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克斯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人，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他父亲是曼彻斯特的主教，两个哥哥一个是罗马天主教高级教士，另一个是《笨拙》周刊的编辑。诺克斯本人是个数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进入英国海军部的密码分析局，同其他学者一道，成功地破译了几乎所有的德国当时的外交和军事密码。其中，德国三个字母的海军旗语密码，是他在一次洗澡时灵感偶发而破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留在了由英国外交部政府密码学校控制的密码分析局。几乎所有的英国密码破译人员都认为，诺克斯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密码专家，是少见的密码破译奇才。
图林是诺克斯的助手，是一位身材矮胖结实的年轻人。图林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在上学时所表现出来的数学天才，令校长和数学系的师生们十分惊叹。这个奇怪的年轻人经常有许多奇妙的设想和构思。他进入英国政府的密码学校后，专门从事这方面机械的研制工作。在这里，他的天才得到了充分发挥。
经过诺克斯和图林的共同努力，一部“万能机器”研制成功了。这部两米多高，外形像一个老式钥匙孔的机器，实际上是一部最早的机械式数据处理机。使用它可以把“埃尼格马”的密码解密。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的输入和使用人员经验的积累，使用这种机器解密的效率越来越高。
1940年5月的一天，天空明净，阳光明媚。在大选中刚刚获胜不久的丘吉尔正在他的办公室忙碌着。这时，已经提升为情报6处处长的孟席斯走到首相的办公桌前。向他递交了一个纸条。
丘吉尔接过纸条扫了一眼，只见上边写着有关德国空军人员的调动和驻丹麦德军的补给分配等详情。这份情报价值不大，丘吉尔看后随手将它扔到桌上。
但是，当首相抬起头来看到站在他面前的孟席斯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重新拿起情报仔细看着，抬头问道：
“是它？’超级机密‘？”
孟席斯微笑着站在那里，他什么话也没说。其实已无需回答什么了，他那一脸掩饰不住的喜悦早已说明了一切！
这小小几张纸片的意义非同寻常，它们正是布莱奇雷经过几年努力破译的第一批“埃尼格马”密码情报。
从这一天起，“超级机密”成为丘吉尔及盟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张王牌。战争期间，丘吉尔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求随时将最新的“超级机密”传送给他。
“超级机密”问世之时，也正是不列颠之战激烈进行之时。这次战役为它提供了施展威力的大舞台。
当时。正在英格兰上空与德军奋战的皇家空军并不知道，“超级机密”就像一只无形的巨大手臂支撑着他们。常常是戈林刚刚下达命令，布莱奇雷便立刻截获并将其解密，传到道丁的战斗机指挥部。这样，在德国战机从法国基地起飞之前，英国空军指挥官就可以知道起飞飞机的数量和要轰炸的目标，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
1940年9月15日，布莱奇雷再次破获德军企图在当日白天大规模轰炸伦敦的情报。丘吉尔正是看到这份情报后，对伦敦的防御放心不下，才亲自到第11航空大队指挥部观战的。也正是根据这份情报，皇家空军调集优势力量，进行充分准备，才获得了“不列颠战役日”的大胜。战后有人说，英国是在“超级机密”的帮助下，实现了不列颠之战的这一重大转折，导致希特勒放弃了“海狮计划”。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超级机密”是英国一个最机密、最重要、最可靠的情报来源。为了保住这一情报渠道的安全，英国情报部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极其严格的保密措施。布莱奇雷庄园是绝对机密的地方，除了战时内阁和军方少数几个决策人物外，无人了解其中的内幕。战时内阁明确规定，“超级机密”情报只能口头向英军作战的指挥员传达，不得以任何文字方式出现在战场上，以防止德军缴获“超级机密”文件。除少数几个高级将领外，其他指挥官都不知道战争情报的来源，他们只是知道这是绝对可靠的情报。
为了防止德军可能从英国对抗措施的有效程度上推断其密码已被破译，所有“超级机密”情报都伪装成来自其他渠道，如间谍、德国的叛徒、缴获的德军文件、纳粹人员的疏忽失密等。
在布莱奇雷庄园的数百名专家，是当之无愧的无名英雄。他们当中几乎没有职业军人，对军衔、职称和权力也很陌生。但是，他们凭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凭着对纳粹暴行的痛恨和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不仅在战时，甚至在战后30年中也未曾泄露一丝一毫有关“超级机密”的内幕。正如首相丘吉尔称赞的，他们是“下金蛋的鹅，从不咯咯地叫”。直到英国政府宣布“超级机密”保密期结束，他们才和人们讲起自己当年的事情。
五、不倒的伦敦人
从9月7日德军开始轰炸伦敦以来，伦敦城每天夜里都要受到德军轰炸机大编队的空袭，每天出动的飞机架数多在百架以上。
连日的轰炸给伦敦带来了巨大灾难。有时，一夜之间就有一二万人因房屋被炸或烧毁，变成无家可归的人。有时，住着许多残肢断臂伤员的医院突然遭到德军的轰炸，无力逃走的伤员只得置身烈火之中。供水、供电、交通系统经常被炸得瘫痪，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困难。
在遭到轰炸最严重的东区，状况最为恶劣。
伦敦西区是轰炸较轻的地区。在那里，人们照样工作、娱乐、吃饭和睡觉；剧场里经常客满，熄灭了灯光的街道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群。同巴黎的失败主义分子在他们5月间一遭到严重的空袭就怕得要死，喊叫连天的情况相比，西区伦敦人的表现显得勇敢、坚强。
在空袭最激烈的第一周的夜里，由于英国防空火力很弱，无法对付敌人的狂轰滥炸，居民们只得呆在家里或简陋的防空洞里。但一到白天，他们仍然用各种巧妙的办法去工作单位。伦敦全城都能看到这种招牌：“照常营业”。谁都知道，为了更有力地抗击纳粹德国，工厂是无论如何不能停工的。
经过多日轰炸，伦敦变成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城市，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刺鼻的焦糊味。不同的社会实践能够培养出不同的人才。为了抢救被困在瓦砾下的人，出现了一种新的人才，即“嗅人者”。这些“嗅人者”能够通过气味判断某座建筑下面是否埋着受害者以及此人是死还是活。一旦德国空军炸毁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救援队就马上开始挖废墟里被埋的幸存者。他们不时地停下来听听下面有什么动静。如果什么动静也没有，就请“嗅人者”来帮忙。这些“嗅人者”像经过专门训练的警犬一样，在瓦砾中闻着气味，全然不顾煤气、废水和烟雾的呛人味道。“嗅人者”能够闻到哪里有人血，而且能闻出这些血是凝固的还是流动的。有时他们会说：“别费劲了。血不流了，是死的。”有时则说：“下面的血是新鲜的，还在流。”这时救援人员就会接着挖下去，结果总能挖出还活着的受害者。
德国空军在轰炸中使用了一种叫降落伞雷的可怕武器。这种降落伞雷脱胎于德国海军在战争初期用来对付盟军船只的磁性雷，它有两米多长，直径为0．7米，内部装满了烈性炸药，重达两吨半，由一个降落伞从高空静悄悄地慢慢送下来。当它爆炸时，方圆1公里之内的整个地区都能感到它的威力。
在伦敦西区的波特兰，一只降落伞雷炸掉了英国广播公司大厦的整个一边侧翼，摧毁了一家旅店，并使周围的地区受到了破坏。这种雷还炸毁了英国首都其他的广大地区。其中有一些雷没有爆炸，这样英国人就要面对将它们的雷管拆除的这种技术上的可怕挑战。
起初，只有少数海军方面的人进行这项工作，他们都是在海上对付磁性雷的专家。后来，随着德军使用这种武器的增多，一个迅速受过训练的小型专家团组成了，由他们负责排雷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
这些技术专家两个人一组工作，他们惟一的器材就是卸雷管的螺丝刀、一团从安全距离拉掉雷管的线和一双沉着细心的手。当一个人拆雷时，另一个人则把耳朵贴在雷上精心地听着。据排雷专家说：“对付这种雷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一直听仔细了，如果听到’嗤嗤‘的声音，就要拼命跑开，此时顶多只有15秒钟的时间，磁性雷就会爆炸。”
使这项工作雪上加霜的是，未爆炸的磁性雷并不是全部落到地上或废墟里。有一颗雷的降落伞被可怕地挂在了伦敦东区最大的煤气储存罐上，在拆除这只雷时它还在风中晃来晃去；还有一颗落在了横跨泰晤士河的亨格福德大桥的电气火车线路上，虽然电气火车铁路把它吸到了铁轨上，但它仍未爆炸。更为严重的是，德国人还在这些雷里装上了饵雷，即在主雷管下面放上了一只连锁雷管，如果排主雷管的人不是最熟练最懂行的人，那根连锁雷管就会引爆。
但是，无论困难有多大，排雷专家们都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将大多数雷——排除。当然，伤亡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一夜连一夜的如雨般轰炸，再加上那些新式的致命武器，使绝大多数市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感情色彩。一个叫做“大众研究”的研究机构专门收集公众舆论，它让它的成员每周交一份有关他们自己以及邻居的感受、对话和活动的报告。绝大多数人说他们害怕那些噪音，害怕被炸弹炸死。但令人吃惊的是，大多数人又说他们不怕死，只要是一下子直接被打死。还有一些喜欢在空袭时逛大街的人，飞机的隆隆声、炸弹的爆炸声、高射炮的轰击声能使他们感到刺激。伦敦人莫尔说：“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刻。你可以看到大火和炸弹在建筑物上炸出裂口，还有变形的电车轨道和头顶上乱作一团的电线。我觉得这些让人兴奋不已，而我则在不知疲倦地画草图。”
丘吉尔也是一位爱在炸弹开始落下来时走出白厅的地下防空洞到大街上来的人。为了首相的安全，身边的人试图阻止他这样做。丘吉尔的侍从把丘吉尔的鞋子藏了起来，想以此阻止他外出。但是每次丘吉尔总是十分生气地命令他把鞋交出来。
“我要让你知道，”丘吉尔喊声如雷，“从我小时候起，当我想去格林公园散步时，我的保姆就从来没能阻止过我。而现在我是大人，希特勒也别想阻止我。”
伦敦的夜晚，灯光还是光明的；
繁忙的街道上，公共汽车和地铁仍在穿梭行驶；
秋日的公园里，仍然是草青树绿、百花怒放；
特拉法加广场上，军乐队仍在举行音乐会。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丘吉尔正在他的办公室阅读战斗机指挥部刚刚送来的战报，忽然听见泰晤士河对岸的伦敦南区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他立即驱车前往察看。自从德军空袭伦敦以来，丘吉尔常常到被炸的地方察看情况，安抚市民。
来到现场后，丘吉尔看到，一颗重型炸弹炸毁了一大片住宅，在瓦砾堆中，已经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国旗，每面国旗都代表着一个不屈的伦敦人的生命。这国旗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战争胜利的希望。
看到首相来了，居民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围聚在丘吉尔身边，用各种方式表示对战时政府的拥护和奋斗到底的决心。
丘吉尔流泪了，他很少流泪！这不是悲哀的眼泪，而是赞叹和钦佩的眼泪！有了这样的人民，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丘吉尔在群众簇拥下，进入被炸毁的居民区巡视。他来到一个巨大弹坑边缘翘立着的简陋家庭防空掩体，住在这里的主人迎了出来。一个年轻男子，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站在被炸歪的防空掩体的入口处。丘吉尔看到，他们虽然没有受伤，但受到了惊吓。丘吉尔还看到，不远处的一家小饭店被炸成了一堆瓦砾，饭店的主人和他的妻子满面泪痕。
看到这番情景，丘吉尔心里很不好受。这些居民的家在哪里呢？他们以后怎么生活呢？
一回到办公室，丘吉尔便紧急召见财政大臣，与他商量后，拿出了一项提交议会讨论的方案：凡因敌人轰炸而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国家负担，由政府立即全部赔偿。
一周之后，政府制定了一个战争保险方案。这个方案对动员全民抗击德军的空袭起了重要作用。
就是在德军轰炸最猛烈的时刻，英国政府与议会仍然留在伦敦。市政厅被毁于大火和炸弹，英国政府所在地白厅屡遭敌机轰炸，白厅周围的政府建筑物一再被击中，有的燃起了大火，有的倒塌。政府各部门就在防空洞、地下掩蔽部、附近的建筑物里办公。
有一颗炸弹击中了白金汉宫，国王乔治六世、王后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公主当时正住在那里，炸弹在场院爆炸，皇家成员死里逃生。当丘吉尔知道这个消息后指示说：“立刻把这条消息传出去！让伦敦的穷人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国王和王后正在和他们一起共患难！”
这一切有力地鼓舞了伦敦人民的斗志！
当然，并不是人人都是勇敢的。有些人真的被空袭吓住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依然不愿逃离这座城市，不愿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留在那里工作着、忍受着。物理学家兼作家的C．P．斯诺后来承认：“当炸弹开始落在伦敦时，我发现自己没有一般人那么勇敢。这个发现使我感到羞愧。我只能表面上装装样子，但我害怕夜晚的到来。我很羡慕那么多勇敢的市民，例如我的房东太太。她是一个没有什么美德的邋遢女人，但她却勇如雄狮。办公室的同事们也是如此，还有我在小酒馆里遇到的那些人以及我的绝大部分朋友。这使我更难受了。”
12月29日，德国空军似乎要强调一下他们在新年里也不会放松对英国的压力。于是，他们对伦敦发动了一次最猛烈最成功的袭击。
德军轰炸机这次集中进攻的目标是伦敦市中心。在这个首都古老的心脏地区，有许多古代教堂，还有英国银行这种著名景点。
这是一个安静的周日夜晚，又是在圣诞节期间。德军的进攻时正好选择在英军防守空虚的时候。
总共有244架德国轰炸机扔下了雨点般的燃烧弹。木质结构的屋顶顿时着了火，熊熊燃烧的残梁断柱东倒西歪地垮在了那些狭窄弯曲的街道上。
救火车很快就开过来了，但是火势蔓延的速度太快了，要扑灭它需要大量的水。而那年秋季本来就干旱少雨，泰晤士河的水位太低，救火车很快就抽干了岸边的河水，流出来的只是一些稀稀拉拉的泥汤。
成百幢易遭破坏的建筑和教堂被化为灰烬。
在市中心所有的礼拜堂中，只有圣保罗教堂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这是古老的伦敦市中心在历史上第二次被一场大火烧毁。第一次是在二百多年前的1666年。
对于由于疏忽大意而带来的损失，丘吉尔十分生气。12月30日，丘吉尔召集内阁紧急会议，他在会议上气冲冲地喊道：“这种事决不能重演！”
首都最受人喜欢的地区被毁，也使英国人民怒火满腔。一位妇女在日记中写道：“这太可怕了，只是由于人们对明摆在眼前的危险疏忽大意，就造成了上千万英镑的重大损失，使成百上千名勇敢的人们去冒险，直至牺牲……难道我们是一个白痴的国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