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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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道士派的儒学”(3)

《吕览?察传篇》注及《淮南?主术》注,验,效也。)王充的效与验也只是一件事。效验只是实验的左证。这种左证大略可以分两种:

(一)是从实地考验本物得来的。如雷打死人,有烧焦的痕迹,又有火气,又如雷能燔烧房屋草木,都属于这一种。

(二)是本物无从考验观察,不能不用譬喻和类推的方法,如阴中气可举火,又可见星,可以推知日入不是入阴气中;又如用水灌火能出大声,激射中人能烧灼人,可以推知雷为阴气与阳气的激射,这都属于第二类。

第一种效验,因当时的科学情形,不容易做到。(只有天文学在当时确能做到了,医学上的验方也是如此。)王充的书里,用这种实地试验的地方,比较的很少。

他用的效验,大都是第二种类推的效验。他说的“推类验之”与“方比物类”都是这一类的效验,这种方法,从个体推知个体,从这物推知那物,从名学上看来,是很容易错误的。但是有时这种类推法也很有功效。王充的长处在此,他的短处也正在此。

这种重效验的方法,依我看来,大概是当时的科学家的影响。但是科学家的方法固然注重证验,不过我们要知道证验是科学方法的最后一步。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

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验。他知道单有证验是不够用的,证验自身还须经过一番评判,方才站得住。例如墨子·家说鬼是有的,又举古代相传杜伯一类的事为证验(《墨子·明鬼篇》)。王充驳道: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子·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薄葬》)这一段说立论的方法,最痛快,最精彩。王充的批评哲学的精神只是注重怀疑,注重心意的“诠订于内”。诠订就是疑问,就是评判。他自己说《论衡》的方法是: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看他先说“考之以心”,后说“效之以事”,可见他的方法最重心意的诠订,效验不过是用来帮助心意提出的假设,使他立得住脚。不曾诠订过的证验,王充说:“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有时诠订已分明,便可不须再求证验,也能成立。

例如汉儒说上古圣王太平之世,厨房里自生肉脯,像一种蒲扇,摇动生风,寒凉食物。使它不腐败,故名为萐脯。王充驳道:

太平之气……能使厨自生肉萐,何不使饭自蒸于甑,火自燃于灶乎?……何不使食物自不臰?何必生萐以风之乎?(《是应》)儒者又说尧时有蓂荚夹阶而生,月朔生一荚,至十五日而十五荚,十六落一荚,至月晦落完。王充驳他道:

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于扆坐旁,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队累之也。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同上)儒者又说尧时有草名叫屈轶,生于庭,见了佞人便能指出。王充驳道:

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逾贤圣也。(同上)王充书里这一类的怀疑的批评最多,往往不用证验,已能使人心服。

有时他的怀疑或假设,同普通的信仰相去太远了,不容易使人领会信从,那时他方才提出证验来。(如上文所引“日不入阴中”及“雷者,火也”两个假设)

总之,王充在哲学史上的绝大贡献,只是这种评判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便是他的怀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便是不肯糊里糊涂的信仰,凡事须要经我自己的心意“诠订”一遍,“订其真伪,辨其实虚”,然后可以信仰。

若主观的评判还不够,必须寻出证据,提出效验,然后可以信仰。这种怀疑的态度,并不全是破坏的,其实是建设的。

因为经过了一番诠订批评的信仰,方才是真正可靠的信仰。凡是禁不起疑问的信仰,都是不可靠的,譬如房屋建筑在散沙上,挡不住一阵风雨,就要倒了。

汉代的许多迷信都挂着“儒教”的招牌。许多极荒谬的书都假是儒家所谓圣人做的。这种虚妄诈伪的行为,和当时人迷信假书的奴性,引起了王充的怀疑态度。王充明明的说当时有许多书是假造的。他说: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谓短书不可信用。(汉代的古书,长二尺四寸,后出新书篇幅减短,仅长一尺,故名《短书》,看《论衡?正说篇》。)……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著殊略之名。(《书虛》)他又说:

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盛溢之语;用笔墨子·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对作》)他不但怀疑那些假造的书,并且攻击当时儒生说经的种种荒谬。他说: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妄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正说》)

我们知道当时经师的荒谬,便知道王充说的“五经并失其实”并非过当的责备。(《正说篇》引当时说经家的话,“春秋二百四十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怪不得王充要痛骂。

王充不但攻击当时的经师,就是古代的圣贤也逃不了他的批评。他有《问孔》《非韩》《刺孟》三篇,我们可引他对于孔子的态度作例: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我们虽不必都赞同他的批评,(有许多批评是很精到的,例如他评孟子“王何必曰利”一节,)但这种“距师”“伐圣”的精神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

王充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从前天文学还在幼稚时代,把人类看作与天地并立的东西,把人看得太重要了,人类遂妄自尊大,以为“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董仲舒语),善政可招致祥瑞,恶政必招致灾异。

《汉书·天文志》说的“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可以代表这种迷信。王充所以能打破这种迷信,大概是受了当时天文学进步的影响。天文家测候天象,渐渐的知道宇宙有无穷的大,人类在这个大宇宙之中真算不得什么东西。知道了人类的微细,便不会妄自尊大妄想感动天地了。正如王充说的:

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筵不能鸣钟,而萤火不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筵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

(《变动》)

天文学的进步不但打破人类妄自尊大的迷误,又可使人知道天行是有常度的,是自然的,是不会受人事的影响的。王充说: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

(五六月,湖北局本作“五十六月”,按《说日篇》云:“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食,蚀之皆有时”,故改正。西汉天文家测定五个月又二十三分之二十为一个月食之限,故知“五十六月”必误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治期》,又《寒温篇》“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与此同。)这种议论自然是天文学发达时代的产物。古代荀子也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王充的话竟可算是荀子的《天论》新得了科学的根据。王充说:“日月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王充对于一切灾异,都持这个态度。我们只能举一条最痛快的驳论,不能遍举了。他说:

世之圣君莫有若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则尧、汤恶君也。如非政治,是运气也。运气有时,安可请求?世之论者,犹谓“尧、汤水旱,水旱者时也”。

“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审然。何用致湛?……世审称尧、汤水旱,天之运气,非政所致。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祭请求,终无补益。而世又称汤以五过祷于桑林时,立得雨。夫言运气,则桑林之说绌;称桑林,则运气之论消。世之说称者,竟当何由?救水旱之术,审当何用?(《明雩》)

以上所述,大半都是侧重批评破坏一方面的。王充的绝大贡献就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

王充的哲学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

我们且看王充哲学的建设方面。自从淮南王失败后,自然派的哲学被儒教的乌烟瘴气遮住了,竟不能发展。只有道家的一小支派——炼金炼丹的神仙家——居然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拉得拢来,合成汉代儒教的一部分(汉武帝与刘向便是绝好的例)。

但道家理论一方面的天道自然观念,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根本上不能相容,故无人提倡。直到王充起来,他要推翻那天人感应的迷信,要打破那天人同类的天道观念不能不用一种自然的天道观念来代他。试看他的《谴告篇》说: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变复之家”损皇天之德,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故难听之也。

看这寥寥的几句,可见王充的天道论与他的反对迷信是有密切关系的,又可见他的天道论是从道家哲学里面产生出来的。《物势篇》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

然则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何以验之?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

或曰,“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曰:“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反使相贼害也。”或曰,“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