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不论是国际战争还是国内战争，国家军队的组建和征发常常是超民族的。国家是一种凌驾于民族之上的社会单位，它的各种机构、组织一般情况下都是超越民族界限、按照各自不同的需要建立编制、发挥作用的。这在为进行战争的军队征发上也是如此。实际上，为了便于调度、防止帮派集结，在军队中有意割断容易产生分裂势力的各种社会联系，包括民族联系更有必要。因此，只要有可能，明智的统治者组建军队决不会有意以民族为单位，而是相反。当然，在特殊条件下对某一民族军队成编制的收编和调用是另一回事。所以超民族的军队组建和征发对打破国内民族界限、建立和加强联系又是一种促进。
正因为国家对国内民族的战争对打破原有的民族格局、促进民族交融起着重大作用，所以每当这类战争发生之后，总会伴随着或大或小的民族融合。我国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明清都是这样的战争频发期，而这些时期又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最为显著的时期。这些融合对中华民族统一族性的形成都是具有促进作用的。
3．国家实施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也推动着国内民族一体化的形成。国内民族统一体的形成是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密切联系的，国家的任何重大经济和政治战略实施总会影响到国内的民族关系。从历史上看，对边远地区的开发是每个国家都必经的发展阶段。不管这种开发采取的是和平方式还是暴力行为，它对民族关系的必然影响便是将被开发地区的民族和内地直接联系起来，开发的过程和结果都必然是双方人员、物资和文化的交流。我国从秦汉时代起，边地开发便成为汉族与周边民族建立联系的重要内容。同样出于经济目的，我国历史上一些政权招徕周边民族进入内地，补充劳动人手、扩大税赋来源也扩大了民族交往的途径。此外，移民总是国家实施政治经济战略的伴生物，而相当部分的移民，甚至多数情况下的移民都是在内地和边远地区之间进行的，这就使得移民的过程也即是民族流动交往的过程，为打破民族界限，建立一体性联系创造了条件。与历史上的国家行为相比，现代国家在政治、经济战略上的实施幅度要大得多，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也要大得多。所以，受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牵动，国家范围内的任何民族都难以超脱一体化的规约。
4．国家通过意识形态的教化规约着国民的共同心理素质。政治统一、社会和谐是每个国家都追求的目标。为达此目的，除了国家的暴力机器予以维持以外，规范国家范围内的意识形态，造就思想文化的统一也是为统治者所十分关注的。秦始皇听从“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建议，“焚书坑儒”，用国家强力禁止私学、统制思想；汉武帝更进一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完成了统治思想上的统一。此后，历代统治集团代代相袭，造就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儒学特征。以儒学为主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世俗文化，而实际上更多的国家用以规范社会思想的是宗教。国家利用宗教对社会思想的规范按强烈程度可分为两类：一是国家和宗教融为一体，实行政教合一的全面统治，包括对思想文化的强制划一；二是国家世俗力量占主导，但又把宗教作为对社会思想予以规范的主要手段。前者在中世纪的欧洲和阿拉伯世界最为突出，而后者又成为当今许多国家的共有现象。宗教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制约造成了许多国家具有了相应的宗教色彩。如欧美国家的基督教色彩，西亚、北非和中亚的伊斯兰教色彩，以及南亚的印度教和佛教色彩等。显然，不同的宗教色彩已成为不同国家特征的一部分，而对于不同国家的国民来说，它们也无疑成为其共同心理素质的重要构成。
四、民族消亡中的基本过渡形态将是国家民族
上述情况表明，国家对国民有着一种强有力的统一族性规约，这种规约不但表现在既有的国家社会历史中，也将表现在未来的国家社会发展中，同时它也将直接影响到未来民族消亡的具体进程。
关于民族消亡的历程，许多人都有推测，斯大林曾把民族消亡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展阶段联系起来，认为只有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在一切国家内取得胜利的阶段），随着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的逐渐形成而代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消亡所需要的类似共同语言的东西才会形成。“可能是这样：最先形成的将不是一个一切民族共同的、具有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经济中心，而是几个各自包括一批民族的，具有这一批民族的共同语言的区域经济中心，只有在这以后，这些中心才会联合为一个共同的、具有一切民族的一种共同语言的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中心。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后一个阶段，当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充分巩固，社会主义已经深入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已经在实践中深信共同语言优越于民族语言的时候，民族差别和民族语言才开始消亡而让位于一切人们共同的世界语言。”斯大林推测的科学成份在这一点上是明确的：即民族消亡必然是从局部向全世界扩展，而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很久的将来地球村将形成几个、十几个象中华民族这样的具有上下层次的民族复合体——区域性民族；再经过世界经济生活世代的积累，形成区域性民族间的通用语言，以致最终失掉各自原有的民族特征，实现民族的消亡。应该说，这种见解是正确的，但如果进一步研究，我们将会发现民族消亡进程中的“区域性民族”将会以国民与民族归合的国家民族为主，国家民族将是民族消亡中的基本族体形态。
（一）国家将是未来不可变更的整体社会单位
国民统一族性的形成导致的将是国民与民族的一体化，即国家民族的形成。国民与民族的统一表现出的是国家的单一民族结构，就目前世界来看，这仅是少数国家。而大多数国家由于总体民族过程的制约，尽管国民的统一族性有着不同的存在和发展，但国内民族的差异性还是明显的，要达到国民族性的完全统一，成为国家民族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国家民族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是作为整体社会单位的国家的存在。因为正如前述，国民与民族的归合正是国家的整体社会性质和自觉或不自觉的国家行为所决定的。因此，未来社会作为整体社会单位的国家是否长期存在，就将成为国家民族是否能成为普遍族体形态的决定性条件。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整体社会单位的国家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首先，国家作为一种超社会力量在未来社会中必不可少。国家有统治、管理和对外三种基本职能。统治职能是就阶级镇压而言的。在未来的相当时期内，阶级消亡在大多数国家尚不能实现，而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各种敌对势力和社会犯罪的存在，国家的统治功能是无法消失的。管理功能是国家统治功能得以实施的基础，政治统治总是以执行社会管理为基础和条件。因此，国家的管理职能在未来不但不会减弱，反而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事务的增多而继续增强。对外职能主要指国家的防御功能和对外侵略扩张。由于剥削阶级和各种国家利己主义的长期存在，国家之间的侵略和扩张现象也将长期存在，从而国家的对外职能也将长期保持。国家基本职能的存在取决于社会对国家的需要；这种需要是长期的，也就决定了国家的存在是长期的。
其次，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正趋于增强。现代国家都是民族国家；现代国际社会是民族国家唱主角的社会。民族国家曾是近代以来民族运动的政治目标，是民族自觉阶段各民族对政治地位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不但在于对于自己独立地位的争取，也在于获得独立后对于国际事务的平等参与。冷战时期两大集团的对峙压抑和冲淡了这种参与，而冷战结束以后各民族国家的参与愿望正在得到充分的释放和展现。所谓以多极世界为标志的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过程，也即是各民族国家为显示自己的存在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共同奋斗的过程。有学者曾把由国家形式表现出来的与国家利益相吻合的民族主义称之为“国家民族主义”。这种概括是有普遍意义的。的确，这种由民族国家的自利情绪和行为表现出来的国家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当今和未来国际社会的一种持久和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民族国家是当代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和国际法单位，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和独立自主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人预言国家的地位和价值将下降，但经过冷战的磨难，世界各国都更加看重国家的价值，珍惜自己的国家利益。各国都根据自己本国的利益，而不是集团和超国家的意识形态利益来处理国际问题和确立内外方针。这些无疑都将使国家的地位得到增强。
第三，国家的形态可以扩展，但其整体社会的性质不会改变。国家对国民统一族性的规约主要取决于国家的整体社会性质，因此，国家民族的未来形成将是以国家作为唯一的“整体社会”，或“社会发展的独立单位”为前提的。在国家消亡之前还会不会出现高于国家的“更高政治实体”？从理论上看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本身就包含着最高政治实体的属性，这类政治实体的未来变化只能是规模上的，而不会是性质上的。我们注意到了一些“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尤其是最具典型意义的欧洲联盟的存在。欧洲联盟由欧洲共同体演化而来，有从经济共同体向政治共同体演化的趋势。欧洲联盟的创意设想就是要建立“欧洲联邦”。但欧洲联邦建立后的政治结果不外两种可能：一是欧洲各国把部分主权交给这个联邦，分享共同的利益、承担共同的义务，但仍保持各国的最高政治独立。这样，欧洲联邦仅是一种邦联性质的国家联合体，社会整体单位仍是各个民族国家。二是欧洲各国彻底一体化，放弃自己的全部主权，形成一个新型的统一政权的国家。显然，不论哪种可能，欧洲联盟发展的最后结果仍然会是国家。这是从未来的情况而言的。而目前的情况是，因为涉及到已有的国家主权问题和民族利益，欧洲联盟朝最终的联邦目标迈进还有相当的困难。欧洲联合40多年的经历告诉人们，在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不愿牺牲自己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利益。欧洲联盟是当今世界区域联合最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它的政治走向很有超前性。所以，不论从理论分析来看，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出现高于国家的政治共同体，这是由国家的属性和它们担负的社会职能所决定的。
国家的长期存在，决定了其所具有的整体社会性质对国民统一族性的规约是长期的、持续的，于是，国民与民族合一的趋向也是不可扭转的。
（二）国家民族将是未来唯一能够形成和得到发展的族体形态
这样说，首先在于国家内部各民族单元衰微的不可避免。前述已知，国内各民族共性增多的过程，也即是特殊性减少、各民族单元趋向衰微的过程，这是一个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当今世界民族过程反映出来的族体规模不断增大、数量不断减少就是这种状况的深刻反映。无论从当前来看，还是放眼未来，基本民族凋零的趋势恐怕难以改变。这样说更主要地还在于国家民族之外已难以形成新的民族形态。民族形成的首要前提在于人类的相对隔绝。早期的隔绝纯粹是地理屏障，而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今和未来社会政治的屏障无疑成为主要的隔绝因素。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交通的通达，自然地理已不再成为人类交往的障碍，而只有由国家构筑的政治界限才能将人群有效地阻隔起来。于是至高无上的政治主权，明确清晰的国家疆界和不可分割的群体利益只能使民族的形成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而超出国家范围之外的仟坷民族要素的累积都将成为不可能。这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将□国家民族成为未来唯一能够得以形成的族体形态。
国家民族也将是未来能够得到充分发展的族体形态。这是因为：其一，非国家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以自然、分散和个体的形式进行的，因受发展条件和族体规模的制约，这些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幅度具有很大局限。国家民族的发展则以社会化、有序化和规模化为特征，它对应的将是人类社会的高度进步。这首先从时代上已决定了国家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高于其他民族形态。其二，国家民族的发展是与国家的发展统一的。国家民族是借助国家的职能和行为，在国家的调节规划下有序进行自己的经济建设、推进社会进步，有着一般民族发展不可能具有的有利条件，因而它也是最具发展潜力的。其三，国家民族是大规模的民族共同体，规模的庞大是民族发达的一个标志，也为民族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适度众多的人口和地域的广博是民族发展所需人力和物资资源的基础。
由于国民和民族归合的趋向长期存在，由于国家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形态走向衰微的不可避免，使得国家民族将成为民族消亡过程中的一种基本过渡形态。这里说“基本”，而不是“唯一”，是因为在整个民族消亡过程中，虽然每个基本民族都覆盖在国家的统摄之下，都有与其他族体形成国家民族的可能，但这并不能保证每个国家的国民都能形成一个民族，不能排除某些孤傲的民族将始终游离在国家民族之外。此外，国际社会一体化的加速，世界各国开放程度的增强，经济、宗教等因素的增多不但将掣肘国家民族的形成，而且由此构成的一些区域共同体也可能生长出统一族性，造就出与国家民族并列的某种族体。这些族体也将是民族消亡中的局部融合。然而，这些未能形成国家民族的族体最终也将被全面的民族融合所吞没。
国家民族的普遍形成将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前国家社会民族过程和一般社会发展过程原本重合；正是国家的出现使民族过程在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一部分的同时，又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过程独立于一般社会发展过程之外。国家和民族过程的一切交互关系也即两种过程关系的主要内容。国家民族的出现使国家和民族并合起来，又实现了政治系统与社会及民族单位的重合，也即民族过程和一般社会发展过程的重合。这是一种有趣的历史复归。这种复归，使得国家民族既是两种过程的交汇点，又成为民族这一历史现象兴亡演替的转折点，从而使其在民族过程中具有了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若上说不谬，民族和民族过程将通过国家民族这个转折点走完自己的消亡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