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的领导也找我谈过话。我极力辩护，难道不让我们犯那个军校的错误吗？刘达临：对这个问题我们刚刚谈过，就是我们不主张大学生在校期间同居，但如果发生了，也要宽容一些对待，毕竟这是21世纪了。军队院校当然比地方院校要严格得多，处理也会严肃得多，但这是那时观念下的产物。即使在今天，军队院校也会相对比地方院校要严格得多。徐兆寿：第二个问题是，大学生能不能在校期间结婚？如果认可了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以发生性行为，可以同居，婚姻问题就随之而来了。再加上这几年教育部对大学生的入学年龄放宽了，学分制的实施又给大学生提供了创业和修学的机会，读学位的年限也放宽了。最重要的则是，大学生的同居实质上与婚姻生活相差不大，他们大都在学校周围租了房子，除上课外，他们在那儿做饭，过性生活，经济上一体化，与那些结婚后不生孩子的夫妻差不多。这种假婚姻能不能变成真的呢？诚然，要想结婚，除了他们已有的爱情基础，还有很多，如经济上的、心理上的原因，还有，毕业后能否在一个地方就业，等等。需要的条件似乎还很多，但是我们如果从简考虑，只要毕业后在一个地方就业，他们就已经可以结婚了。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结婚时不是啥也没有吗？如果这样考虑的话，那两位军校的大学生就可以生下他们可爱的小宝宝了，要知道，他们是多么想要那个孩子啊！可是现在，他们过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悔恨？还是愤怒和仇恨？他们在一起了吗？他们的理想被无情地砍断了，他们的爱情也被无情地打击了，他们还在一起吗？他们后来生了孩子吗？对那一个不幸的生命，他们又是怀念呢还是已经忘却了？他们周围的人还是那样戳他们的脊梁骨吗？他们的父母一直在怨恨他们吗？他们又是怎么一生仇恨那个毫无同情心的老师的？他们丧失了多少啊！如果今天他们要重新站在法庭上，以神圣的名义要求学校和社会给予赔偿，谁胜谁负呢？也许我们还会以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我们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那么，我们有权以今天的立场来对历史做个判决。武汉大学据说是第一个出台大学生可以在校期间结婚的高校，但第三天却又否认这种政策。教育部发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自我国调整大学生入学年龄以后，大学生在校期间能否结婚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了。该发言人指出，这个决定要根据学校自身的情况由学校自己决定。刘达临：这主要涉及到大学生在他们在校期间没有能够结婚的基础，如经济上和心理上等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问题跟我们那时候当兵时出现的一种情况有点相同，就是结婚的青年能不能服兵役。没有结婚的青年在服兵役期间是不能结婚的，而结婚的青年是可以服兵役的。如果说上大学以前没有结婚的青年，年龄也比较小的话，最好就是要谈这个问题。
性教育是人性的教育徐：现在大学生入校的年龄放宽了，而且各各大学都在试行学分制，就是大学生可以在一定的年限内修完学业，不一定非要在四年里修完本科学业，这样就有一部分青年有了创业的机会。这些青年若返校时的经济基础和年龄可能要比其他人大，他们能不能结婚？刘：这个不太好处理，不能一刀切，如果他们的条件允许了，我想是否应该允许他们结婚，但可能也是个别现象，不是全部学生。徐兆寿：第三个问题便是，大学里面要不要开性教育课，谁来开这样的课？他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刘达临：在我们进行的全国两万例“性文明”的调查中，在问及谁传授的性知识丰富有用的问题时，认为是同学、朋友传授最丰富有用的，中学生占42.5%，大学生占80.7%；认为老师传授最丰富有用的，中学生占58.9%，大学生只占0.6%。大学里基本上就没有性教育课。所以有85.1%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性教育太保守。
但是大学阶段是婚前性行为发生率最高的时期，这就造成大学生的性行为与性教育严重脱节的现象。这一现象要求大学里面必须要加强性教育，尤其是文化意义上的性教育。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开这样的课呢？我觉得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自身要破除性神秘感，有一种自然、健康、科学的性观念；2、知识面要广，因为性教育涉及教育、生理、心理、社会、民俗、历史、文学艺术、医学等许多方面；3、自身作风要正派，增加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4、善于清楚地、生动地有分寸地表达，因为性教育要讲究“适时、适宜、适度”；5、很重要的一点是，性教育教师要做学生的知心朋友，学生能和老师讲心里话，使老师更有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徐兆寿：第四个问题是性教育课的受众只是大学生吗？现在一般都认为，大学里面还是要开性教育课，因为大学生的性知识太贫乏了。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也应该听听性教育课。人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不但是为人父母者，还是学校和社会的重要成员。他们若不接受性教育，他们如何给自己的子女和学生进行性教育课呢？诚然，我们可以由专门的性教育教师来授课，但是家里呢？所以这个问题已经不单是学校的问题，应该是一个社会问题。如果大学生有必要的性知识和预防措施，也就不会发生军校那两个大学生的悲剧。如果那个大学教师也有一些起码的性知识，那么，他也就不会铸成大错。不知道他现在是怎么想的？他后悔过吗？他的良心一直是平静的吗？那么那个军校呢？是不是还是一如既往地认为他们是正确的？他们是不是还是将错就错呢？刘达临：所以性教育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徐兆寿：最后一个问题是，性教育课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部分。
是一些性知识吗？是一些必要的性预防措施吗？仅仅是生理上的吗？还是官面堂皇的理论匡匡？我认为这是最起码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些性知识，它不是真正的性教育。真正的性教育应该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教育。它必须让人们了解人的起源，人的本性，人类的性文化史，最后才是性知识。这是一种基本教育，倘若性教育课只有最后一点干巴巴的东西，而没有了前面的性文化，那么，人们对性的认识仍然会停留在过去的层面上，仍然对自身和社会没有一个基本准确的认识，这种性教育便是失败的。刘：性教育首先应该给学生传授一些有关性的知识，如生理上的，如何对待青春期的性，如何避孕等；第二步就是要进行一些有关性道德、性伦理方面的教育。1986年10月，我参加了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性教育座谈会，主持会议的是著名的吴阶平教授。开会的第一天，我就纳闷，为什么这个会叫“性知识教育”座谈会呢？按照我的理解，性教育首先是一种人格教育，包括观念、态度、道德、情操、习惯、作风等；其次才是知识教育，二者密不可分。在开会的第一天，我们几个与会的同志就把这个意见反映上去了，后来，参加预备会的同志回来说没有采纳。第二天开会，到我发言时，我又开始说起来，吴阶平教授打断我的话说，他说他在昨天的预备会上没有理解我们的意见，现在听了我们几位的发言，觉得我们的提议是全面的。你说的这种教育比前面两种教育还要高，是一种性历史与文化的教育。这也算是最高层次的性教育了。徐：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性教育应该是一种人的本位教育，即人的教育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与人最近的，但几千来来我们却离它最远。我甚至觉得性教育应该是所有教育里面的主课，它是真正的人性的教育。
性学家家里的性文化夏威夷大学的戴蒙德教授是刘达临教授的朋友，一次开会，他请刘达临教授到他家做客，只见他家里的摆设很特别。戴蒙德喜欢收集面具，墙上挂着几十个各种各样的面具，几乎包括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很有意思。卧室里铺着厚厚的地毡，没有床，睡在地上。
卧室的墙上则挂着许多日本的“浮世绘”，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春宫面，而且非常夸张，男女生殖器大得吓人。这是他从日本访问时带回来的。世界著名性学家、德国的黑柏乐教授家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东西，例如书房里摆了几只由玻璃做的大阳具，餐厅里陈列着一具从印度尼西亚买来的木制神像，有两尽多高，大阳具高高勃起。1989年4月下旬，刘达临教授到香港参加“中国人性教育面面观”，住在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吴敏伦先生家里。吴敏伦有两个孩子，男孩15岁，女孩13岁。当他们在家里翻看许多西方的有关性的书刊，在大厅里观看有关性的录像，和在一起聊有关性的话题时，两个孩子也在场，他们会若无其事地看一会录像什么的，就走开了。
他们都习惯了。在刘达临教授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到处都摆着有关性的文物和艺术品，其中有件陶土雕塑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一个和尚，他的全身都被铁链锁着，包括他的手脚，但是有一个东西却直挺着，而且很长很大，很具有震撼力，那就是和尚的阳具。我问刘教授这个艺术品的名字，他说：“锁不住的东西。”徐兆寿：首先的问题是您在家里的摆设上有没有上面两位外国教授的嗜好？刘达临：没有。我有自己的博物馆，性文物全在那里。不过我的办公室里有，你看到处都是。徐兆寿：谈谈您收藏的情况。刘达临：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我已经搜集了1700件古代性文物，花去我自己的费用100万元以上。徐兆寿：中国有没有这样大胆的性学专家和收藏家？刘达临：据我所知，少量收藏的人是有，不过很可能又不是性学家。徐兆寿：您有几个孩子，也在家里和客人随便地谈论性的问题吗？孩子们怎么看？刘达临：不怎么谈论。我在研究性文化的时候，孩子们已经大了。如果他们还很小，我想我会给他们一些性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