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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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当代哲学实用主义(1)

皮尔斯实用主义的肇始者

一、观念的意义在于产生实际效果

我们在第一章里说,美国人莱特要把达尔文的学说和一般的哲学研究连贯起来。这个莱特在美国剑桥办了一个“哲学学会”,这个会就是实用主义的发源之地。会员皮尔斯(1839~1941)在1873年做了一篇《科学逻辑的说明》,这篇文章共分六章,第二章是《如何能使我们的思想清楚明白》。

这两个标题都很引人注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实用主义最初的宗旨,是用科学方法把我们所有的思想、观念、概念讲明白,弄清楚。

皮尔斯是一个大科学家,他的方法是一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用一种思想所能产生的效果来评判这种思想的价值。他说,“无论你对一个实验科学家讲什么,他总要验证一下,看看是不是能产生效果。你对他讲的任何观点,他都默认:只要试验一下,就一定会产生某种效果。否则,他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皮尔斯平生只遵守这个态度,所以,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取决于那个观念在人的行动上所产生的效果。凡试验不出什么效果来的东西,必定不能影响人的行动。不管承不承认某种观念,我们都能找到它各自产生的不同效果,那就得到这个观念的全部意义了。除了这些效果之外,没有别的意义。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实用主义,更准确地说,是“实效主义”。他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一切有意义的思想都会发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就是思想的意义。若问思想有无意义或有什么意义,只要得到思想所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只要问若承认这种思想有什么效果,不承认又有什么效果。如果不论承不承认这种思想,都不发生什么影响,都没有实际分别,不产生任何实际效果,那就可以说,这个思想全无意义,不过是胡说的废话。

皮尔斯又说:

任何一个命题的意义都在于将来。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命题的意义还只是一个命题,只是概念上的,它的最终价值只体现在,把原有命题转换成另一种直接运用到人的行动上的样式。“实验科学的态度”力求把一切观念、概念、名词、学说和观点表达清楚,能不能表达清楚取决于能不能通过实验的检验,检验的目的就是确定会不会产生实际效果。不能通过检验,不能应用,任何命题都没有意义。

此外,另外一个关键是:

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它所指出的适用于一切现象的实效准则。

这话怎么讲呢?我举两个例子。譬如说“砒霜是有毒的”。这个命题的意义只是概念上的。例如“砒霜吃不得”,或“吃了砒霜会死”,或“你千万不要吃砒霜”。这三个命题都只是“砒霜有毒”一个命题所涵盖的同等效果的现象。后三个命题,就是前一个命题翻译出来的应用公式,即这个命题的真正意义。又如,“沉闷的空气有害卫生健康”和“这屋里都是沉闷的空气”。这两个命题的意义,就是叫你“赶快打开窗子,换换新鲜空气”!

二、观念的意义在于使我们养成习惯

皮尔斯的学说,不但把一切观念的意义都归结到那个观念所能产生的效果,而且还认定,一切观念的意义,就是观念为我们指明的应该养成的习惯。“闷空气有害卫生健康”这个观念的意义,在于它能使我们养成常常开窗,更换新鲜空气的习惯。

“运动有益身体”这个观念的意义,在于它能使我们养成经常运动健身的习惯。科学的目的只是要给我们许多合理可行的行动方法,使我们相信这种方法,并养成讲理的习惯。这是科学家的知行合一说。这就是皮尔斯的实用主义。

三、皮尔斯的实用主义——一种新哲学方法论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只是一种方法论,为了突出方法性,与詹姆斯区分开,皮尔斯更愿意自称“实效主义者”。我们在上章曾指出赫胥黎的存疑主义或不可知论是一种思想方法,他的要点在于注重证据。对一切迷信传说,他只有一个作战的武器,“拿出证据来”。这个态度,是科学的态度,但只是科学方法的一面,只是消极的方面。

赫胥黎不明白科学方法在思想上的完全涵义。何以见得呢?赫胥黎的《论文》的第一卷,大多是论科学成就的文章,他自己还提了一个总目,叫“方法与结果”。另外写一篇小序,说本卷第四篇说的是笛卡尔指出的科学判断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余八篇说的都是笛卡尔的方法应用到各方面的结果。

但笛卡尔的方法只是一个“疑”字,只强调了普遍怀疑;赫胥黎指出笛卡尔的方法,就是不相信一切不够清楚明白的命题,他只是把一个“疑”字从罪过的地位提升为一种责任。

赫胥黎认清了这个“疑”字是科学精神的核心,他们当时又正处在四面受敌不能不战的处境,所以他的方法消极的部分居多,还不能算是完全自觉的科学方法。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才把科学方法积极消极两方面的含义都发挥出来,因而成为一种哲学方法论。在积极方面,皮尔斯指出“实效”作为标准:“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取决于那个观念在人生行为上产生的效果。

承不承认这个观念,各自产生什么效果,弄清效果的不同,我们就得到了这个观念的全部意义。”在消极方面,他指出实验不出什么效果的东西,都没有意义。这个标准,比笛卡尔的“明白”“清楚”两个标准更厉害。

詹姆斯实用主义的继承者

一、信仰的意志决定思想方法

皮尔斯的文章是1877年出版的,当时的人都不很注意他。直到二十年后,詹姆斯(1842~1910)用他的文学天才把这个主义渐渐地传播出来,那时候机会也比较成熟了,所以这个主义不久就风行全球。

但詹姆斯是富于宗教心性的人。他虽是实用主义的宣传者,他的性情和实用主义有点合不来,皮尔斯的方法论到了他手上被无限扩大,应用到一切领域,包括宗教。他在1896年发表一篇《信仰的意志和其他通俗哲学论文》,也叫《信仰的意志》,书中反对赫胥黎一班人的不可知论。

二、驳斥赫胥黎的不可知论

赫胥黎最重证据,和他同时的有一位少年科学家克里福德,也极力拥护科学的怀疑主义态度,攻击宗教。克里福德虽然死得很早(死时只有三十多岁),但他的《论文与讲演集》至今还有人阅读,他有一段话:

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快慰,就相信一些不曾证实、不曾质疑的命题,那就是侮辱信仰。……没有充分证据的信仰,即使能产生愉快,那种愉快也是偷来的。……我们对人类的责任,就是要防止这样的盲信,如同躲避瘟疫,不要自己染了瘟疫还传染全城的人。……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凡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信仰,总是错的。这种宣言,詹姆斯很不满意;他就引述过来作为《信仰的意志》的出发点。他很诙谐地指出事事求“客观证据”是不可能的,客观的证据,客观的确定性,的确是很好的理想。但是在这个月光笼罩,梦幻常存的星球上,到哪里去寻找它们呢?……互相矛盾的意见曾经自夸有客观证据,不知有过多少种,但没有一种证据算得上是客观的证据。

“有一个上帝”——“上帝是没有的”;“心外的物质世界是可以直接得知的”——“心只能知道属于自己的观念”;

“有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道德成为义务是欲望的结果”;“人人有一个长在的心灵”——“只有起灭无常的心境,没有什么不变的心灵”;“因果是无穷的”——“有一个最终的、不能再追溯的原因”;“一切都是必然的”——“不是只有必然,也存在自由”;……

三、驳斥克里福德的信仰态度

詹姆斯对“怀疑一切”这种观念也抱有怀疑,他认为,回想自古以来把客观证据的教条应用到人身上的,最惊人的莫如教会的异端审判所。我们想到这一层,就不怎么高兴恭听那客观证据的话了。克里福德先生很有才气,但对客观证据近乎顽固的态度,似乎表明他没能弄清真理和谬误的界限:

我不同意克里福德的话。我们必须记住,对真理与谬误的责任心,其实都是我们情感生活的表现。……说“宁可永无信仰,不可信仰诳话”的人,不过表明他太怕上当罢了。也许他能抑制自己的许多欲望和畏惧;但这种怕上当的畏惧,却让他变得奴隶般顺从。

至于我呢,我也怕上当;但我相信人在这个世界比上当更坏的事多着呢!所以克里福德的教训在我耳朵里有一种很疯狂的声音,像一个将军训斥他的士兵,“宁愿完全不打仗,不可冒险受伤”。战胜敌人与战胜自然,都不是这样得来的。我们的错误绝不是了不起的什么大事。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怎样小心,错误还是不能避免,倒不如把心放宽点,胆儿放大点。

四、信仰的取舍需要情感

接着,詹姆斯表明自己的态度:

有时候,有些信仰的取舍不能全靠知识来决断;此时,必须把情感方面的天性拿出来作决断。如果此时说“不要决断,还是存疑吧”,那就只是一种情感上的决断,可能还有同样的危险——失去真理。他拿宗教问题举例:

怀疑态度仍旧免不了这个难关;因为宗教如果是假的,你固然可以避免上当;但宗教若是真的,你岂不吃亏了么?怀疑的危险,岂不同信仰一样吗?(信仰时,若宗教是真的,固占便宜;若是假的,便上当了。)譬如你爱上了一个女子,但不能断定现在的天使将来会不会变成母夜叉,你难道因此就永远迟疑不向她求婚了吗?詹姆斯明明白白地宣言:

假如宗教是真的,只要证据还不充分,我就不愿意把你的冷水浇在我的热烈天性上,因而抛弃我一生可以赌赢的唯一机会,——这个机会只靠我愿意冒险去做,在情感上,我对世界的宗教态度毕竟不错。这就是“信仰的意志”。

这个态度是一种赌博的态度:宗教若是假的,信仰的上当,怀疑的可以幸免;但宗教若是真的,信仰的便占便宜,怀疑的便吃亏了。信仰与怀疑,两边都要冒点险。

但是人类意志大都偏爱占便宜,就同赌博的人明知可输可赢,然而他总想赢不想输。赫胥黎一派的科学说,“输赢没有把握,还是不赌为妙。”詹姆斯笑他们胆小,他说,“不赌哪会赢?我愿意赌,我就赌,我就大胆地去赌,我只当不会输!”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实则出自对皮尔斯验证方法的过度发挥,他没有像皮尔斯那样严格地划分信念和事实,而是把经验事实、客观证据等都归结到信念、信仰的名目之下。因而,在詹姆斯的哲学里,不存在什么我相信的东西和客观事实上的东西,只有我所信仰的各种不同的东西。

五、社会改良

由于对信仰和事实的混同态度,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只指向“我想得到什么”,而不问“事实能给我什么”。他关注的是我的信仰能给我带来什么实际用处,而不问信仰真假问题;信仰无所谓真假,只有能带来用处的和不能带来用处的。

他这种态度,也有独到的精神。他说:

假如那创世的上帝对你说:我要造一个世界,说不定可以救赎你们。这个世界要做到完美无缺,必须靠每个分子各尽其能。我给你一个机会,请你加入这个世界。但我不担保这个世界平安无事。这个世界是一种真正的冒险事业,危险很多,但是也许有最后胜利。这是真正的社会互助工作。你愿意跟来吗?你对你自己,和那些旁的工人,有那么多的信心冒这个险吗?

假如上帝这样问你、邀请你,你当真怕这个世界不安稳而不敢去吗?你当真宁愿躲在睡梦里不肯出头吗?这是詹姆斯“改良主义”的挑战书。詹姆斯要我们大着胆子接受这个最后通牒,提倡社会改良,相信经过改良的社会一定会更好。他很嘲笑那些退缩的懦夫,那些静坐派的懦夫。

他说,“我知道有些人不愿意去。他们觉得那个世界要用奋斗去换平安,这是没道理的事。……他们不敢相信机会。他们想寻找一个世界,可以歇肩,可以抱住爹爹的头颈,就此被吹到那无穷无极的生命里面,好像一滴水滴在大海里。这种平安清福,不过只是免去人世经验的种种烦恼。

佛家的涅槃,其实只不过免去了尘世的无穷冒险。那些印度人,那些佛教徒,其实只是一班懦夫。他们怕经验,怕生活。……他们听见了多元的淑世主义,听见社会必将越来越好的信念,牙齿都打战了,心也吓得冰冷。”詹姆斯自己说,“我吗?我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必须要冒险;我决不退缩,决不说‘我不干了’!”詹姆斯社会改良的态度,实用主义的信仰,最终落实下来,就是行动哲学。不问经验事实怎么样,也不问客观证据有多少,更不问如何为自己的信仰论证辩护,只要能产生需要的效果,科学和宗教没有区别。

六、唯意志论的实用主义

詹姆斯哲学有他的精彩之处,但终不免太偏向意志,意志主义色彩太浓重了,容易被一般宗教家利用,拿去为宗教辩护。实用主义本来是一种方法,一种评判观念与信仰的方法;到了詹姆斯手里,方法变得宽松了,评判方法的标准不依照科学,只看有没有用,因而就成了一种辩护信仰的方法。

正如他说的,依实用主义的道德看来,如果“上帝”那个假设有令人满意的功用,上帝的假设就是真的。

把皮尔斯的方法这样活用很危险。所以,皮尔斯很不以为然,觉得“实用主义”这个名字被詹姆斯用糟了,他把“实用主义”这个名词完全让给詹姆斯一派带有意志主义色彩的实用主义者,而他自己另造一个字“实效”来表明他的“实效主义”态度。杜威也不赞成詹姆斯的意志主义,所以他不用“实用主义”,而是自称“工具主义”,又称“实验主义”。只有英国席勒一派的“人本主义”,名称虽不同,精神上却和詹姆斯最接近。席勒把希腊的智术师当作自己的思想远祖,他引用普罗泰格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来解释人本主义:

如果事物能对人的行动产生实际影响,它就是存在的,否则就不存在。席勒的解释,未免牵强附会,普罗泰格拉的书早就不传世,即便他的断言残片可信,也不能仅凭只言片语就把智术师的言论变成实用主义宣言,把“人是万物的尺度”理解成“效果是万物的尺度”,没有经过严格的实验验证。

杜威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

实用主义的根基——理性和经验

一、“经验”含义的变迁

杜威在他的新著《哲学的改造》(1920)里说,我们现在且看从古代生活到近代生活,“经验”本身遭遇了哪些变化。在柏拉图眼里,经验只是服从过去,服从习惯。经验差不多等于习俗,——不是理性造的,也不是用“心”造的,只是无意识的惯例相习成风。所以在柏拉图眼里,只有“理性”可以解放我们,不让我们再做盲从习俗的奴隶。

到了培根和他那一派的哲学家,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奇怪的翻案。理性和他手下的许多抽象观念倒变成守旧拘迂的分子,经验却变成解放的动力了。在培根一派眼里,经验指新分子,使我们不再拘守旧习惯,替我们发现新的事实与真理。相信经验,非但不因循守旧,反而产生谋求进步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