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一大批新兴国家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这导致了民族主义研究的更进一步深入。其中，美国政治学家的介入使民族主义又步人了政治学研究的论坛。埃卜特（Apter）、卡尔曼（Coleman）、宾德（Binder）、海尔潘（Halpem）、格利兹（Geertz）和爱莫森（Emerson）等对亚、非国家政治问题的研究，使人们对民族主义的认识从欧洲转向了全球范围。其后不久，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也把他们的视角伸向了民族主义领域，因为他们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语言问题。苏联东欧的剧变以及与此前后发生的世界性民族问题的高涨，使得人们对民族主义问题投入了更大的关注。包括我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术界对民族主义作出了种种角度的研究。他们普遍感到，民族主义问题处在一系列研究的连接点上，它通向民族关系、种族关系、国际冲突、社会交往系统、经济发展、社会传统和现实存在的价值评价、政治思想的发展、地缘战略、社会革命运动等等问题的研究，这种状况标志着民族主义在这些领域和现象中的突出位置或与它们的密切联系，甚至感到，民族主义问题是一个认识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这充分说明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重要。不过，我们不能赞同把民族主义问题过于泛化的倾向，尽管民族主义的确是一种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的世界思潮和社会运动，但近现代以至当代世界的许多问题并不是都能够从民族主义角度上得到解释的。
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除了我国和前苏联传统的民族理论之外，一些西方学者或受西方学术体系影响的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如英国学者克雷伊奇和韦利姆斯库认为，民族国家就是“以一个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在一个文化上同质的民族的范围内建立的由本民族的统治阶级治理的国家，”就是“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口形成一个民族。”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认为，民族国家就是“民族与国家的重合”。由王云五总纂的台湾《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的解释是：“由一个民族所组成之国家谓之民族国家。”但是这种从民族结构的单一性或“同质”性上去界定民族国家的观点面临着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即近代以来建立的国家很少是由所谓“同质”的一个民族所组成，而大家又都认为民族国家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以来普遍形成的“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遍国家形式。于是一些学者又提出应以“近似”的观点来理解这种民族的“同质”性问题。这不啻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好的途径，但作出的概括似仍然不够周全。如英国学者C·纳福利（CorneliaNavri）就说，“民族国家一般定义为由具有同一文化和语言的民族（people）所构成的国家，它的国民由服务于他们的自己的民族成员所统治。如果我们问这样的国家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们无法回答。因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同质性的民族（people）：他们没有地区和文化上的差别，说着同一种语言又没有任何习惯语方面的不同，而统治者又和被统治者在社会地位、财富和教育程度上完全一样。实际上，民族国家更多是一种近似的理想形态，而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写照，在非常不同的差别上也是这样。”这种用近似的眼光来看待民族国家内民族的同质性问题无疑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明显具有不确定性，因为“近似”毕竟是一个弹性太大的词语，其标准是不好把握的。
其实，民族国家是近现代民族主义导致的民族运动的结果。“民族国家”的英文对应词是“nation—state”，即由“nation”组成的国家。“nation”如前述，是自认为一个政治整体，并且期望获得自决的民族或民族集团。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及与此相关的历史进程中，世界各民族或民族集团相继感悟到自己的存在和利益，并为之进行争取政治统一和独立的斗争，于是兴起了民族运动，而通过这种运动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民族国家。所以，民族国家就是由自认为是一个政治整体的民族或民族集团建立的国家。自愿构成这个政治整体的可以是一个民族（ethnos），也可以是多个民族（或称民族集团），可以是有着久远历史联系的民族，也可以是由共同命运、利益或共同斗争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于是，由这样的政治整体建立起来的国家因族体数量的不同，可以是单一民族的，也可以是多民族的：因政治主导力量不同可以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也可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发展基础不同，可以是发达的，也可以是发展中的。这些正是民族国家历史形成和存在现状的不同表现。
此外，作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代表自己的国旗、国歌，都有统一的宪法、立法和司法机构、行政机关、军队、货币系统和教育系统，都有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确定的领土和对外交往的自主权。民族国家是政治进步的产物，是现代国家组织的标准。在现代社会，“民族国家几乎无可争辩地是世界秩序的基础、个人忠诚的主要对象和人们认同的主要确立者，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世界的安全，它都比以往的任何政治形式和社会组织有意义得多。”民族国家是随着民族主义导发的民族运动的产物。民族运动是近代以来民族过程的显著特征，一般它由三个相继连接的阶段组成：一是民族意识的形成和传播，二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三是民族国家的建立。
民族意识的形成也即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感悟的发生。这种发生是由人类历史的总体发展背景所决定的，具体可来自经济关系的变革，可来自不堪忍受的民族压迫，也可来自激进意识形态的催动。一般来讲，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物总是民族意识的最早觉悟者和积极传播者。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通常以精英分子对于传统和本身局部利益的感悟（awareness）开始，然后扩展到公众方面，在那里局部感悟被转化成一种社会意识，然后进入政治领域。在此，朦胧的社会意识被转换成关于共同认同和命运的政治意识。这种看法是有普遍意义的。正是由于最先觉悟的精英分子的推动，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才会浸润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
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扩散是民族运动的思想动员，在此基础上，以一些民族运动领袖和政党、团体为核心开始形成一种政治力量。这个政治力量以争取民族利益为号召，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并常和其他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因而它具有极大的动员力和团聚力，所开展的斗争也总是节节胜利。民族主义的斗争对象或是封建割据势力，或是阻止民族独立的其他各种政治势力，而在20世界主要又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是民族运动的终极目标。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原来分散的共同体通过努力建立起完整统一的国家；二是一个以“民族”（nation）自居的共同体从原来的政治实体（通常是为外族统治的国家）中独立出来，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前一种情况以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为代表，后一种情况以近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为代表。
二、民族意识与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
世界民族过程的自觉阶段是以各民族普遍发生自我认同和利益感悟，并把这种认同和感悟转化为民族思潮或民族运动为标志的。民族自觉引发的民族思潮或民族运动以争取民族政治权利为核心内容，它的最终结果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欧民族国家的出现是近代民族自觉的第一批成果，也即世界民族过程的自觉阶段始于西欧民族意识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样说是因为：（1）世界性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空前增强了世界各民族的联系为前提的，没有这种联系的增强，便没有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感悟发生的条件，也便没有世界性的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出现。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确立和对世界发生的巨大影响均与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相辅相成，或可说二者互为因果。由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把民族与民族国家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时代要求联在一起，斯大林讲：“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上升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为民族的过程。例如西欧的情形就是如此。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等都是在资产阶级打破封建割据局面而胜利时形成为民族的。但是，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法兰西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①列宁也说：“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2）近代民族运动得以支撑的民族意识的内核一方面是对自我民族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历史渊源等族性（ethnicity）的认同，另一方面又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民主、人权等观念所主导和补充（正是这一点才使得近代民族运动又成为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这些观念又正是导源于与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同时形成的资本主义的早期意识形态。中世纪后期至18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奠定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也确立了民族国家建立的思想依据。（3）西欧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的出现与其后世界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一脉相承。近代以来世界民族运动发生的经济基础、思想渊源、孕育其中的国际关系、政治体制等都与这一时期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生过程和结果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尽管许多当代学者不满于欧洲中心主义，力图摆脱各种认识上的偏见，但不可否认，现代和当代的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及这种运动所带来的成果总脱离不了欧洲民族运动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成果和政治成果的影响。历史已经使西欧民族运动成为其后世界民族运动产生和发展的渊薮。
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也可说是世界民族过程自觉阶段到来后形成的第一轮民族运动，这轮民族运动的特点是随着民族自在状态向自觉的转入，民族政治从分散走向国家的统一。
西欧自在民族的形成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有直接的关系。应该说，在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前，西欧各地居民在统一的罗马帝国内已沉淀了相当的民族要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的残余。……新民族（neuenationen）的要素到处都已具备；各行省的拉丁方言日益分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neuenationen）的力量……。”
西罗马帝国崩溃的直接原因是作为“蛮族”的日耳曼人的人侵。这种入侵直接摧毁了因奴隶制危机而摇摇欲坠的西罗马帝国，随后又以日耳曼人为主导建立了一系列新王国，如法兰克、东哥特、西哥特、苏维汇和勃艮第等。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法兰克王国在扩张中崛起，演变成其版图与罗马帝国相差无几的查理帝国。公元843年查理帝国分裂，而由这种分裂形成的三个政治区域则基本奠定了当今西欧大陆主要国家的疆域：东法兰克王国发展成为德意志，西法兰克发展为法兰西，罗退尔领地的南部形成意大利．罗退尔领地的北部又发展成后来的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这些国家疆域的形成为其后各自民族的形成直接框定了地域基础。孤悬一隅的英格兰国家的形成也始于日耳曼人的入侵。公元5世纪中叶起，盎格鲁、撒克逊等日耳曼部落进入不列颠，形成了许多小国。公元8世纪末丹麦人侵入不列颠。在与丹麦人的斗争中，各小国开始联合，“英格兰”这个名词大约也在这时出现，而在阿尔弗雷德大帝（公元871—899）时期，英国完成了统一。
中世纪早期的民族流动和政治局势，也为新的民族要素的形成提供了族体来源和文化来源。如公元5世纪中叶来到不列颠的盎格鲁和撒克逊人由于人口众多，势力强盛，结果反客为主，消灭和同化了当地的克尔特人，又在公元9——10世纪反抗丹麦人的斗争中同化了相当多的丹麦人，成为后来英格兰民族的主要成分；而他们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就成为英格兰民族的早期统一语言。又如伊比利亚半岛在日耳曼人入侵后，在族体和语言上都发生了融合。进入这里的苏维汇人、西哥特人等与土著克尔特人一起构成了后来的西班牙民族和葡萄牙民族，公元9世纪以后以民间拉丁语为基础开始形成后来的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古代法语是高卢罗马人的民间拉丁语吸收了一些日耳曼语汇形成的；与此同步，法兰西民族的基本成分也由处于统治地位的勃艮第、西哥特等日耳曼人与土著的高卢罗马人融合而成。
关于西欧现代民族形成以前的自在民族性质，从已有的民族学和史学研究中都可找到说明。如前苏联学术界将这一时期的族体称为“部族”。根据他们的叙述，这些部族通常是由起源和语言接近的一些部落形成，或因一些部落被另一些部落征服而形成的有各种不同语言的混合部落（北法兰克人部族和普罗旺斯部族就是由高卢人、罗马人、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等部落组成的）。在部族形成过程中，随着各个部落间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加强，它们之中的某一种语言（通常是人数较多或比较发达部落的语言）成为整个部族的共同语言，而其他部落的语言降至方言或完全消失，遂形成一定区域、经济和文化上的共同体。可是这种共同体特别在经济方面还是不稳定和松散的。这里部族所具有的相同或相近的语言、文化和区域联系正是自在民族的典型特征。它们向自觉民族的转化还需要基于经济联系的族体稳定性的形成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