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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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道士派的儒学”(1)

本章所谓“道士派的儒学”,乃指一切灾异派的《春秋》学,《洪范?五行传》派的《洪范》学、占候派的《易》学,及其他有同等性质的儒家。这一派的思想本当不起“哲学”两字,但有两层原因,不能不略讲这些学派。

第一,这一派的儒学在中国历史上很占势力,许多迷信,都借它做护身符,许多思想,都受它的束缚羁绊。如日食的迷信,求雨的迷信,不但存在民间,甚至见于政令。

又如《易》学,魏晋人推翻了汉人的“道士易”,到了邵雍以后,又生一种变相的“道士易”;到了清朝,那些汉学家想要推翻宋人的“道士易”,不料又恢复了汉人的“道士易”(如惠栋、张惠言的《易汉学》)。这是第一个不能不讲这一派的原因。

第二,东汉、魏晋人的哲学思想,全是这一派道士儒学的反动。不知汉朝的儒学退化到怎样下流的地步,便不能了解王充、王弼一班人的真正价值。若要证明魏晋哲学是中国思想的光明时代,先须懂得魏晋以前的一个时期是中国思想的黑暗时代。这是我讲这一章的第二个原因。

儒家对于“道士派”的关系,也起得很早。孔子是一个老实人,所以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等话,全和他有病不肯祷神,及“不语怪力乱神”的行为是一致的。

他的《春秋》所记灾异,依我看来,不过是因为“灾”是关于民生的大事,“异”是不常见的事,故值得一记,未必有天人感应,上天谴告人君的寓意。《公羊》《穀梁》两传解说灾异各条,除一二条外(如宣十五年“冬蝝生”一条),都不曾说是上天谴告人君,也不曾说是人事的感应。但是荀卿说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荀子?非十二子篇》)。秦始皇封禅泰山,齐鲁的儒生博士七十人议封禅仪节,虽然不中始皇的意,却不是反对封禅的。可见子思以下的儒家已渐渐的趋于“道士派”。

那时的君主又极力提倡道士派。燕昭王、齐威宣王使人入海求神仙,秦始皇功业更盛,长生不死的妄想也更利害。汉高祖本是一个没有学术的无赖,所以一面用太牢祭孔子,一面又立了许多淫祠(见《郊祀志》)。

文帝信公孙臣的土德说,新垣平的望气说,那时的儒生如贾谊之流,也倡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数用五”种种道士的话。到了武帝,迷信鬼神、仙人、方士、封禅、祠灶、祠后土、祠太一,做种种极可笑的事。方士中,如少翁封文成将军,栾太封五利将军,一月中,得四个将军印。封乐通侯“赐列侯甲第、童千人,又以卫长公主妻之,赍金十万斤。……天子亲如五利之第……”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掔(古腕字),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郊祀志》)五利将军、乐通侯、天道将军、栾大的信士弟子刘彻,就是那个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尊儒术的汉武帝。有了这样的皇帝来提倡儒术,儒术自然不能不穿上一件天道将军的“羽衣”,方才可以立得住脚。

所以武帝叫那班儒生博士议封禅的典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天子欲仿黄帝以接神人……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聘。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于是上尽罢诸儒弗用。”可怜他们白白地费了“数年”工夫去学射牛,究竟还不配参预那“比德于九皇”的封禅大典!(以上所引书皆见《汉书·郊祀志》)以上所说,乃是儒学渐渐同化于“道士派”的略史。以下再说“道士派的儒学”。

一、道士派的《春秋》学

《汉书·五行志》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仲舒本传也说他“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

我们闭了眼睛还可想见那位“一代儒宗”叫人闭了南门,禁人举火,他自己站在北门城楼上指挥用水洒人的妙景(此用颜师古注语意)。上章已说过董仲舒论“天人相与之际”的学说了。

他论《春秋》灾异之变的根本学说是: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老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对策》一及三)这种说话,依我看来,全不是《春秋》记灾异的本意。孔子若真是“不语怪力乱神”,又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人,决不致有这种思想。况且孔子的天道观念多属于自然的。

《论语》里还偶然有主宰的天的观念(如“天生德于予”,“知我者其天乎”之类。)《易?系辞》的天便完全是自然的天。似乎不致有这种完全“谆谆然命之”的天。细看《春秋》所记灾异,都不过因为是“灾”、是“异”,故不能不记,并无他意。例如,隐三年日有食之。《公羊传》曰,“何以书?记异也。”五年螟。《公羊传》曰,“何以书?记灾也。”又如桓三年一面记“日有食之既”,一面又记“有年”。可见记灾异与记“有年”同为史家本分的事,并无深意。

又如宣十五年书“初税亩”,又书“冬蝝生”(“蝝”是蝗虫子。)《公羊》、《穀梁》两传都以为是税亩的天灾(《穀梁》此条语意不大明白)。但次年即大书“冬大有年”。又可见书“蝝生”与书“大有年”同为史事,并无天人感应之理。《汉书》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一个“始”字明说他始创这种灾异感应之说,并非《春秋》的原意了。

我以为董仲舒所以造出这种学说的理由,只因为他有一个“屈君而伸天”的观念(说详上章),要想用灾异的话来做一种裁制君权的利器。那是有深意的主张。再不然,便是因为他本是有道士气的人,心中迷信天变阴阳之事,故附会《春秋》以成此说。这是无深意的主张。

无论怎样,董仲舒创出了这灾异派的《春秋》学。这一派的根本方法(逻辑)也要算他所说的为最明白。他说:

《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议高庙高园便殿灾”,见《五行志》)这是一切灾异家的逻辑。其实只是一种极浮浅的“历史的援例法”。

所重的只在“同比”“伦类”的现象。

例如《春秋》定二年,两观灾,天意要鲁侯去“僭礼之臣”,哀三年,桓宫、釐宮灾,“天意若曰,燔贵而去不义”;哀公不能懂得,故四年亳社又灾。凡此皆天意欲鲁国“去乱臣而用圣人”。这都是历史上的例。今武帝时辽东高庙灾,后来高园便殿又灾,是与《春秋》所书为“同比”,由此类推,可见天意要武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

……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便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五行志》上)这种论理,全是援例类推之法,一切灾异家,无论《春秋》派、《洪范》派,所用的都是这种论理(参看《五行志》)。

附会《春秋》的灾异家,董仲舒之外,如他的弟子眭孟、吕步舒皆是;还有刘向治《榖梁春秋》,刘歆治《左氏传》,两人又皆傅会《洪范》,另见下节。

二、道士派的《洪范》学《洪范》一篇,《左传》引三次,皆称《商书》《襄三》《文五》《成六》。《墨子·兼爱》下引作《周诗》,《吕氏春秋》引两次,称《鸿范》(《君守》《贵公》);《荀子》引两次,称《书》(《修身》《天论》)。汉以前人所引《洪范》的话,不过这几处,却没有一处引到五行之说的;所引的大都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等格言。

又《孔丛子》论《书》说:“《洪范》可以观度。”又说:“吾于《洪范》见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恶而质人之美也。”若他所说是今本的《洪范》,这话便毫无意义。

因此,我疑心《洪范》原本不过是一些道德常识的格言,并无那些道士派的话头。更可疑的是《汉书·五行志》把《洪范》篇首自“惟十有三祀”起,至“彝伦攸叙”一段特别提出,以为是武王问《雒书》箕子对禹得《雒书》之意,又把“初一曰五行”至“次九曰响用五福,畏用六极”,六十五字特别提出,说是“《雒》书本文”。

《五行志》所引是刘歆的话,刘歆是古代第一个造假书的老手。我疑心《洪范》原文已被后来的阴阳家添入许多道士的话语,又被刘歆傅会作《雒书》说“八卦九章相为经纬”,从此《洪范》更成了道士的书了。这是说《洪范》本文。汉代出了一部《洪范?五行传》为《洪范》逐章作传,每章说灾异的感应。例如:

《经》曰,火曰炎上。《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经》曰,貌曰恭。《传》曰,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恒雨,厥极恶。时则有妖服,有龟孽,有鸡祸,有下体生上之痾,有青眚青祥,唯全沴木。

《洪范?五行传》不知是谁做的,相传是伏生所作,似乎太早了一些。武帝时有夏侯始昌预算到柏梁台要有火灾,后来果然应了。夏侯始昌传他的族子胜,胜依据《洪范?五行传》预言霍光废立之谋,因此大见信用。这一派遂渐渐传播,与《春秋》派并立。后来刘向眼见他刘家的权势要被王家夺去了,于是用他从前铸假黄金,(向信“神仙使鬼物为黄金之术”,为宣帝炼金不验下狱,系当死得免。)教人诈上变事(向后使其外亲上变事,事发下狱,坐免为庶人。)的作伪手段。先傅会《穀梁春秋》,说灾异之故,后来又变计用《洪范》作根据,“集合上古以来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

《洪范》一派,由经到传,由传到传论,遂为灾异学的大成。后来谷永、孔光、刘歆诸人都属于这一派。

刘向虽曾经两次以作伪下狱,却居然在历史上博得一个正人忠臣之名。后来他儿子刘歆的作伪手段更高了,居然做了王莽的开国国师。这都是《洪范》派的大人物!(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虽然也有过当之处,但他的大意却不错,可供学者参看。)三、道士派的《易》学《汉书·儒林传》说:

自鲁商瞿子木受《易》于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史记》作“庄”)。及秦禁学,《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史记》作“仲”)、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扬何齐,即墨子·成,广川孟但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田何的弟子丁宽传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腠,独传喜”。这可见田何一派的《易》学乃是《丁宽传》所说“言训故,举大谊”的《易》学。

到了孟喜(当昭帝、宣帝时),方才把“候阴阳灾变的易家并入田王孙一派。后来孟喜传焦延寿,延寿用易推算奸邪盗贼,著有《易林》六十四卦,各有六十四题,总四千零九十六题,每题有辞,如今世之签诗筊辞。

如《观》之《贲》云:

“东行无门,西出华山。道塞畏难,游子为患。”

又如《贲》之《明夷》云:

“作室山根,人以为安一夕巅颠,破我壶飱。”

延寿又有分卦直日之法,以一爻主一日,六十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各卦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以其日占其善恶。

后来宋人邵雍的《先天卦气图》,即用此法,但去乾、坤、坎、离四卦与焦氏不同。延寿传京房,用此法更精明,推说灾异更为灵验,元帝大信用他。后因与石显、五鹿、充宗等有仇,竟死在他们手里。道士派的《易》学,到京房可算大成。后来《易》家所谓“世应、飞伏、六位、十甲、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形杀”,皆起于京房。现代的时宪书上所载种种禁忌,宜不宜,及天恩天德等名目,大都起于他。他又自称“道人”,可见“道士”

一派的正式成立远在张道陵之前。

四、道士派的《诗》学

孔子是一个有文学眼光的人,故他选那部《诗经》替人类保存了三百篇极古的绝妙文学。这部书有无上的文学价值,没有一毫别的用意。不料后来的腐儒以为孔子所删存的诗一定是有腐儒酸气的。所以他们假造《诗序》,把那些绝妙的情诗艳歌都解作道学先生的寓言。

如《周南》各篇本多是痴男怨女、征夫思妇的情诗,那些腐儒却要说是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如《关睢》一篇,本写男女爱情,从极无可奈何的单相思到团圆。

所以孔子说他“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腐儒偏要说是“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慎固幽深,若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王化成。”

所以《诗》学到了汉朝,可算得遭了一大劫。后来宋儒无论如何总跳不出这个“后妃之德,文王之化”的圈子。

但是这是文学史上的问题(耶教之《旧约》中多纯粹文学的篇章,也被后人解为宗教神话的寓言)。文学变成了道学,却还没变成“道士派”。不料后来有“齐诗”一派,居然把《诗经》也做成道士派的根据。

这一派《诗》学的道士可用翼奉做代表。翼奉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师(萧、匡也用《诗》论政治得失)。翼奉说“《易》有阴阳,《春秋》有灾异,《诗》有五际”。又说“臣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我们究竟不知道他的“五际”是什么东西,大概就是他的“五性”。五性是肝性静、心性躁、脾性力、肺性坚、肾性智(晋约诰)。他说:

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

他不但把诗和律历联合起来,还把律历学的诗当作一种政治的秘术。他说:

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

他把六情十二律分表如下:

北方之情好好行贪狼,申子主之。

东方之情怒怒行阴贼,亥卯主之。

南方之情恶恶行廉贞,寅午主之。

西方之情喜喜行宽大,己酉主之。

上方之情乐乐行奸邪,辰未主之。

下方之情哀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他用这法,看人来的时辰是什么,是邪还是正,便可定来人的邪正。如平昌侯去见他,三次都是“正辰加邪时”,便可断定他是一个“邪人”。

这种议论固是荒谬绝伦。但是这种荒谬绝伦的议论在当时居然受经学大师的推荐,得天子的敬礼。元帝还正正经经的同他讨论“善日邪时”,与“邪日善时”的区别,只此一端,便可见当时思想黑暗的程度了。

五、扬雄

我说这一章,以董钟舒起,以扬雄作结。扬雄一生别无特长,只会模仿古人。他作赋模仿司马相如,作骚体模仿屈原,作《法言》模仿《论语》,作《太玄》模仿《易》。其他著作如《训纂》《州箴》,无一不是模仿。他是王莽时代的人,认得几个怪字,做的文章都是王莽体。“王莽体”就是古圣人体。刘歆说他的《太玄》只配拿来盖酱瓶,刘歆一生只有这句话还中听。

《太玄》的“玄”字,即是道家所说的“道”字,只是《易》所说的“道”字。所以他说:

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资陶虚无而生乎规,神明而定摹,通古今以开类,摛措阴阳而发气。

这不是“道”吗?又说:

玄者,用之至也。见而知之者,智也。视而爱之者,仁也。断而决之者,勇也。

这是生吞活剥《易?系辞传》“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一段。

《太玄》本身只是新室皇帝时代的新卜书,与王莽、刘歆所造的那些三代古文同一性质。全书分八十一“首”,每首四“重”,每重或为一,或为一一,或为一一一。最上一重名“方”,次名“州”,次名“部”,次名“家”。凡家每首一变,三首复如旧。如凡部三首一变,九首复如旧,如。凡州九首一变,二十七首复如旧。如。凡方二十七首一变,八十一首复如旧。如。最没道理的是每首有四重,却有九爻,此名为“赞”。赞与每首的“重”与“画”绝无关系。

只此一事可现《太玄》是《易林》一类的签诗筊辞,并不是精心结构的哲学。《太玄》也依卦气分日用事,八十一首,每首九赞,共七百二十九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