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贰
28733900000005

第5章 汉之哲学(1)

泛论

汉兴时,儒生如叔孙通之流颇得信用。儒家重“辨上下,定民志”,故叔孙通所定朝仪使汉高祖叹赏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那时的儒生眼见叔孙通“得君行道”,都以为“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叔孙通不但制定朝仪,还制定了汉朝的“宗庙仪法”及“汉诸仪法”,在儒家发达史上,要算第一个大功臣,理该配享孔子!

但是那时的儒生,在政治上虽占势力,在思想界却比不上“道家”。汉初的功臣如张良的“学道,欲轻举”,“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又造出“圯下受书”,“谷城黄石”等等邪说,便隐隐的种下了汉代的“道士的宗教”。同时的曹参尊重“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实行“贵清静而民自定”的治道。

文帝实行薄葬短丧,也不是一个儒教信徒。文帝的窦皇后,最好“黄帝老子言”,故“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汉书。外戚传》上)。

景帝、武帝时,淮南王安招致方术之士,著书二十一篇,为道家最完备的书。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汉书·本传》)。当时的学者如司马谈之流,极崇拜道家,以为兼有诸家的长处。所以我们可说汉初的一百年(高帝至武帝),是道家发达的时代。

汉武帝建元元年,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诏可。五年,置五经博士。后来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竟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此事不知在何年)从此儒学成为“国教”了!

但无论何种学说,无论何种宗教,一到了“一尊”的地位,便是死期已到,更无进化的希望。

所以罗马的君士但丁大帝认天主教为国教,而基督教死;汉武帝认儒术为国教,而儒学死。况且当时汉武帝名为尊重儒术,其实他年年求神仙,任方士,祠五畤,想天赐祥瑞;所行所为,全是当日的方士迷信。

所以那时的儒者如董仲舒一流人,也不能跳出这种方士的迷信。于是有阴阳五行、灾异图纬的儒学。所以汉代自武帝到东汉初年的一百多年,是“道士的儒学”时代。

这种“道士的儒学”,在东汉时,并不曾消灭。后来道家的道士派,和道士派的儒家,互相帮助,互相影响,到了汉末,遂发生张道陵的道教。

但是东汉思想界,却出了几个人物,极力攻击“道士派”的道家和“道士派”的儒家。这班人物的第一个先锋是王充。

王充的《论衡》抱定“疾虚妄”的宗旨,建立一种“评判的哲学”。这种“评判”的精神,起于王充。张衡继起,也攻击图谶的虚妄。汉末的“人伦”“月旦”的风气,也只是这种“评判精神”的表示。

后来评判的风气,变成了政治的评判,遂造成十八年的党锢大祸。献帝建安年间,思想家如孔融、祢衡、仲长统诸人,一方面代表这种评判的精神,一方面遂开魏晋人自由旷达的风气。

所以汉代思想的第三时期,自王充到仲长统,可以叫做“评判的时代”,这是汉代思想变迁的大势。

道家

我在上章说汉代哲学的第一时代是道家全盛时代。如今须说“道家”之名作何意义。古代本没有什么“道家”。道是一个“达名”,所包极广。《庄子?天下篇》所举老聃、关尹、墨子·翟、慎到、庄囿等等,都称“道术”。道即是路,即是方法。故老子、孔子、墨子·……所要得的,都只是“道”。

但其间却有个分别。老子的道,完全是天道,是自然之理。孔子、荀子、孟子的道,偏重人道,是人事之理。墨子·所说,以“天志”为本,是有意志的天道。

后来这个“达名”的道,渐渐的范围狭小下来,单指老子一派的自然之理。《庄子》《韩非子》所说的道,都属于此派。“达名”竟变成“类名”了。

到了后来,“道家”一名竟成“私名”,起初单指那一派以天道(自然)作根本的哲学,后来汉末道教发生,道家竟成了道士的名称。自从道教称“道家”以后,那一派自然哲学便改称“老氏”,或混称“老庄”,不叫做“道家”了。

汉代的道家乃是专指那自然派的哲学。当秦汉之际,儒墨子·之争虽已消灭,儒法之争却甚激烈。那时的焚书大祸,便是儒法之争的结果。秦时法家战胜,儒家大失败。

到了汉初,如上章所说,儒生又战胜了。这个时代,只有那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自然派哲学,不曾受政治上的影响。这一派的哲学,当秦汉之际,不但没有消灭,还能吸收各家的长处,融会贯通,渐渐的变成一个集大成的学派。

依我看来,汉初一百年的道家哲学竟可以算得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大结束。古代的学派,除了墨子·家一支之外,所有精华,都被道家吸收进去,所以能成一个集大成的学派。这是汉代道家的特色。如今且引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话作我这段议论的证据。他说:

夫阴阳、儒、墨子·、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有不省耳。(此下论各家得失)……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子·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推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此下分论各家得失)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

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音款,空也)。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记》卷一三○)看他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子·之善,撮名法之要”,便是说道家是一个集大成的学派。读者须知“集大成”三个字,不过是“折衷派”的别名。看得起它,就说是“集大成”;看不起它,就说是“折衷派”。汉代道家属于折衷派,自不可讳。

但这一派却真能融合各家的好处,真能把各家的学说格外发挥得明白晓畅,所以我觉得它颇当得起“集大成”的称号。

汉代的道家哲学最完备的莫如《淮南子》一部书。故下章用这书代表道家的哲学。

淮南子

一、淮南王刘安

淮南王刘安为高祖少子淮南厉王长的儿子。孝文六年,厉王谋反被废,不食而死。孝文八年,封长四子为列侯,时年“七八岁”。(据《汉书·四十四》)十六年,徙封为淮南王。至武帝元狩二年,淮南王谋反,被诛。是年为西历纪元前121年(安生时约在前180年)。

“淮南王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四十四》)。今所传只有《内书》二十一篇,名为《鸿烈》。

据高诱序说,淮南王“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申、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流,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

淮南王谋反被杀时,汉吏“尽捕王宾客在国中者,……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之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

(《汉书·四十四》)。此次大狱,杀了许多学者,如上文所举的伍被、左吴等皆在其内(《汉书·四十五》)。这是道家哲学中衰的一个原因。

那时汉武帝本在提倡儒学,罢黜百家,如今道家变成了反叛的学派,自然更容易沉沦消灭了。这是道家中衰的第二个原因。从此汉代的哲学,便完全成了“道士的儒学”时代。

二、道

《韩非子》内有《解老》《喻老》两篇,文笔与《五蠹》《显学》诸篇不类,决不是韩非所作,大概是秦汉时的道家所作。(章太炎极推崇这两篇,以为“说老子者宜据韩非为大传”。

但太炎亦知“韩非他篇亦多言术,由其所习不纯”。不知此正足证此两篇本非韩非之书。韩非生平最痛恨“微妙之言,上知之论”,他岂肯费工夫去替老子作大传吗?)《解老篇》说: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

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气禀焉,万智斟酌焉,万事废与焉。……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万物得之以死,得之以生;万物得之以败,得之以成。

这一段论“道”,是道家哲学的根本。“道”即是天地万物自然之理。《淮南子》论道,与此相同。《原道训》说: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甚淖而滒,甚纤而微;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

这段论“道”,一为万物“所以成”的原因,二为无所不在(看《庄子?知北游篇》“东郭子问”一节)。这就是天道,就是自然,属于宇宙论。

但“道”还有一个意思。《人间训》说:

居知所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动知所由,谓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轾,错之后而不轩,内之寻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这个道是道术,是方法,一切知识论,名学,人生观,政治哲学,都属于这个道。

三、自然

道就是自然,这是从老子以来的道家所公认的。《淮南子》说自然,发挥得更尽致。《俶真训》说: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有“有”者,有“无”者,有未始有“有无”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者。最初的时代是“未始有夫未始有有无”的时代,那时天地未剖,阴阳未判,四时未分,万物未生;汪然平静,寂然清澄,莫见其形。

第二时代是“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的时期,那时天含和而未降,地怀气而未扬,虚无寂漠,萧条霄窕,无有仿佛;气遂而大通冥冥者也。第三个时代是“未始有有无”的时代,那时包裹天地,陶冶万物,大通混冥;深闳广大,不可为外;析豪剖芒,不可为内;无环堵之宇而生有无之根。第四个时代是“未始有有始”的时代,那时天气始下,地气始上,阴阳错合,相与优游,竞畅于宇宙之间;被德含和,缤纷茏苁,欲与物接而未成兆朕。

第五个时代是“有始”的时代,那时繁愤未发,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无无蠕蠕,将欲生兴而未成物类。

第六个时代是“有有”的时代,那时万物掺落,根茎枝叶,青葱苓茏,蓶扈炫煌;蠉飞、蠕动、跋行、喙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数量(蓶扈旧作萑蔰。今依王念孙校改)。这是万物发生的时代,同时又是“有无”时代。因为万“有”虽然发生了,但若无“无”,还不能有生长变化的作用。那“无”便是“有”的作用。“无”的性质是:

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扪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极也;储与扈冶(高注:褒大意也),浩浩瀚瀚,不可隐仪揆度而通光耀者。以上说天地万物初起,都由于自然,循序变化,无有主宰。“有有”

以后,万物自然变迁,自然进化,也无有主宰。《原道训》说:

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蛟龙水居,虎豹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

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羽者妪伏,毛者孕育,草木荣华,鸟兽卵胎。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秋风下霜,倒生挫伤,鹰雕搏鸷,昆虫蛰藏,草木注根,鱼鳖凑渊。莫见其为者,灭而无形。

木处榛巢,水居窟穴,禽兽有艽(高注,蓐也。旧作芄,今依王念孙校改),人民有室;陆处宜牛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秽裘,于越生葛;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因所处以御寒暑。并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观之,万物固以自然,圣人又何事焉?

这一段末节所说很合近人所说“适者生存”的道理。万物的处境不同,若不能适合于所处境地的种种天行地利,便不能生存。所以不得不“各生所急以备燥湿,各生所处以御寒暑”。能如此适合处境,能如此“并得其宜,物便其所”,方才可以生存。

《修务训》说:

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包子六合之内,托于宇宙之间,阴阳之所生,血气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后距,奋翼攫肆,蚑行蛲动之虫,喜而合、怒而斗,见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

虽其所好恶与人无以异,然其爪牙虽利,筋骨虽强,不免制于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势,无禀受于外,故力竭功沮。夫雁顺风而飞,以受气力;衔芦而翔,以备矰弋。

螘知为垤,貛貉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栉,堀虚连比,以像宫室,阴以防雨,景(王引之云,景当作晏。)以蔽日。此亦鸟兽之所以知,求合于其所利。(“所以知”疑当作“以所知”)这一段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更为明白。共分三层说。

第一,各种生物都有“见利而就,避害而去”的天性。这种天性,近世生物学者称为“自卫的天性”。

第二,各种生物,虽同有自卫的天性,却有种种极不相同的自卫的能力。这种能力,限于天成,若不能随外境变化,便不能应付外境的困难,便不能自卫。(“无禀受于外”。当作“若外境之势力不能发生相当之变化”解。)第三,生物都能随外境而发生形体机能上之变化,以“求合于其所利”以自谋生存。一切生物进化,都由于此。

四、无为

《淮南子》因深信“万物固以自然”,故主张无为。《原道训》说:

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道家下“无为”的界说,以此为最明白。所说“不先物为”,“不易自然”,只是一个“因”字。《原道训》说: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以便涉游,短袂攘卷(高注,巷,卷臂也。),以便刺舟:因之也。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俗尚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便之也。

这就是“因物之所为”,“因物之相然”。

《淮南子》论“无为”,注重一个“因”字,已如上文所说。他又恐怕人误会无为的真义,把无为解作完全消极的意思。所以他又有《修务》一篇,反复申明“无为”是积极的主张。这是《淮南子》的特色。《修务训》说: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若夫神农、尧、舜、禹、汤,可谓圣人乎?……以五圣观之,则莫得无为明矣。……(以下历论五圣之功业)……此五圣者,天下之盛主,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而不懈。……且夫圣人者,不耻身之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圣人之忧民如此其明也,而称以“无为”,岂不悖哉?

以上论消极的无为是不可有的。以下更论无为的积极意义: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

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旧脱功字,推作权。王念孙依《文子?自然篇》校补功字,改权为推。)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

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己”即上文所谓“私志”)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菓,夏渎而冬陂,因高为山(“山”旧作“田”,依王校改),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这不但是《淮南子》的特色,正是“无为”与佛家的“寂灭”的根本不同之处。

五、天与人

荀子批评庄子的哲学说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道家的流弊在于信天太过,以为人事全无可以为力之处,势必造成一种听天安命,“靠天吃饭”的恶劣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