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时我们钻到前沿阵地的猫耳洞里，和战士一同抱枪坐了两宿。战士们没水洗脸洗澡，头发长长的，潮湿的衣服和被子生了许多虱子，甚至身体有些地方都溃烂了。有个战士就在那样的环境下让我看了他未婚妻写给他的绝交信，我很替他难过，那战士却说，有那些死了的战友比着，我这没死也没受重伤的就算有福啦。他的话，我当时还没理解透，待到有一天我们到战场附近的村子去采访，从一个大院向另一个大院走的时候，忽然又一排冷炮射来，当场炸倒了一头牛，炸死一个人，我自己头顶也被炸起的土块砸了个包，我才真的懂了，战场上生死的界限只是瞬间的事，谁在战场呆一回而没死，真就算有福之人啦。那天我随着周围炮弹的爆炸接连卧倒了四五次，除了头被砸个包，还沾了一身带硝烟味儿的土。如果落我头上的是块石头，或我离哪颗炮弹再近点，大概就没有今天了。
头砸了包那天晚上，我们每人领到一顶钢盔，不管去那儿都自觉戴着。后来，我特意申请把钢盔带回了沈阳，直到如今还挂在我的听雪书屋里。离开战场前，我戴着钢盔到麻栗坡烈士陵园伫立了良久。那会儿，看着满山满谷的烈士墓碑，我亲身感受到的战争残酷定格了，直定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如今，头上的包虽早已消去，可一瞧见书房的钢盔，那包仿佛又隐隐鼓动起来……
辣椒们也开会
忽闻某地成立了辣椒协会，并已按会章作出下可喜成绩，这是某省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的。这让我再次吃了一惊，这不等于说辣椒们也能开会，而且把会开得很成功了吗？说再次吃惊，是因为此挙事让我吃惊无数次了。得知某地成立了“奶牛协会”时，吃惊过，得知某地成立了“马铃薯协会”时吃惊过，得知某地成立了“螃蟹协会”时吃惊过。还有听到诸如早就成立了的名气很大的“钓鱼协会”，以及时不时见诸报端的“名犬协会”“柑桔协会”还有某某地政府新设了“螃蟹节”、“槐花节”……时，都别别扭扭吃惊过。之所以这次吃了辣椒协会的惊之后，再也忍不住要写这篇小文章，是感觉这类组织名称巳日呈繁荣之势。最近全国上下都在学习荣辱观，觉得这样的繁荣该属于耻辱之列的，便忍不住要说一说了。
按汉语的语法规则，协会应是个通过会议形式协调联络某类人员的组织或机构，如我所供职的作家协会，以及科技工作者协会、新闻工作者协会、杂技艺术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个体商业者协会、球迷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等，都是方方面面各类人群为了共同利益所组成的协调或协商组织。而辣椒协会，岂不就成了辣椒们经过协商成立的组织吗？会员就应该是辣椒们！这显然是语法上的错误。实际上应该叫“椒农协会”或“辣椒种植者协会”抑或“贩椒者协会”。辣椒既不能行为，也没有语言，是不能自行协调联络的。那么，会叫唤，能行动的奶牛，也是自行协调不了同类的，姑且不论奶牛有没有语言了，即便有也不是汉语，所以即使它们真能自己成立协会，也不应该用汉语去挂牌子。规范地说，我们饲养奶牛或贩卖奶牛的人们成立的协会，应该叫“奶牛工作者协会”或“奶牛饲养者协会”抑或“奶牛交易者协会”。以此类推，其他那些让人吃过惊的协会分别该叫“名犬主协会”、“蟹农协会”、“薯农协会”、“桔农协会”及“品蟹节”、“赏槐节”等等。而“钓鱼协会”则应该叫“钓鱼爱好者协会”或“钓鱼学会”也通，即研究钓鱼这门学问的学术组织。
这类让人吃惊的叫法，改革开放以前是闻所未闻的。那时中_人的文化水平并没有现在高，何以现在文化水平高了反而这种怪叫法却司空见惯了呢？查査原因吧！如果从前叫农民自己去成立这类组织，名字也一样会出现这样笑话的，只不过那时，一是不兴随便成立组织，二是成立了一个组织，党政有关批准部门也会严格推敲把关的，不可能连语法都不通就让注册挂牌子，甚至在媒体上大肆宣传。现在自由是自由了，解放也是真解放了，但你管注册登记的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不能没有责任心哪！或者不是责任心问题，而是本身就不认为这样叫有什么不对，那就更成问题了。不管怎么说，原因都不外乎是两个，或者是责任心不强，明知不对，少管为佳；或者是文化水平太低，没觉出不对。我以为，这种事，出自哪种原因，都该属于引以为耻的事，而绝不该引以为荣。若让对汉语言文学比较了解、办事又比较认真的朝鲜人、韩国人、日本人，以及周边国家的文化人，还有台湾同胞们知道了，他们会笑话的。笑话谁？人家不认识辣椒协会会长是谁，也不知道奶牛协会会长姓什么，笑话的是我们中华民族，越来越不重视说话了，或越来越不讲究语法了。不知会不会有人认为我这是借鸡毛蒜皮点小事来显摆自己懂那点初级语法。如有的话，请君认真看一看吧，就在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随手翻桌上一份某市精神文明办公室和某报共同编发的《市民手册》，第一页上，就印有从市到省到国家还涉及世界的十个单位里就有三个协会名称欠妥：中国花卉协会、中国公园协会、世界园艺生产者协会。先说前两者，谁是这种协会的会员呢？按字义解释显然应该是某某种花和某某个公园的管理机构。若说不是这样，而是某某种花某某个公园的管理人员，那么字面上又没这个意思。那个“世界园艺生产者协会”呢，似乎没什么语病，但我觉着也有点别扭。别扭在那个园艺生产者上。园艺似乎应该是园林艺术的简称。园林艺术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是艺术品本身，所以汉语言习惯也似应为“园艺工作者”为好，这里面包含了花草树木种棺者以及各种艺术建筑设计者等。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翻译的事，而不是人家这个世界组织的事。即使是那个世界组织的事，我们也应该首先想想自己这方面问题。还有街头一些“糖尿病俱乐部”之类的大牌子，及前些日子从媒体上得知的两件事就说明这已不是孤立的鸡毛蒜皮小问题了。一是上海某名牌大学举行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竞赛，全校组成了包括外国留学生队、中文系队、理工科队137ikikik等多个参赛小组，结果是外国留学生队获得了冠军。二是台湾某党领导人同清华大学领导对话时，清华的校领导把自己稿中的汉语古诗念错了。连京海的最高学府都在发生此等事情，难道不应该全民族引起重视吗？我们建和谐社会，强调人与自然（包括与花草树木及各种动物和植物）的和谐相处，绝不包括同它们保持语言方面的一致。还是让辣椒奶牛和螃蟹们默默无言地为我们的胃口服务吧，别让它们忙忙碌碌和我们一同开会或过节了。
二万五千里应是一个高度
“二万五千”这个抽象数字，在髙度现代化、信息化的当今中国，实在已微不足道了。拿它去标志距离，一万多公里算个什么？打几天“的士”或坐半天飞机，轻轻松松就可了事。拿它去标志吃食，一万多公斤粮食或一万多公斤蔬菜，一般家庭（贫困户除外）两三年内谁也不会成大难题。如果拿它去标志货币呢，两万多元人民币或三千美元，贪官和大盗们的心是不屑一动的，甚至连眼都不会认真眨一眨。若拿它去计算精神境界的高度呢，二万五千华里千二百五十万米，比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高出了多少？实在是耸入云天，要么让人望而生畏，要么令人陡生敬意的大数字啦。这个时代，横流的物欲冲击太重，许多人缺少的是精神与信念的食粮。有的人也许不乏理想，但那理想中很大成分乂都是物欲的。所以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当作一把精神的大尺，比量一番自己理想与境界的高度有几尺几寸，起码能唤醒人们心灵中许多美好的情愫。
我曾先后拜谒过中央红军长征前所在的江西瑞金和云石山两处中华苏维埃旧址。瑞金曾因中M第一个红色政权建都而改叫瑞京，后遭敌机轰炸而迁往了云石ill。当时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刚刚扩充到十来万人马，却敢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建立一个闰家性质的红色政权，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敢吗？两处中华苏维埃政权的遗址，机构之健全、设施之简朴，真的让我惊叹，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啊。一群真正的中华精英，他们住泥屋，睡木板，吃粗米，穿草鞋，在强大的反动统治下为理想的人民共和国乐观地奋斗着。怀着虔敬的心情到这些精英们睡过觉、办过公的房间看一眼，驻足一小会儿，心灵都会受到触动。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土房里，工作过那么多伟大的精英，真的让我们这些住着现代高楼大厦却少了理想和信念的人汗颜。为了求生存和发展，为了将白色恐怖的一统天下能变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国家，处于白色围剿中的共产党红军不得不北上。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就是这个北上，竞被围追堵截曲曲折折绝处逢生长驱了二万五千里，跋涉了一年多。这两万五千里的一年多，五六万个红军战士长眠在雪山草地和万水千山之间了。到达目的地时，七八万人只剩了两万多，但是没出一个叛徒。没有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这胜利可能吗？本来就极难行走的险山恶水之路，每天空中还有敌机侦察轰炸，地上还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越到后来，缺衣缺粮缺盐甚至到了缺氧的地步，走着走着人就倒下了，眼还睁着，嘴还张着，心脏却怎么也跳动不起来了。一个十六岁的红小鬼，过草地时腿一软跪倒了，他拄着当拐棍的树枝往起站，树棍深深插进土里，人却没能站起来。红小鬼手伸向着前方，长眠在插立的树棍下，那树棍却在高原上活成现今一棵蓬勃的大树，这便是红军必胜信念的象征啊！不由得使我想到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碑上的一句诗：“石头啊，请像人们一样坚强吧！”这诗赞美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彼得堡那座石头城几乎被敌人的炮火炸毁、烧焦，可是坚强的人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住了敌人的反复进攻，最后得了胜利。因此我想说，现代的人们啊，像崇敬神灵一样崇敬红军的信念吧！红军的信念是什么？就是建成一个没有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新中国，如果在黑暗中牲畜一样活着，勿宁死。所以他们不怕死，不叛变。如今，我们都在为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难道就不需要长征精神了吗？仍然需要，只不过形式不同了而已。执政的共产党干部队伍，仍似在万水千山中艰难行军呢！每天有千千万万腐蚀与行贿大军在围追堵截，有数不尽的糖衣炮弹的无声袭击轰炸，没有高尚理想和坚定信念，随时也有倒地身亡的危险。离真正实现平等自由物质极大丰富的和谐社会目标，还有许许多多非十分坚定信念不能实现的艰苦工作等着我们，没有坚定信念是不行的。
一个普通人，有没有信念也是不一样的。去年我参加重走长征路，经过贵州铜仁地区红军活动过的梵净山时，当地政府安排了一些抬滑杆的抬夫陪我们。梵净山很美，也很高很陡很难爬，坐滑杆会减轻许多疲劳。但大家都不好意思坐，几乎都是坐一小段就下来走。可抬夫们却坚守自己的原则，一定得让我们坐，不坐就不收钱。我们说钱是政府付的，你们只管收就是了。他们的意思仍是，不管谁付的，他必得是按劳取酬。按劳取酬，这在现今，也是一种了不起的信念。
唱国歌和奏国歌
歌都是为唱而作的，奏也可以。国歌是国家和民族的集体之歌，当然是应该唱的，也应该奏，唱和奏都很重要，就看场合及需要了。目前，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唱显得尤为重要。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气概之歌、灵魂之歌、命运之歌。如此重要之歌，不常唱常奏，显然是不应该的。因此，我国的各级党政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重要集会，都有或唱或奏国歌这项内容。以前是常唱的，很少为奏，基本是既唱且奏。雄浑的旋律一起，那些说话算数很少有谎言的一张张嘴，立即发出字正腔圆让自己也让别人热血沸腾的豪迈歌声，那是让人身心健康灵魂茁壮胜似药疗的精神运动啊。唱后人人红光满面，心情舒畅而激扬。可是随着新中国年龄的增长，和平岁月越来越长，直接唱国歌的集会越来越少了，直接唱国歌的人也逐渐少了，能不差字不差句不差音完好唱准国歌的人几乎没了，音乐界能不能寻到一个不用复习召之即唱且能唱完美的人也难说了。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基本已变为奏国歌，或说是听奏国歌了。虽然那奏之气氛也庄严神圣，激励和陶冶人心的作用也不小，但久而久之，便因不亲口唱只出耳听奏，而淡忘了歌词，进而淡漠了歌意。尤其青少年，原本就对歌词印象不深，光听奏而不亲口唱，心灵中便烙不进歌词那深刻的含义了。长久不唱，连中老年人也逐渐含糊了歌词。
不知从哪天开始，也不知具体谁人提倡，一些重大会议又悄悄实行唱国歌了。每当置身庄严的会场，听到大会主持人隆重宣布，大会第一项，全体起立，唱国歌时，我等血脂和血粘度已高血流过缓者，真的有些心跳加快，激动得想按主持人的要求放声唱一唱。但嘴一张，歌声刚一探头，便被前后左右一道道无声之墙挡了回去，绝大多数人的嘴都没有张开，不多的张开嘴的人们也如我一样，闭口从众了。全场当然就没有发出什么吼声，只有主席台上极少几个人嘴唇半动不动的，发出一点微弱的歌音，甚至连宣布唱国歌的主持人都没有张嘴唱，所以我刚要沸腾的热血自然也没沸腾起来。开头还有几个主要领导张嘴轻唱，但后来基本变成大家听奏国歌了。此种现象我看到过许多次，最近在一次非常隆重的大会上又亲临了此种情境，就忍不住了，发出这篇感慨。我最想感慨的是，既然大声宣布的是唱，就唱啊。宣布了，又不唱，而且不唱就不唱，像没宣布唱似的，主持者连个明朗态度都没有，这是要通过电视等媒体传播给老百姓的，不良影响会相当大，这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风气了。什么风气？言行不一的风气！光说不做也可以的风气！那都是面对摄像机镜头和照相机镜头向全中国和世界播放，让所有人看的。广大人民群众看了会想，极庄严宣布的一件光动嘴的事都落实不了，都落实不落实都行，其他事能不让人犯合计吗。
以前我以为唱国歌和奏国歌这事儿，只是会议主持人口误，后来査实，是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定的，明确要唱。可直到现在，我只见中央或其他特别隆重的会议，中央几位主要领导张嘴唱了，其他人和其他会还是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如果只把这现象当无足轻重的细节对待，推而广之，不良后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