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主义的流行，成为五四时期民粹主义的重要标志，它对五四后的中国思想界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在平民主义理念的驱使下，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开始进行建立平民主义社会的尝试和实验，掀起了影响深远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自20年代末以来，在河北定县（以晏阳初为代表）、山东邹平（以梁漱溟为代表）、南京晓庄（以陶行知为代表）、江苏昆山徐公桥（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代表）、北平清河（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等地，出现了一批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区。
（一）“到农村去、到民间去”的呼声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伴随着劳动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流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俄国民粹派发起的“到农村去”运动，给予高度关注而加以效仿，力图从俄国民粹主义运动那里汲取精神力量，用以改造中国社会。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努力探寻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并试图以此启发中国青年。1919年2月，李大钊在《晨报》上发表《青年与农村》一文，把十月革命的胜利视为早期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结果。他指出：“他们有许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了，不惮跋涉艰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有时乘他们休息的时间和他们谈话，有时和他们在一处工作，一滴血一滴汗的作他们同情的伴侣。有时在农村里聚集老幼妇孺，和他们灯前话语，说出他们的苦痛，增进他们的知识。一经政府侦知他们，或者逃走天涯，或者陷入罗网。在那阴霾障天的俄罗斯，居然有他们青年志士活动的新天地，那是什么？就是俄罗斯的农村。”他还认为：“我们中国今日的情况，虽然与当年的俄罗斯大不相同，可是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文集》（上），第648页。
从李大钊的这些阐述可以看出，他是把俄国早期民粹派的活动同布尔什维主义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联系了起来，认为，十月革命这种新机的“酝酿”，是革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宣传活动造成的，是民粹派到民间发动民众的必然结果，所以，中国也要效仿俄国民粹派，到广大的农村去发动和组织农民。他赞美农村与农民，呼吁知识青年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他论证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他还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倡导厌恶城市、喜爱乡村的情感，并充满激情地说：“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啊！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快收拾行装，清还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智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这样的结论，显然包含着用农民的精神、乡村的伦理价值来塑造知识青年新品格的思想；这就成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的重要来源。李大钊向城市知识青年呼吁：“青年啊！走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307—308页。在这里，不妨与俄国民粹派人物呼吁俄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情况加以对比，二者把农村田园生活理想化的语言是有某种相似之处的。
这段著名的文字，突出地歌颂农民、赞美农村、推崇知识分子从事农业体力劳动、号召到农村去，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下层农民的道德与农村生活的憧憬，显然是用传统社会形态中道德的价值理性，来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从而希望避开或跳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思想倾向，显然是受到19世纪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影响的结果，是用民粹派的行为方式指导中国知识青年的方向，是中国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在他看来，“到民间去”的意义，就在于“做现代文明的引线”，以启蒙的立场和姿态去开发民间，使平民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摈弃愚暗，自己为自己的生活打算，也就是要促使农民自觉，使他们明白生活的意义。这种启蒙任务在当时非常急迫，因为中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生活命运，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命运。正因如此，美国学者迈斯纳断定：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对俄国早期民粹主义精神最准确的表达，堪称其民粹主义思想的代表作，李大钊也因此被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最具有民粹主义思想色彩的人。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87—97页。
李大钊的民粹主义倾向在随后仍然有所体现。1919年9月，他在《少年中国》上发表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再次呼吁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拥抱工农群众，不应漂泊在都市中，“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而应投身到山林、村落里去，与那些辛苦的劳农为伴：“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在那绿野烟雨中，一锄一犁的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候，田间篱下的场所，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的时候就在田间工作的陶斯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李大钊选集》，第238页。他认为，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回到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了改进的希望。
除了主张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外，人们还提出了“到工厂去”、“到民间去”的口号。1920年3月21日，戴季陶在《星期评论》上发表《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一文，指出：“有改造社会的热诚和决心而又肯耐苦冒险的青年，舍去一切独善的观念，倘若既不能达工读互助的目的，便拿定普遍救济的目的，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戴季陶：《我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一考察》，《星期评论》1920年3月21日。工读互助团的参加者施存统接受了戴季陶的见解，提出了“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去”的主张。邓中夏领导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曾到长辛店车辆修理厂和南口的铁路工人中去。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工矿企业，举办工人夜校，进行讲演，发行以工人为读者的《劳动者》、《劳动音》、《劳动界》、《劳动与妇女》等刊物，在工人群众中普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0年初，《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发刊词说：“我们相信俄国学生界自普通的一句话，并且拿他来做我们的模范。他说：‘要是你想扫除专制政治的羁绊，你要找平民为伍，教育他们，使他们信你。’”该刊呼吁北大学生，效仿俄罗斯学生到民间去。1920年4至6月，《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刊发了8位青年以“去与劳工为伍”和“往乡间去”为题的讨论，其中有个署名“彬彬”的作者，其《往田间去》一文尤其值得注意。作者提出，应该效法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其理由有八点：“一、农民占全国民的大多数，如果教育的好，可以有转移社会的力量；二、农夫大半是没有智识的，因为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三、他们的生活，很为简单；四，他们的心地很洁白，因为他们没有外界的诱惑；五、他们没有组织的能力，因为他们不晓得什么是自治，这是受了几千年专制的缘故；六、他们没有活动的精神，因为他们只晓得种田，不晓得别的事；七、他们很有一点合群和互助的精神，不过他们的互助和合群是狭义的，而非广义的，因为没有经过良好训练的缘故；八、他们有很好的环境，简单、朴实、节俭。”这些认识在当时是很可贵的，也表现出俄国民粹派运动对五四时期中国知识青年影响之深。
“到民间去”，是19世纪70年代俄国民粹派提出的口号和发起的运动，但五四时期我国并没有出现过像俄国民粹派那样的“到民间去”运动。李大钊等人反复倡导青年“到农村里去”，如此热忱关注劳工问题，显然与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相关。李大钊等人倡导和发动“到民间去”运动，其实际效果在当时并不十分显著，但作为知识分子一项激进的社会改造运动，对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青年产生了积极影响，促使了他们在后来走向民间，走向平民大众。正是在平民主义流行、劳动主义兴起和“到民间去”潮流的影响下，五四以后很多知识青年走上了与广大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北京大学成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生组织的平民教育社，恽代英、毛泽东等人的“新村”运动，乃至五四以后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都可以说是城市知识分子在“到民间去”的理念影响下所进行的具体实践。
（二）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
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和卢作孚等人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是五四以后“到民间去”的主要实践者。他们之所以将目光投向“民间”，与他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与忧虑密切相关：“现在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固然应该痛恨一般军阀、官僚、政客的误国殃民，但是我们也得自怨自艾。……我们不管政治，是因为多数的民众没有政治的知识，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自身有什么关系。”詹一之编：《晏阳初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他们面对民愚民贫的社会现状，提出了到无知无识的平民中去，从事强根固本工作的主张。晏阳初1920年就表示，“有生之年献身为最贫苦的文盲同胞服务，不为文人学士效力”。陶行知也说：“我本来是个中国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的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象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朱泽甫：《陶行知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他们对“民间”的认识，可以概括为“起于平民而终于乡间”。所谓“平民”，晏阳初的界定是：“从狭义讲，就是这一般失学的青年和成人；从广义讲，就是一般粗通文字，没有常识的男女、也应包括在内。”詹一之编：《晏阳初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包括了城市平民和广大乡村农民，是指处于社会底层的贫困民众。他们对“到民间去”的实践，经历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宽泛渐至具体，并最终落实到“农村”的过程。
知识分子到底应以怎样的方式“到民间去”？晏阳初、陶行知等人认识到，必须从平民教育入手，来谋求社会的全面改造和乡村建设，进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1918年6月，晏阳初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召，踏上了奔赴欧洲战场、帮助旅法华工的征程。当时赴欧的20万华工，多为文盲，在异乡生活和工作极为困难。晏阳初对华工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体切到了劳工的痛苦，也认识了劳工的力量，积极开办识字班，对他们进行扫盲教育。他说：“每一个有志的中国知识青年都应该献身于3万万以上无知无识的民众，去从事苦力教育平民教育的工作，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然后中国才能有办法，中国人才能不受外国人的欺侮与鄙视。”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晏阳初文集》，第198页。从此之后，通过平民教育的方式，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成为晏阳初改革中国社会的基本理念。在对华工进行识字教育的过程中，他真切地认识到了劳苦大众的力量，“全中国人80％以上都是苦力，仅有少数人不是苦力，但这少数人仍是靠苦力来穿衣吃饭的！我觉悟到政治经济的基础是人民，如果这大多数苦力的苦不解除，苦力的力不开发，政治不会上轨道，经济不可能发展，国家是没有办法的。”晏阳初：《平民教育运动的回顾与前瞻》，《晏阳初文集》，第199页。因此，晏阳初在1920年7月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接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之聘，负责该会“平民教育部”的事务，开展起大规模的扫盲工作。
晏阳初提倡“平民主义”，以平民为本位，深受中国传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的影响。晏阳初晚年书写的《九大信条》中，第一条便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他的平民主义思想和深入民间的举动，与“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有着直接的关联。他在晚年的自述中说：“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不论在中国，或是在海外，都是民本思想的实践，而以天下一家为最高宗旨。”在他看来，中国问题千头万绪，“非从根本上求一个解决方法，只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究是治丝益棼，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所谓根本的解决法，在将欲从各种问题的事上去求的时节，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我中华四万万民众共有的各种问题，欲根本上求解决的方法，还非从四万万民众身上去求不可”。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广大民众的最大需求，就是缺乏起码的教育。他发现，对平民进行教育有三大困难：一是“穷难”，因为他们穷，一天到晚忙于生计，无暇接受教育；二是“忙难”，他们终日忙碌，没有多余时间上学；三是“文难”，中国的文字太难学习。要解决这三种困难，必须使平民教育成为经济的（以最少的金钱，收最大的效果）、简单的（以最短的时间，获得充分的知识）、基础的（授予最合实用的知能，像看报写字等）苦力教育，才能易于执行。故晏阳初回国后主持的平民教育，着力于最初级的识字教育运动，对当时各地零散的贫民学校、工读学校予以精密的调查，详细考察其实施情形，并投入到城市平民识字教育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