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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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汉之宗教(8)

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酱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槁千车,船长千丈(总数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木器髤(漆)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巵茜千石。(巵茜音支倩,是一种染料。此言素木器或铁器或巵茜千石,百二十斤为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僮是奴婢,千指为百人),筋骨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粗厚之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蘖麹盐豉千答,鲐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他果菜千钟;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此17字是一项,旧注都错了。这是说,息借千贯钱来做买卖,贪贾得利多,廉贾得利少,故三个贪贾或五个廉贾,也可比千乘之家。上文“枣贾千石者三之”,也是说,这样的三个人才可比千乘之家):——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他杂业不中什二(不够二分利),则非吾财也。

这是当日的所谓资产阶级,其中有工业家(酿酒,做醋,造酱,织布,漆器,铜器等),有大农(种树,种竹,畜牧等),有商贩,有运输业(车、船等)。

其生产方法还在手工工业时代,故奴婢也是资本的一种。其利益至少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货殖传》(此参用《汉书》本,比《史记》明白)又说:

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此皆以钱计算),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享用奢侈,是当时很惹起注意的一点。当时去古未远,封建阶级社会的遗风习俗远在记忆之中,社会思想还全在封建时代留遗的书籍的势力之下,故这种新的社会状态是一般儒生所不能了解容忍的。故贾谊说:

今民卖僮(女奴)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偏诸,即编绪,略如今之花边),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汉书》四十八)他从富人的奢侈,推想到国中财力的消耗。他以为商业的发达可以使人民弃农而就商,弃本而逐末,所以生财者减少而耗财者加多,势必至于国中财力竭蹶。他说:

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

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出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书》二十四)这是他的经济学原理,也便是许多儒者的经济学原理。这种经济观只承认农业和手工为生产的来源,而商业没有生产的功用;只承认农产和手工产物为财富,而货币是不急之物。

他们只看见“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却没有看见那一人的提倡可以使百人千人得衣食之具。他们只看见“出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而没有知道那“靡之者多”正可以使“出之者”得高价,享厚利。他们这种根据于农业社会的经济成见,遂使他们提出一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贾谊说: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

(《汉书》二四)

这个主张里含有多少传统的经济学原理!第一是粟多则国富,第二是农是财富之“本”,第三是商人是不自食其力的末技游食之民,第四是国家欲谋富足当驱民归农。这个政策后来便成了西汉儒生的社会政策,在政治上发生了很重大的影响。晁错(死于前154年)便是主张这政策最有力的一个。晁错的经济思想和贾谊最接近,但他说的更明白痛快。他说:

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汉书》二四)这里又添了一条原则,就是“不农则不地著”。当时商业渐发达,民间自然有向都市移徙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很自然而且很有益的,因为这种移民可以救济乡间的人口过多,又可以用在都市工作所得来补助农事的收入。

但这班儒者不能了解这趋势的意义,都以为民不归田则田无人耕种了,民不著地便成了鸟兽一样的游民了。晁错因此又得一个经济政策,叫做“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

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他完全不了解货币的用处,只觉得货币有害而无利。如果没有那“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的货币,如果只有那笨重的五谷布帛,那么,人民就不会远徙了,盗贼也无所利了,商业也不会发达了。

晁错最诋毁商人,他以为商人是不劳而得利的寄生阶级,他们营利的方法全靠投机操纵市场,又兼并(兼并即现在所谓掠夺)农民,使农民不得不逃亡。他这样描写农民的生活: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价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他又写商人的生活道:

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者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他很感慨的说: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汉初大乱之后,商人投机弁利,使物价腾贵,米至每石值万钱,马一匹值百金。故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这种法令到吕后时才得废弛,然则“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以上见《史记》三十)。这就是晁错所谓“法律贱商人”。

大概商人是新兴阶级,本来常受旧阶级的贱视。社会上越贱视商人,商人越不能不自卫;自卫的武器便是金钱的势力。此如中古欧洲贵族武士贱视犹太商人,而因为金钱都在犹太商人之手,他们终得最后的胜利。试举晁错同时的一件事为例:

吴楚七国兵起(前154年)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家(旧注:“行者须赍粮而出,于子钱家贷之也。”列侯封君从军皆须自备资用,这是封建社会的遗制。欧洲封建时代也如此)。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生一得十倍)。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史记》129)这种高利债便是这班钱鬼子自卫的方法,报复的武器,也便是他们最遭贵族文人仇视的原因。晁错所谓“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正是指此等行为。但在急需的时候,十倍之息还有人抢着要,何况一倍利呢?

晁错等人对于这个新兴而有绝大势力的商人阶级,都认为有实行裁制的必要。贾谊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晁错是个大政治家,便提出了一个方案。晁错的提议是: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晁错的本意是重农而抑商,但他这个入粟拜爵策却是于农商两都有利的。他在无意之中发现了一条赋税原则,叫做赋税应“取于有余”,他的入粟拜爵其实是一种变相的所得税,使有钱的人拿钱去贾粟来捐爵,一面抬高农产的价格,一面又使国家增加一笔大收入。

抽商人的余财以供国用,这是抑商。同时他使商人得贾爵,这便抬高了商人阶级的地位了。

汉文帝和景帝都采用了这个政策。最初只募民“能输粟及转粟于边者拜爵”;后来边境的屯粮已够支五年了,又令民入粟于郡县,以备凶灾。晁错后来似乎专注重在那“损有余,补不足”的赋税原则,所以又奏请“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文帝听了他的话,遂下诏豁免十二年(前168)的田租之半。明年(前167),遂全免民田的租税。

过了十三年,景帝2年(前155),令民出田租之半额,原是十五分之一,半额便成了三十分之一了(《汉书》二四)。

四、《王制》

以上所举,不过是略举当时儒生提出的几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使我们知道,在那个无为政治之下,这些儒生在那里大声疾呼的指出社会国家的病态,要求作积极的改革。我们也应该知道,那七十年的无为政治之下,所有一点点有为的政治都是几个儒生的计划。如叔孙通的定仪法,如贾谊、晁错的减削诸侯,如晁错的积贮政策,如贾谊的兴学计划,这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他们的功罪和是非,也许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但他们的积极有为的精神,不肯苟且偷安,不肯跟着一般人说“天下已安已治”,总想应付问题,总想寻求办法:这种精神是值得史家注意的。

秦始皇、李斯都有点开国气象,魄力很大,想造成一个新局面。但中国第一次有这个统一大帝国,他们初次得了这一份绝大家私,实在有点手忙脚乱,应付不过来。秦始皇妄想长生不死,好让他从容整理那大帝国。不料他骤然死倒,一个偌大帝国落在两个小人之手,李斯的血还不曾干,秦皇的天下已瓦解了。

汉高帝也有点魄力,有点气度,但太没有学识了,单靠一点无赖的聪明,造成了第二个统一帝国。统一的事业刚成功,他就死了,这个偌大帝国又落在一个凶顽无识的妇人手里。

几十年之中,大家都只是苟且敷衍过日子,从没有一个通盘的计划,也从没有一个长治久安的规模,名为无为而治,其实只是姑息偷安而已。

贾谊、晁错一班儒生的重要只在他们肯把社会国家的问题通盘想过,不肯苟且偷安过日子,却要放手解决一些困难问题。他们的学识比灌婴、周勃高的多,又有那儒家“任天下之重”的遗风,很想得君行道,做一番事业。

故帝国的命运到他们手里才有一个大转机,到他们手里才有一点建国规模,才有一点通盘计划。削减封建诸侯,积贮军粟,主张伐匈奴,注意教育事业,国家收回造币权,这些计划都发端于文帝时代,酝酿于景帝时代,而实现于武帝时代。

我在上文已略述贾谊、晁错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办法了。这个时代有一部《王制》出现,是文帝令博士诸生做的,是一部雏形的《周礼》,很可以代表这时代的儒生想做点通盘打算的建国方略的野心,所以很值得我们的注意。

《王制》是一个理想的帝国计划。这班儒生都是从封建时代晚期的经典里训练出来的,又都有鉴于秦以孤立而亡,故他们的理想国家还是一个新式的封建国家,还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

他们分天下为九州,每州方千里。天子之县自为一州,分九十三国。其余八州,每州分二百十国。九州共分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每国大者方百里,小者方五十里。这便是贾谊所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意思。

但这个封建国家不是像秦以前那个分争割据的列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帝国:

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这种区域,与后世分省,道,府,县,无大分别;方伯等于总督,二伯等于南北洋大臣。所不同者,郡县制的官吏不能世袭,而《王制》的诸侯却是“世子世国”,《王制》规定诸侯对天子,每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而天子五年一巡狩,天子对诸侯可以削地,可以绌爵,可以流,可以讨。况且诸侯的食禄都有定额:

大国之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国之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国之君食千四百四十人。

这种封建诸侯也就和郡县制之下的官吏相去无几了。

《王制》的官制还是很简单的,远不如后出的《周礼》的详密整齐。有一个冢宰,像个财政大臣,有制国用的职务:“用地大小,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有一个大司空,像个农工大臣。有个大司徒,像个教育大臣。有个大乐正,像个国学祭酒。

有个大司马,不是兵部大臣,却像个吏部尚书,他的任务是“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有个大司寇,像个司法大臣。还有个太史,“典礼执简,祀奉讳恶,天子斋戒受谏”,这像是个古史官和后世的御史谏官合而为一。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财政预算制度,叫做“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量入以为出是紧缩的财政预算,和近世国家的“量出以为入”的原则恰恰相反。

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已成为天经地义,古代政治思想中的节俭教训都总括在这一个公式里,直接的范围了中国财政二千年之久,间接的便限制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使它倾向于消极的节缩,而不能积极的生利。

这里面又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选举制度: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法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乐正(国学校长)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这个制度后来成为中国太学制及选举制的根据。世禄的贵族阶级崩坏以后,公开的学校和选举是必不可少的制度。但汉初的建国者都不曾想到这一着。作吏出身的相国萧何定律令,有一条很重要的律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