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消息说政府内部对白宫的科索沃战略有争议，但事实是，总统核心班子的每一个人都同意空袭。不管是在访谈节目中还是在白宫会见议员时，这帮人都公开坚定不移地认为，空袭经过一段时间会奏效，不需要派地面部队。
前白宫办公厅主任利昂·帕内塔说，内部争论是一回事，一旦三军统帅下令进行军事打击，“最坏的事就是在白宫人们站起来互相攻击”。
在信息时代，白宫的决定及其后果通过电视和因特网展现在所有人眼前，保持一致变得更加困难。
克林顿政府的“传送信息”是有名的，所有的人同唱一首政策歌。但是在科索沃问题上难度更大，因为哪一种选择都不好，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危，不知道结局是什么。
在战争过程中，美国国会一直是支持团结的白宫的，它推迟了有关空袭的正式辩论和表决，并表示支持五角大楼为科索沃行动要求的60亿美元的紧急开支。
白宫团结的一个原因是，克林顿的一些顾问是老相识了。
另一位在克林顿政府任过职的官员说：“这些人在一起共事多年，有一种亲密无间感和信任感。他们与以前一些政府的官员不同，实际上互相敬佩。”
这位人士以及其他一些人士坚持说，伯杰并非只会对克林顿“唯唯诺诺”，他鼓励辩论并敢于向总统报告令人不快的消息。
但是另一些人指出，总统在自己身边安排的是思想一致的人，是那些清楚地意识到对外政策对国内公众影响的人。
同总统一样，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顾问除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谢尔顿外，都没有在军中服役过。
批评总统的人说，结果是以最低限度的一致为基础的软弱的对外政策。他们说，克林顿及其手下的人达成的是错误的共识，他们坚持的是一场正在失败的不彻底的战争，战争的政治目标是为这些目标采取的军事措施达不到的。
西方掀开最后底牌
1999年3月24日夜里，当英国首相布莱尔的一位密友突然闯入威斯敏斯特宫走廊的时候，炸弹已经落在南联盟的土地上。他停在一台老式新闻专线打印机前，一边摇头一边读着来自前线的消息。这些消息证实，欧洲在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进入战争状态。
他缓慢地说：“众所周知，这不是好消息，不是首相希望看到的。”的确，这不是！布莱尔政府已经被它无法控制的一系列事件搞得精疲力尽。官员们私下承认，对巴尔干地区的轰炸是布莱尔迄今所冒的最大政治风险。
西方是在23日快到中午的时候发现自己已无路可退。当时美国特使霍尔布鲁克正在贝尔格莱德的白宫同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进行最后摊牌，但结果是他怒气冲冲地走出白宫。
米洛舍维奇再次拒绝了霍尔布鲁克提出的妥协方案。当这一消息迅速传到唐宁街时，布莱尔正在同外交大臣库克和国防大臣罗伯逊讨论南联盟危机。一位政府高级助手说：“他们当时就知道除了战争，别无选择。”不仅别无选择，而且毫无激情，因为这是一个所有欧洲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的确，为阻止美国1999年1月提出的轰炸南联盟的建议得到通过，英国外交官提出在法国朗布依埃举行关于南联盟问题的和谈。
在此十天前，科索沃阿族代表在国际社会调停下出台的自治协议上签了字。根据该协议，以北约为首的2．8万人的军队将负责科索沃地区的安全事务。但塞族代表团拒绝签字，称这是对其领土的入侵。
此后，北约轰炸南联盟的计划进入倒计时阶段。国际监督人员纷纷撤出科索沃，在南联盟的英国人得到离开那里的通知。与此同时，塞族部队对科索沃解放军发动了13个月以来最强的一次攻势，此举表明他们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但国际社会仍在为避免最坏的结果做出努力，布莱尔同美国总统克林顿，库克同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分别举行了会谈。他们同意让霍尔布鲁克做出避免北约对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的最后努力。
霍尔布鲁克曾在波黑战争中成功地说服米洛舍维奇接受代顿协议。他周一（22日）早晨飞往布鲁塞尔，下飞机后直接到英国驻欧盟大使斯蒂芬·沃尔的住处同他共进早餐，商讨有关事宜。他对沃尔谈到同北约秘书长索拉纳、英国外交大臣库克、法国外长韦德里纳和德国外长菲舍尔商讨的策略。他们在谈话中都表达了悲观的看法。
然后霍尔布鲁克到北约总部，翻看了轰炸南联盟的最新计划，旨在加重他在同米洛舍维奇谈判中的筹码。离开北约总部后，他就飞往贝尔格莱德同米洛舍维奇开始谈判。他们一开始的对话气氛就很不友好，米洛舍维奇像往常一样抱怨说，霍尔布鲁克在波黑问题上欺骗了他。这种气氛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他们谁也没有表现出让步的迹象。
一夜之后，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布赖恩·唐纳利在发给库克的电报中说，霍尔布鲁克认为米洛舍维奇目中无人，态度粗暴，在部署北约军队一事上根本没有让步的迹象，而且对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方案抱怨不已。
但第二天早上，霍尔布鲁克同米洛舍维奇又举行了一次会谈。虽然西方官员坚持说，霍尔布鲁克向米洛舍维奇传递了“要么签字，要么轰炸”的意思，但在霍尔布鲁克同包括库克和奥尔布赖特在内的一些关键人物再次进行的一轮电话讨论中，最后这些人授权他提出一项让步措施：米洛舍维奇不必非要在朗布依埃自治协议上签字。如果他同意减少驻在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军队和重新开始谈判，北约可以推迟轰炸。
但这最后的赌注也没能让米洛舍维奇妥协，所以霍尔布鲁克非常生气。他回到美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的保密室，同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通了电话，说再也没有办法了。
那天下午，布莱尔在众议院说：“我们除了行动，别无选择。我们将采取行动。”然后他前往柏林，参加欧洲首脑会议。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也进入了最后的准备阶段，就在布莱尔前往柏林之前，俄罗斯伊柳辛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正载着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前往华盛顿，准备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如何帮助俄罗斯陷入困境的经济进行磋商。
在北大西洋上空，普里马科夫的电话响了。美国副总统戈尔对他说，在24小时之内北约将轰炸同俄罗斯缔结关系最长的盟国——南联盟，并称这是“无法改变的决定”。
戈尔知道普里马科夫会马上命令他的班机返回莫斯科，但他希望普里马科夫同意这种外交说法，即“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普里马科夫取消了这次行程。
气愤的普里马科夫拒绝了戈尔的建议。他说，如果他同意，那就意味着他在为北约的行为叫好。他后来甚至抱怨说，戈尔在电话中一直在宣读一份早已准备好的草稿。
普里马科夫将此事通知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后，要求飞机调头回国。虽然普里马科夫安然无恙，但他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钱的任务却没有完成，至少这次没有完成。
那天晚上，索拉纳授权北约盟军司令克拉克轰炸南联盟。正在柏林开会的布莱尔和库克已得到通知。
在北约开始轰炸之前，克林顿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这件事。一位美国官员说：“叶利钦非常气愤。那是克林顿同他最艰难的一次对话。”
二、战争机器的启动过程
手持战争指挥大棒的是谁
英国国防参谋长办公室就在国防大臣的隔壁，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国防部6层楼上的绿色地毯被磨掉了一层。因为这个英国最高级别的士兵和他的政治主人一天中要会面无数次，讨论南斯拉夫问题。
在唐宁街指挥战争的关键人物是托尼·布莱尔的办公室主任乔纳森·鲍威尔，负责外交事务的私人秘书约翰·索耶斯和新闻秘书阿拉斯泰尔·坎贝尔。
他们负责每天与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自己的对等人物进行联系。
对于穿军服的人来说，这场战争不同于海湾战争，这是一项理不清条理的事务。谁指挥谁、谁与谁通话的“布线图”不是海湾战争那种简单明了直线型的阅兵场上的事情。在南斯拉夫，它更像一张网——为诱捕敌人而编织的网。
作为英国军方的最高人物，查尔斯·格思里将军负责指挥为北约打仗的所有部队。尽管他已经将日常指挥权交给了北约，他仍然保留着部分控制权，他是通过在伦敦北郊诺斯伍德新设立的常设联合总部（PJHQ）来控制的。在这里，对三军的指挥是联合行动司令伊恩·加尼特上将的势力范围。
每天早晨，格思里和一帮将军以及高级公务员乘专用电梯下到地下室，再走几米，来到国防部的防务危机应急中心。
这个灯光昏暗的空调房间里装有加了密的保密电视线路，在这里，格思里和他的计划人员用40分钟与PJHQ通话。
带着信息，格思里又回到6楼，来到国防大臣乔治·罗伯逊在国防部大楼的办公室参加8点钟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通常有外交大臣库克、坎贝尔，或者他的一个副手，还有其他参谋人员。
他们听新闻，审议政治形势以及媒体对军事行动的报道。会议还为每天在国防部举行的对报纸和电视台的新闻吹风会，以及讨论什么样的问题事先做准备。
布莱尔经常是听取索耶斯、坎贝尔和鲍威尔对冲突发展情况的汇报。没有正式的战时内阁——像撒切尔夫人在福克兰群岛的冲突和梅杰在海湾战争期间那样。
但是有一个由大臣和官员——布莱尔、库克、罗伯逊、格思里、坎贝尔和鲍威尔——组成的非正式的内部小组。坎贝尔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密切参与英方在这次战争的行动——不仅仅负责媒体的活动。
内阁中负责这次战争的主要论坛是国防和海外政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每隔几天开一次会，常常是在召开内阁会议的同一天。
会议由首相主持，参加的人物有：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财政大臣戈登·布朗与贸易和工业大臣斯蒂芬·拜尔斯。
参谋长们也要参加，但是他们关注更多的是总的目标，而不是日常行动。
真正的军事努力——决定哪儿是攻击目标，以及反复推敲在何处部署行动计划——是在几百英里以外比利时蒙斯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做出的。
在这个北约一位军官称为“安全控制环境”的核心的一个办公室里，坐着北约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克拉克将军。从这个如果不是镶了木板则看上去会很平常的办公室里，他指挥着战场上的每一位空军、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
隔壁的办公室里是他的副手、参加过海湾战争的英国老将鲁珀特·史密斯将军。
克拉克与施瓦茨科普夫不同，施瓦茨科普夫只对布什总统负责，而克拉克必须与北约的19个成员国打交道。
尽管他有行动指挥权，但是他必须向由19个军事常务代表组成、每人都有同等发言权的北约军事委员会报告。
使得事情更为复杂的是，他还要听从政治主人——位于数英里之外的，一座大楼中的北大西洋理事会的调遣。该委员会由北约的19位大使组成，每个人都代表着自己国家的不同利益。
如果这还不够复杂，那么克拉克还带有两顶官帽：除北约的这一顶外，他还是驻欧洲美军司令。
作为美国的10位总司令之一，克拉克能与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直接联系。
与施瓦茨科普夫不同的另一点是，施瓦茨科普夫被手下人亲昵地称为“这只熊”，而据北约的一位高级军官说，克拉克的手下人直称他为“长官”。
每天上午，大约在格思里将军与下属通话的同一时间，克拉克也向他的指挥中心走去，他通过这个中心里的北约保密线路与战地指挥官们保持联系。
他也用30分钟听取指挥空战的美国司令，以及指挥派驻在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部队的两名英国将军迈克尔·杰克逊中将和约翰·里思中将的汇报。
克拉克还必须费尽心思地将19个盟国的所有参谋人员的思想统一起来。他被认为是一名很精明的外交官，经常与格思里交谈。
到目前为止，战争进行得像可能希望的那样顺利。当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不再向布鲁塞尔传送有关攻击目标的数据之后，有关北约的上层有间谍的报道看来得到了证实，然而对任何军事行动的检验都是在事情开始出错之后。
既然是这样，今后重要的不再是电视会议和保密线路，而是操纵它们的人。这将不再是对技术的检验，而是对领导层的检验。
北约炸弹从天而降
北约空军在“盟军行动”中是主要的火力攻击手段，它在利用常规武器发动的这场对南侵略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北约空军高效发挥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无线电子战，目的是为了制服对手的防空部队和手段，以及军事和国家管理机构。
北约空军为确保地面部队行动而要完成的典型任务是：夺取并保持空中优势。
为此，北约军事领导人设计了主要依靠空军并紧密协同从海上发射“战斧”式精确制导巡航导弹实施打击的“盟军行动”。
北约司令部一开始就成立了一支由460架作战飞机组成的联合空军部队，其战斗飞行准备程度不低于90％-95％。
北约空军对南联盟空军的一个决定性优势在于，北约空军的所有飞机携带的武器是各种导弹及可校正航空炸弹。例如，每架“旋风”式战斗轰炸机能够携带8枚精确制导的空对地导弹。
参与“盟军行动”的美国第六舰队的战舰都装备有精确制导、飞行距离达1600公里的“战斧”式巡航导弹。
所有这一切为北约空中和海上部队开展积极的进攻提供了现实可能，而南联盟空军及防空部队的实力和装备决定其只能进行消极、有限的防御行动。
北约以空中进攻拉开了侵略的序幕，其目的是通过破坏航空基础设施（首先是机场）以及摧毁南联盟防空部队和装备夺取制空权，摧毁重要的军事和工业设施。
在1999年3月24日最初对南联盟设施发动的空中密集打击中，总共投入了200-220架作战飞机及100枚“战斧”巡航导弹。在北约夺取了南联盟上空的制空权，特别是随着空中进攻行动的结束，北约空军逐步加强同发射海基“战斧”巡航导弹的海上部队紧密协作，开始了系统的作战行动，以摧毁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及南联盟其他几十个城镇的军事和民用设施。
北约的空中打击使用的是高精确度武器和无人驾驶的空中杀伤武器，而且通常是在夜间进行。正是这些高精确度武器（包括“战斧”式巡航导弹）在夜幕中摧毁了多瑙河上的许多桥梁。在南联盟空防系统不是很有效的情况下，发射两三枚高精确度巡航导弹就可以摧毁大桥。这种适合夜间攻击100米以下目标的导弹不会受到拦截，尤其是在无线电干扰的情况下，南斯拉夫的地空导弹命中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