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力量还十分强大，严重威胁到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因此，当初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当时，党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努力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不久，毛泽东在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上述思想。
到1952年底，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特别是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最终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党通过三大改造最后解决了这一矛盾，我国也由此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到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不复存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当然，我党在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上也有反复与不一致的地方，在一些人的心底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始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4.中共对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早期设想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共产党人自建党之日起就早已明确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要经历特殊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深刻地阐述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而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在阐述两步走战略思想的同时，又十分强调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紧密衔接，决不容许也不可能在两步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阶段。
在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中共又不急于实现两个革命的转变，认为“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应轻易谈转变。早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刘少奇就坚持了这一思想，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革命转变的条件。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俄国民粹派“‘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他认为“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232、275页。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在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等问题后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1255页。
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1页。
1949年4—5月刘少奇到天津作调查研究。他针对资本家中普遍存在的延迟开工复业的观望情绪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他认为：“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刘少奇的天津讲话给资本家吃了定心丸，对天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1949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又指出：“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9页。
在新政协的筹备过程中，一些代表提议把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写进《共同纲领》，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均表示不必明确写上。刘少奇说：“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如在共同纲领上写上这一目标，很容易混淆我们在今天所要采取的实际步骤。无疑问，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
周恩来认为：“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8页。
最后，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以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明确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目标是：“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党继续反对急于过渡的思想。1950年4月，毛泽东针对提早消灭资本主义的主张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并使之发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主张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主张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不要四面出击，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前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1951年3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张。接着在1951年5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又明确指出：“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10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10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10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至于什么时候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共领导人也有一些具体的表述。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刘少奇否定了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毛泽东对此进一步补充说：“到底何时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560—561页。任弼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仍需要有二、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1949年9月在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回答党外人士关于过渡时间问题时，表示“大概二三十年吧！”建国后，毛泽东又提出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要有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1951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讨论通过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在1952年10月也指出：“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
因此，建国初期我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有一个“先建设，后改造”的基本思路，要求把新民主主义建设同社会主义改造分开进行，在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完全成熟后，再从容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然而，这一思路很快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改造被迅速提上了日程，“先建设，后改造”的思想最终被“边建设，边改造”所取代。
这一思路的改变——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迅速向社会主义转变，显然是重大战略思想的改变。为什么会发生这一重大转变呢？
（二）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放弃在建国前几年和建国初期，通过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宣传，这一思想已被不少人认识与接受。人们被告知，建国后就是要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新社会。而且，当时在党和国家的实践中，也确实是按照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建设国家的。然而，到了1953年，人们突然又被告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要进行“三大改造”。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几十年来，这始终是人们萦怀于心的一个问题。
这一战略思想的巨大转变，实际上有外因和内因两方面。就其外因来说，是受斯大林的压力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就其内因来说，是由于我们革命者常有的革命急性病。对于这种急性病的深刻根源，是应该认真分析并加反思的；而对于1948—1950年间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共和毛泽东当时所遭受的来自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强大压力，至今所知者甚至还为数寥寥。
这种强大压力是同在斯大林指使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和铁托的批判、攻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