,一位据说是半仙的高人告诉他,近日里,要多加小心,可能要碰到点麻烦,或者有朋友不测。朱认为事关严重,他隐隐觉得,“高人”的话不能违抗,宁信其有,所以,无论从朋友角度还是哥们的立场,他是想拖拖,为的是能多看几眼。因了这种种原因,几位我的治疗高参们,竟把医生的方案搁置了。

齐小光也没了主意,她曾问及当医生的嫂子,也问了一些明白人,都说这样的病风险大。好像作家朋友周大新也跟她说,他问过三○一医院的专家,也是这个看法。

当然,也好,有更多的时间来证实弟兄们的那份情意。我好生有福。

同事建武夫妇来访。他大概听张锲先生说的,他们住一楼。

很晚了,丁临一兄悄然来探视,他现在去了武警一单位,我的消息大概是找凯雄问到的,不过,老兄心细,又身在武警,情报是没有问题的。平时里,我们虽军民两界,但常有聚会,记得见我那种受刑状态,他还幽了一默:好了以后我们跟你玩。

11月22日星期一

“高级护工”

智囊团的主意已定,主治大夫也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按部就班地治疗,以观察保守为主。

换病房的事,还在等待。报社《大地》杂志的王德颖来,他同医院里的人认识,想推促一下。不知道这种做法效果多大,病人情况不佳,众人着急,从组织到个人,都在用自己的一切方便使劲,只是这样的合情合理的方式,能有多大的作用,近乎私下的行为,让人想起来有点酸楚。

无论如何,为了治疗方便,找个安静的地方,原来医院也曾答应过,大家都为此在出力,没想到,病和病之外的事,同等重要。

这天是周一,上班的第一天部门是例会日,会上我的病成了新闻,元明把情况通报主任老丁,然后同大家商量,青壮劳力们排了一个值班表,为我护理。部门说是有二十多人,但壮年男士仅占一半,且又有老弱病者。中午后,李辉来送单位支票,以备住院之用。他以后成了我与单位、医院、部门以及诸多好友间的联络员,占用了他不少时间,也辛苦了这个平素高产的作家。部门里派来值班的,好像罗雪村为第一个。以后,袁晞、陈原、大农、建武、守仁、少波、月海、向兵,另外我的研究生大波和老丁的研究生辟长,都来看护,特受感动的是年届六旬的刘虔,几次单独来护理,让小光都说,看真把你当个人。护理如同上班,早早就来,到下午三四点钟,上下午各安排一位,后来,顺当后请了护工,才把同事们解脱。看着这十多天里,十多人次,诸位有着副高正高研究生作家名头的同事朋友,抛公舍私,挤时间为我值护,帮吃喝拉撒的事,精神安抚,真不知说什么是好,有次,我想说,等你们谁再有个好歹,我也这样来还情,不对,这不吉利的话,怎能随便说的。起初,我不想麻烦同事,可大家也许是看我这危在旦夕,也许去日不多,作了安排,我也就作罢。一次,陈原兄为我按摩脚,我戏言,你这是干最脏最臭的活,那时候,躺得时间长了全身零部件松弛,时不时要做按摩,让几位大员们,屈尊降贵,也见识了一个重病者的无理。

刚离开工作半天,我就觉得有好多事要做,不是因为自己还把自己当个人,也不因为少了我就怎么了,多年的习惯成了一种生活的规律,觉得这周一应当是最为忙碌的,所以,下午部里人来后,我就想到了最近的这个版面。因为报纸开办了一个《大地文化周刊》,其中虽有各类不同的版面,但主要的是周刊的头版,重点文章是门面,有些先前的计划,放心不下。同看护我的同事们问及,大家随便应答多为一笑,后发现自己也是多余,此后也就是对来的同事们不谈工作,而在心里总想到还有点事,还有那档子事,那些堆放在案头的朋友们的文稿。有一天忍不住对陈原还是刘琼说及到版面,他们都不接腔,一旁的朱晖还是谁,都一笑了之,那意思是说,什么时候了,你还那样子呢。

下午二时,天坛医院的杨院长来,是科里请来会诊的,他建议早点做血管造影检查。小光说,是否先做个核磁共振扫描一下,她大概也咨询了行家,孙大夫在帮忙联系,说明天可以先做一下核磁。

晚上,头痛仍顽固。我扫了眼那些输液瓶,写有莫尼通,甘露醇、头孢曲格钠等一些没听说过的药。心想,这劳什子的病,这哪门子的药。

11月23日星期二

人与机

朱晖、李辉、袁晞他们帮助把我推进核磁共振机房。

也可能是头痛之后的麻木,仅在这个半封闭式的圆洞里,我平躺进去,头伸出去,机器发出的重金属的声响,转化为一种射线,对我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扫描,就像是进行了一次音乐洗礼。我屏住呼吸,为获取最佳效果,纹丝不动。二十多分钟的时间,我的大脑相当的配合,检查也很容易地完成了。岂料,后来出院一年,我再去做这样检查,同样是在这家医院,同样听的音乐“共振”,而彼一时此一时也。那个痛苦,才明白什么是地狱般的煎熬。也是二十多分钟,躺着,不能出气,不得动弹,有七八种不同的声响和节奏,在大夫的操纵下,铺天盖地,嚣张恣意地,像从金属缝隙里钻出来,像魔鬼一样地缠着你,用那些噪音加高分贝的东西,撞击你的耳膜,震荡你、压迫你,让你想到什么叫受刑,什么叫绝望。这种检查,人不知要死多少细胞,损伤多少根神经。我是怎么样熬过的,真不敢相信。我想,如果神经脆弱的人,做这样检查只会增加病情。可当时,第一次做,因为头痛得麻木了,核物理的作用对我已不那么敏感,二十多分钟,我没有特别的感觉。

事后,我也想,难道这个叫核磁共振的家伙,就这样子摧残病人,让被检者非像入地狱而不可,虽然大脑的“共振”检查应当这样,可这脑病患者,都是些脆弱的神经,被你这个大家伙这样地一折腾,还不没病变有病的了。看来,以人为本,高科技的东西,也要人性化。而大夫们在操作时,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方式,比如让人先有点思想准备,让那里面的受检者,不至于惊恐吧?

下班后,凯雄径直到了医院,他说,有一些同志听说后很关心,深切地慰问,告诉他们说,医院不让探视。还说了都是谁谁。问我,行不?

无所谓,谁来看,都由你去发指示了。倒是觉得,我这样子地让那些兄弟加革命同志们为之担忧,虽刚得病,五官、形体还没有多大的变化,还没有销魂蚀骨,人还清醒,但是,这插着管子,打着吊瓶,乱糟糟的环境,不宜于人来人往的。其实,他也是同我开着玩笑,他知道我那几下子。然而,这些弟兄们在以后的日子里,看我稍好些后,就开着玩笑,编排故事,打发时间,也寻着开心。

先是说我病了后,呼机手机抱着不放,当被推出检查,甚至上手术台时,我还吩咐别忘了我的呼机。“比命都重要”。出院后,朱兄以此为话把,说是某些人病床上还抱着两只“鸡”,其实,他们也知道,当着大家的面,当着家人的面,那个被可能怀疑有情况的手机、呼机,能有什么?不都是由你们看护控制吗,来电显示什么,不也是由你们去接听的吗?

我理解弟兄们的意思,在那枯燥的病房里,在那管子、药水充斥中,如何打发时光,也有策略和计谋。

终于可以转到综合科的病房了。这也是三楼,带卫生间,还有电视。去的时候,护士们来迎接,几位陪同也脸泛光彩。在小光的日记里写道,病人的心情很好,开始想吃东西了。当然,这天后,我可以吃点流食,是曾莉为我做了鸡汤面。进医院三四天没有沾油腥,也不觉得饿,有输液保命,今天的面汤,实在是一个新的开始。

朱晖风尘仆仆过来守夜,这已是他连续三个晚上。

11月24日星期三

“朱瓦辛格”

来护理的同事,较多的有袁晞、月海、少波等几位,或少壮派,或细致的人。真是难为他们。其实,可以找小工,医院里有专门的护理工,请一位也不难,可是,智囊团认为,头几天还是自己人尽心一些。晚上主要是小光和朱晖,白天,部里同事来。主要是看看用药和监护器,再偶尔处理点拉撒问题,我尽量地把这些脏活难活控制在晚上。

一大早,也就在六点,是小光在场时我完成了这个大的活计。据说,中风病者,最怕的是在拉撒问题上,一时用力不慎,血管发紧,再次发作,所以,大夫特别的交代要注意小节。还好,住院后的第一次也是五天之后,顺利地完成“大事”,虽然借助了药物,算是有幸。

由于稍稍稳定,大家都很期待着这保守的治疗有进展。有了食欲,面条、鲜果汁也消耗得频繁了。曾莉每天下班后就多了一件事,晚上凯雄再送过来。而朱晖也准时来值守。这些似乎成了个规律,后来,我戏言于朱,你就干脆在附近找个宾馆住下吧,他说,要宾馆干吗,就与你同居不得了。可以,他又说,那你不就没有机会了。

这时候,朱兄看我情态稍好,就开起了玩笑,他可是文坛早已闻名的伶牙俐齿,俗称“朱铁嘴”,与女士小姐们斗嘴他有这个本事。

综合科与神经外科不属一个楼,但我的治疗还是由孙大夫们管,因是以保守治疗为主,大夫们一天例行地来二三次,药物就由这边的护士们发送了。据说,这里是干部病房,多住些老领导,护士们都很有素质,护理得也较那边项目多。所以,朱兄来后,就凭他那一张嘴,把护士小姐们逗得开心。记得早晨专门有个扫床、清被工,护士小姐是个乐天派,而朱兄几句话,让那位小姐每次到我这里就多待一会,情绪明显好些。朱一袭紧身皮衣裤,如若刚从外面进来,被风吹得头发飘逸,有很酷的派头,要不齐小光送他为“朱瓦辛格”之美誉。这硬汉子形象,同我那瘫在床头相比,相差十万八千。有了朱,这些成天同严肃的老者、领导们打交道的护士,多了轻松活跃的气氛,干活也不累。我的头痛也仿佛在这精神的理疗中有些见效。

安静的综合楼里,除了每个房间的声响之外,实在是个疗养好地方。朱晖来时,看我的情态还算安稳,我也找着话题与他聊,有时,他直瞪瞪地看我,生怕我再是个假象,因为他是保守治疗的最大支持者。不过,几天来由头痛稍缓,到能进食,再到可以参与闲逗,我的进步是明显的。

这样的状态,建法放心回沈阳,黄育海因公务在身,回杭州了。

11月25日星期四

孙大夫早上查房时提出做腰穿,以减轻颅压,说是从背脊处进针,抽脑脊液。黄澄澄的伴有粉红色的液体,从导管里流出来,让人心里好生难过。治疗大脑的病却从脊背上下刀,真新鲜,而出来的是这种可怕的黏液状的,难道是这些东西作怪吗,难道,这精血就随便地被释放了,可惜。

我是下午开始做的,也算是个小手术,局部麻醉,十多分钟,抽流出七十多毫升。刚下刀时,不太怎么有感觉,过后得有六七个小时不能动,就有点让人活受罪了。好在,我自进了医院后,一切准备都有,更何况这点小小的刀口和小小的疼痛。

按说,那么锋利的针从背脊的骨头缝中插入,再把那些祸害的液体东西放出,这个过程让人害怕,可是,比起从脑子里动刀,还是好些。何况这个小手术是在病房里做的。

夜里,感觉有些反复,头并没有因腰穿见好。进得医院已有五天了,睡眠一直不好。是夜,仍为朱晖值守。约在后半夜三时左右,我有些烦躁,头又不是自己的了,就翻来覆去的,可能孙大夫已预感到,我的病灶未除,保守的方法,只能有些缓和,所以,让我做了脊背穿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