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东鳞西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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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人情篇(1)

读写他们

——一本散文和一组作家书信

电脑引发的

电脑的普及,无疑解放了我等吃文字饭的诸位,每天上班,主要的事就是盯着两台电脑,一个是内网用来分内工作,一个是接外网了解信息,用它同这个世界联系。尽管用电脑办公十多年了,眼睛为之降低了度数,还冒着辐射的侵害,而这个电辐射、光污染的家伙,还是给我等坐办公室的带来极大方便。至少,查资料、写东西十分得便。而且用上了这五笔字型,字随意到,敲击快慢之间,文字跳跃闪动,声音噼里啪啦,有动感,有声响,也有光影。这可人恼人的家伙,还是方便也好玩的。

可问题是,习惯了,熟练了,长短文字都是这电脑代劳,懒于握笔,而那十分心爱的书写,或者手书,却成了往日的记忆,变得陌生而珍贵了。

这就是现代高科技带来的负面效果吗?

这就是现代文明付出的代价吗?

是的,我们在孩童时期,有老师和家长逼迫,谁没有过描红,没有灯下练字习书,或者,在课堂上欣赏个别老师的板书,再者,稍长之后谋生他乡,用急促而眷念的心情,铺纸展笔,寄写家书的经历?那是一种温馨的回忆,一种难得的心情!

所以,那些书法或者叫手迹的东西,今天变成了一种收藏。收藏可能就是缺失,对我们这等爱好写写画画的人,多少有点惆怅而失落的!

枯坐电脑前,生发这多感触,几近常事。于今,我偶然翻出近十七年前(可怕的十七年啊),因编辑一本散文选集,与众多作家朋友的信函交住,更加深了这番感触。

五味杂陈,感喟良多。

二十多封书信,这些可以感受体温的字纸!如今读来,字纸如人,纸上见情!

还有,每位小说家对散文的感言,见仁见智,可圈可点!

阅读它们,多少记忆,历历在目。

编书成全

事情还得从头说来。

1992年冬或是1993年初,一个阴冷的季节,家乡人老简和老秦司职长江文艺出版社,他们来北京组稿,住在我单位招待所。晚上去看他俩时,提及到要搞一个什么选题,是即使不赚钱也要出的书。他们态度坚定,大家各方想法子。于是,就有了我和同样算是乡党当时任职文艺报的潘凯雄的合作,就是后来也还算有点意思的一本《小说名家散文百题》的图书。我敢说,这样的选题是一个独创。那时,新时期文学历经80年代红火,90年代初的稍嫌冷寂,而散文好像别有不同,热闹的小说家和不甘的小说家们,加入了这个阵营,成集团阵势。也可以说,自那之后小说家散文渐渐兴起,而且,有着十分看好的前景。在那本书后记中,我写了有关情况,摘录在此(如有重复的请读者略过)——

编这本书,缘起于一次“无主题的闲聊”,那天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老友简兄和秦兄来京组稿,说到他们社拟定出本“有价值的赔钱的书”。如今,出书事如同商店摊位上的货物真伪假劣,五花八门,搞得出书的、写书的和买书的均无所适从。出版社在商海滔滔中敢言做赔钱买卖,实在是令人敬佩。简、秦二位,言之恳切,当座的你言我语,聊出了编纂小说名家散文的选题。

不过,小说家散文之类的选本和专集,也不是鲜见的题目。好多这类的东西,问世后并不走俏。闲聊之余,我们说及到让每位入选者写上五六百字的“散文感言”或“散文观”之类文字,以纲带目,兴许能区别于同类选编而见出新意来。

想法归想法,付诸实施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入选者名单,是很慎重的。书名冠之以小说名家,这“名”一定要严,要有标准。一是要活跃于新时期以来文坛的小说高手,同时又有为人称道的散文新作。

为使选本有权威性,葆其特色,我们请作家自荐作品。入选的五十多位名家之作,除个别老先生因年事已高不便打扰外,余者均为作家们自荐。不少作家手头工作和创作任务繁忙,却十分热情不吝赐文,尤其是那精粹的短文“散文感言”。作家们不嫌琐碎,鼎力相助,使我们深感友情的可贵。当然,这些来自创作实践的夫子之道对读者和文学也是十分难得的。

编选工作仅是微薄之劳。记得把编书的信息告诉一些作家师友,都爽快支持。王蒙先生在出访国外前的空隙,第一个将“散文感言”写就。在海口,韩少功兄的文稿,放在摩托车后座被当作钱物遭窃,数日后又重新复印,并据记忆重写一篇“散文观”送给我们;还有汪曾祺老的手稿刚完即复印寄赐;刘庆邦兄自谦散文写得不好,专门为本书写一篇,都令我们感动。众多的亦师亦友的作家们,寄来文章的同时,亲笔写来信件。

时光荏苒,但现在想起来也记忆如昨。当年,编选之事在拟定选题后,略微确定了一个名单。名为小说家百篇是个概数,以我们感受到的有特色的小说名家,以其小说在当下活跃走红为标准,当然,私心是以青壮年和我们熟悉的为主。于是,就地北天南,先后反复,最后选了55位。

从我保存的一份有点乱散的初定名单看,是以老者领衔,以地区比如北京、上海等划分,名单定好后再传到出版社,由他们打印一个约稿信件,盖上公章,再从北京寄发。一来二去,到了三月八日我和凯雄分头寄出约稿函。

十多年后,拣出这些信件,有五位作家已作古,他们是冰心、巴金、孙犁、陆文夫、高晓声,看他们的文字,不免唏嘘,也让我有赶快写下这些文字的念头。

在海口,韩少功丢文稿

没想到,这诸多来信中,最早的一封是来自遥远的海南作家韩少功兄。

他写道:

必胜:

近好。

回北京一路可顺利?寄来五百字以内的散文观,你看能不能用。

一回生,二回熟,这次认识你很高兴,对你木讷之下深藏着明敏和幽默有很深印象。还盼以后在什么好玩的地方重聚。颂顺适。

少功

93.3.6

另:你为贵报约写散文一类的事,我找了找,寄上一篇未曾公开发表的,不知是否合用。不用掷还,不必客气。

少功的字是用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三百字稿纸写的。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单位公用稿纸。字写得秀气流利,还有点行书味。坦率地说,从书法角度看,不是很有特色,当然,这十多年后,他,包括这篇文章所涉及的诸位,可能潜心或不经意地成为书法高手,也未可知,在这里,仅以当年的书信文字解读和诠释。若有不妥或不恭,包涵了。

信写得很家常,看出他是个很细心的人。少功对我的几句评价,也没客套,令我感动。更主要的是,这寥寥百十字,却是这一组书信的开篇。

与韩少功兄相交,是在海南后的一个笔会上。那是1993年2月21日,当时从安徽到海南的作家潘军,在海口经商有了点实力后,以他们公司的名义举办了一个“蓝星笔会”,其阵营较为庞大,约二十多人,记得领衔的是汪曾祺老及他的夫人施老师,还有文坛上甚为活跃的诸才子们,以北京、南京、武汉、广州方面的为多。那天我从上海飞到海口时,作家刘恒到机场去接我,他穿一白衬衫,而我从北边来,一身厚实的皮夹克,极为反差,至今记忆如昨。有何志云,他和我同住一屋,这两位仁兄,在北京就熟悉,海口几日多有相处。还有南京的苏童、叶兆言、范小青、赵本夫、俞黑子、范小天、王干、傅晓红。北京除刘恒、何志云外,还有王朔、陈晓明,上海有格非,海南的有韩少功、蒋子丹等,广州有张欣、范汉生、田瑛等,武汉的方方前半程参加,后去了另一个会上提前离开,吉林宗仁发,天津的闻树国,安徽的沈敏特。真正是天南海北,群贤毕至。为写这篇文字,想查找当时参加笔会的人名,可没有原始的记录,只凭印象,大约还有几位。

那几天,作为东道主,潘军用他能够想到的办法,让这些来自各地的作家们,坐镇海南谈文学,把这个蓝星笔会弄得像模像样。对这个会议,印象是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作家们感叹这变化之快,有点出乎意外,会上,就文化的商品性与市场化也多有涉及,记得开了两个半天的会,在一个圆桌似的会上,大家都认真,说三道四,有大言滔滔,有随意即兴,对当时商品经济和市场化的社会现实,有着较为敏锐的感悟,会议好像没有太集中的主题,也没有形成什么统一的结论,有点神仙会的味道,其本意是主办者想借此活动,让大家聚会海南。无论怎样的初衷,这有点民间味道的笔会,在当时以较大的阵营和规模,形成了影响。日后几天到三亚发生的小插曲,更是让这次笔会增加了谈资,让人难忘。汪曾祺老先生那时酒量很在状态,酒后多有妙语,他几次同范小青、张欣等女士比试酒量,虽有夫人在旁管束也无妨,常常是兴味盎然,酒意酣然。最可记忆的是,在三亚一个好像叫唐朝,还是唐都的酒店,凌晨时分,在睡意沉醉之时,同住一屋的叶兆言、格非,突然被闯进的蒙面者喷了迷药,眼睁睁地看着被抢走了两块手表,所幸人没有什么伤害。这样一个正规酒店却被人拧开门锁盗窃,闻所未闻,虽然获赔了,但凌晨惊魂,让笔会结尾时有了高潮。

在这次笔会上,也是地主的韩少功,几天的会都参加,记得还邀请大家去他家做客。那时候,他从湖南到海口,住在海南师院。可能以前在什么会上,我们见过,却没有深入交往。但在海口一见如故,在他家我向他索稿。他答应要挑出文章在我回程时带走。过后,在宾馆的会上,他说好拿来文章的复印件,可是,不小心放在摩托车后面弄丢了,他说是在上楼的一会工夫,被小偷当宝贝顺走的。

这样,本来当面给我的文章,被小偷拦劫后,改由他邮寄,就有了这封信件。因祸得福是也。让我感动的是,他重新把那感言文字回忆下来,随信寄来了三百字的“散文观”。可惜的是,当时排版印刷都是手工,原稿送到车间拣字后了无踪影了。

少功写的“感言”,还有个题目《不敢随便动笔》。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是最迫近日常生活和最不讲究法则的文体,也就是说,是技术帮不上多少忙的文体。散文是心灵的裸露和坦示。一个心灵贫乏和狭隘的作家,有时候能借助技术把自己矫饰成小说、电视剧、诗歌、戏曲等等,但这一写散文就深深发怵,一写散文就常常露馅。如同某些姿色不够的优伶,只愿意上妆后登台。靠油彩博得爱慕,而不愿意卸妆后在乱糟糟的后台会客。

造作的散文,无非就是下台以后仍不卸妆,仍在装腔作势,把剧中角色的优雅或怪诞一直演到后台甚至演到亲戚朋友的家中。

这样看来,散文最平常也最不容易写好。成败与否完全取决于心灵本身是否具有魅力。

我本庸才,因此从来都不敢随便动笔写散文。

韩少功提供了两篇作品:《作揖的好处》、《然后》。这两篇散文风格各异,前者以说理为主,从五个方面来论及作揖这个当时被热议的一种礼仪的“好处”,行文犀利明快,简捷思辨。后一篇是怀念莫应丰的文字。“然后”,是他的同事作家莫应丰在弥留之际“冒出的一句疑问”。而这个“然后”的疑问,包含了什么,对此,少功追问:“然后什么?逝者如川,然而有后,万物皆有盈虚,唯时间永无穷尽……岁月茫茫,众多然后哪堪清理,他在搜寻什么?在疑问什么?”从莫应丰与命运的抗争,到他不幸染上重病,到最后的归去,他感叹:“命运也是如此仁慈,竟在他生命的最后的一程,仍赐给他勇气和纯真的理想,给了他男子汉的证明。使他一生的句点,不是风烛残年,不是脑满肠肥和耳聩目昏,而是起跑线上的雄姿英发,爆出最后的辉煌。”少功对莫应丰的“然后”,进行了解读,也是对亡友的怀念与纪念。虽是人生的几个片断,而一个耿直纯真的小说家,跃然而出。这就是少功散文的力道。

散文可说是韩少功的副业,他认真,“不随便动笔”,却成绩卓然,仅列举篇名就可知他的收获,计有:《面对神秘而空阔的世界》(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夜行者梦语》(上海知识出版社1993年);《圣战与游戏》(1994年);《心想》(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灵魂的声音》(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韩少功散文》(两卷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完美的假定》(昆仑出版社2003年);《阅读的年轮》(九州出版社2004年)等。

少功的散文作品,我以为,当年的《灵魂的声音》、《完美的假定》以及晚近的《山南水北》几部,较突出地反映其散文特色。他多是以思想性见长,从日常生活、平常故事写人生,有人文精神的贯注,信手拈来却含英蕴华。他的语言讲究,精致而不滞涩,典雅而不浮华,有张力,多智性,重文气。不太引经据典,也不掉书袋。可以说,韩式散文已有某种特定的范式,换言之,大众情怀,人文视角,理性思辨,构成了其散文底色。散文于今,乱花迷眼之中,多有诟病,无论如何,期待散文的知性和理性,识见和文气,是当下散文界的共识。而这恰恰在少功的作品中相当充盈。这多年来,如果将小说家散文排行,他的创作,不仅是蔚为大观,也是名列前位的。

之后,与少功兄也是在某个会议上打照面,见面很少,但他这些年每有动静,还是很关注的。他小说创作中继续着先锋的锐气与寻根的厚实,两条路数并立而行,常有佳作,并时不时有较大声浪。九十年代初他较早翻译的米兰·昆德拉,成为一时话题;日后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更是有争鸣与争议,以及他到湖南汨罗乡下有如梭罗式的田园耕读生活,都曾在我的视野中捕捉。近十年来,每年我们都编一套年度优秀散文随笔,他的作品也常在选中,偶或与他打个招呼,或者也先斩后奏,以为是熟人就没多介意,自作主张他也不计较,默默中感受到他的美意。

只是这年头电脑挤兑了笔,人也懒了,好多美好,只是在回味和怀想中重复。

“随意说”的方方

第二封信是武汉的方方。时间是三月十六日。

方方是以小说《大篷车上》登上文坛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激情澎湃,风光无限。小说有读者,也有电影人青睐。方方的这篇小说也借电影走红。她还写有《十八岁进行曲》等小说,大概是号准了那一时期社会奋进的心态,抒写了青年一代进取心理,很有读者和观众。尔后,方方多篇写实小说问世,及至八十年代末,《风景》、《祖父在父亲心中》等小说,奠定了她写实小说家的地位。卓尔不群,锐利峻切的风格,沉重的历史情怀和情感的穿透力,她的小说成为新写实的佼佼者,她并不特别拘泥于某种地域文化,却有强烈的精神力度和现实感。方方散文也有一种刚性和率真,在柔软中显示坚硬,直抒胸臆的畅快淋漓,如行云流水。

关于散文的感受,方方写道:

我非常喜欢“随意”这两个字。我觉得无论是作文还是做人,这都是一种境界。我做文章素来主张随意,尤其是散文,心到意到笔到,这是起码的。那种刻意作文,每文必想文眼所在,思想意义所在,以及上升到什么高度等等,一定是很累的。写的人累,读的人亦累……人们现在已经越来越广义地去理解和认识散文了,不再只是读到华丽的词字和句子才说那是。这正是散文越来越随意的结果。随意便展示出了个性,而个性的作品总是容易受人青睐的……

很久前有人问我你在什么状态下写小说,我说:“怎么舒服怎么写”。这就是一种随意,对写散文,我仍得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