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江健三郎
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之一。
大江健三郎生于1935年，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1994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川端康成之后日本第二位赢得此项殊荣者。
这部小说起初在1967年1月号至7月号的杂志上连载，并在同年9月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小说的主人公是根所家的两兄弟。哥哥蜜三郎以翻译野生动物收集饲育记录为业，因不久前妻子生下一个重度精神残疾儿而苦恼不堪。弟弟鹰四参加学生剧团前往美国演出，如今脱离剧团突然回国。在鹰四的鼓动下，他们决定离开东京，回到位于四国的山村老家，开始新的生活。
这个山村是万延元年即1860年发生农民起义的中心地，而这次农民起义又与他们家族有密切关系。两兄弟想要投身于历史中去，以便重新审视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鹰四，极力要使自己同100年前领导农民起义的曾祖父的弟弟和20年前死于朝鲜人手下的表兄重合起来，与失去独立生活能力的农村青年共同斗争，恢复被朝鲜人企业家所遏制的农村活力。但是，鹰四所策划和领导的骚动终于失败，鹰四本人也自杀了。鹰四死后，蜜三郎似乎决心从正面继承自己家族的传统，改变自己暧昧不明的现实生活态度，确定自己再生之路。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有意将蜜三郎和鹰四两兄弟对立起来加以描写。蜜三郎常常冥思苦思，而鹰四则喜欢采取行动；蜜三郎对生活的态度是消极应付的，而鹰四对生活的态度则是积极斗争的。蜜三郎自己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区别，他承认自己和鹰四的人生目标完全相反，自己绝对不会参加暴乱；但鹰四却必然参加各种暴乱。蜜三郎的妻子也持同样看法，她认为蜜三郎“已经完全退出了社会生活”，但鹰四却“和他相反”。事实诚然如此，在1960年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运动中，蜜三郎不仅没有参加游行，甚至没有看过游行；但鹰四却是游行的积极参加者。当回到山村老家后，蜜三郎仍然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似乎无根可扎；但鹰四却很快和村里青年打成一片，重新扎下了根。在鹰四组织起青年足球队并抢劫超级市场时，蜜三郎下定决心绝对不让自己卷进去，买煤油非付钱不可。对于表兄被朝鲜人打死的问题，蜜三郎认为表兄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但鹰四却认为表兄是青年的领袖和战斗的英雄，死时场面极为壮烈。对于万延元年的农民起义问题，蜜三郎以为其中充满残忍的暴力，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但鹰四却把它描绘得有声有色，充满生机，充满力量，引得青年放声大笑。尽管后来由于鹰四所策划和领导的骚动遭到失败，再加上鹰四对于自己当年与妹妹发生乱伦关系并推卸责任因而迫使妹妹自杀的卑怯行为无限悔恨，终于在“说出了真相”之后自杀而亡，可是蜜三郎却觉得鹰四会被曾祖父的弟弟以及家族所有亡灵所接受，并且依靠这种力量超越地狱战胜恐惧，而自己则在家族亡灵的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凄凄惨惨。由是可知，作者对鹰四给予了更多的肯定。
这部小说含有广博的、丰富的内容，是上述作者多种创作意识的综合表现，其中森林意识占有突出地位。作者出生于“森林和山谷”，长大后不得不离开“森林和山谷”，所以只好在想象里和作品里唤起对“森林和山谷”的回忆。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便是其代表作之一。小说的主要故事是在“森林和山谷”这个舞台上展开的。小说开头写道，蜜三郎夫妇由于生下一个残疾儿，受到沉重打击，如果继续在东京生活下去，将会面临人格破坏和精神崩溃的危险，为了躲避危险才决定和鹰四一起回到故乡的“森林和山谷”中去。到小说结尾处，他们经过一段“森林和山谷”生活，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定的目的，所以最后一段写道：
我、妻子和胎儿穿过森林出发了。我们大概不会再回到洼地上来了吧。鹰四的回忆已然化为‘亡灵’为山谷人们听共有，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守卫他的坟墓。离开洼地以后，我的工作是尽力让妻子从保育院接回的儿子重新回到我们的世界，等待另一个婴儿出生，同时戴上头盔喊叫斯瓦希里语，不分昼夜地击打英文打字机，过着满是汗水和污泥的非洲生活，无暇顾及自己心中所出现的问题……”
可见“森林和山谷”是拥有一定魔力的。
从社会背景上看，作者在1967年将这样一部小说付梓，可能与当时流行的“反现代论”有着某种联系。所谓“反现代论”，是指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开始对于未来感到担忧，害怕日本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而且也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害怕日本将会被更紧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重蹈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覆辙；于是人们对“现代化”表示怀疑，提出“何谓现代”的问题，提出实行“反对现代和回归土著”的可能性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带有“反对现代和回归土著”的色彩。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非但具有独特的思想内容，而且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
第一是错综复杂的结构。为了充分展示小说贯通古今的思路，作者特意安排了三个不同时间层次的事件，使之互相交织在一起，共同在一个舞台和平面上展开，显得颇为错综复杂。即100年前曾祖父的弟弟率领附近农民起义的历史；20年前表兄在与朝鲜人部落发生冲突过程中死于非命的往事；当今以鹰四为领导的山村青年组成足球队，抢劫超级市场，对超级市场“天皇”的斗争。在鹰四的心目中，曾祖父的弟弟和表兄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而他自己则是英雄的后继者。正是这一点，将3个事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是现实和想象的结合。在作者的笔下，现实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以至有时令人很难区分其中哪些是现实的成分，哪些是想象的成分；多少是现实的成分，多少是想象的成分。例如，森林和山谷是小说故事的舞台，作者以生动的笔墨描绘了阴森可怕的森林、白雪覆盖的山谷等景色。这些描写可能是以作者故乡附近的实景为依据的，但显然也加进了若干想象的成分，以便更充分地表现作者的思想。又如：小说多次描述蜜三郎的梦境和幻觉，以便更深入地揭示他的内心世界。当蜜三郎在机场候机室等候鹰四乘坐的飞机到来时，蜜三郎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眼前出现另外一个世界——十分安静的世界，全是老人的世界，其中包括他那自缢身亡的朋友和被收进养育院的残疾婴儿，他想接近他们，但是办不到。这表明他对朋友和儿子的歉疚心理在折磨着他。诸如此类虚虚实实的写法，使这部小说显得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第三是鲜明的哲理性质。由于深受以萨特和加梁等人为代表的西方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也大多具有鲜明的哲理性质，注重采用文学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哲学观点，通过他所体验的徒劳、墙壁、性、政治、残疾儿、核威胁、乌托邦和森林等意识来探讨现代人存在的可能、意义和价值。《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也不例外。它不属于历史小说，也不属于传奇小说，而应划入哲理小说的范畴。如小说第三章对于森林的描写，写到森林的神秘和可怕，近年以来森林力量的不断壮大，根据一家过去与森林的关系和现在与森林的关系，在森林里过隐居生活的阿义等，都是具有哲理性质的，含有深刻的寓意，引人深思，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