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俄国革命发展前景和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最为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这同巴黎公社以后西欧各国革命趋于低潮，而唯独俄国民粹主义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成了当时世界“这边风景独好”的一道革命风景线有关。马克思为了研究俄国问题，在50开外的岁数上又重新学习俄语，可见他对俄国革命问题重视到了何等程度。而俄国革命者为了探索祖国的革命道路，或向马克思、恩格斯请教有关俄国前景和农村公社命运问题，或同他们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论，或对他们的相关论断有所歪曲和误解，这促使革命导师异常关注并加强对俄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其中，使马克思殚精竭虑、字斟句酌，曾四易其稿，精益求精撰写的一封信函，是他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在这封复信中，马克思极为谨慎地回答了关系俄国革命前景的农村公社命运问题。
应该说，俄国革命发展前景和俄国农村公社命运问题，也是长期困惑马克思，使他感到异常棘手，不好一下子明确回答的极为困难的问题之一。考察马克思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从他三次涉及这个问题并对这个问题的三次解答中，可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也可以说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有关这一问题的解答大体上了三个阶梯。
第一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梯，是马克思在1877年11月左右就俄国《祖国纪事》杂志于这年10月刊登俄国民粹主义改革派左翼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对这样一个问题，即俄国应当走什么道路——是应当“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对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当时还不愿做实质性的回答；但正像马克思所说，因为他“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因此，根据他当时研究俄国经济发展资料所作的判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9页。
在这里，马克思没有明确涉及农村公社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暗示了这个问题，将农村公社的存在看作“历史所能提供给”俄罗斯民族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如果俄国继续沿着1861年改革所开始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公社就必然遭到破坏，其遭受资本主义灾难的前景将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如果爆发俄国革命而打断1861年所开始的道路，俄国将能利用农村公社所提供的“最好的机会”。
这就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对俄国前途问题所能够做出的全部回答。
第二个阶段，即第二个阶梯，是马克思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回信。这位俄国女革命家，代表较迟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向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因为当时在俄国革命者中间，包括自称马克思学生者——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公社“注定要灭亡”，历史的必然性应使世界各国，包括俄国在内，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草拟了四个稿子，最后一稿才作为定稿，正式给维查苏利奇做了回答。
他的核心结论是：“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69页。
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前三个草稿，每一稿都相当详尽，第一稿长达12页之多，第二、三稿也长达5至6页，特别用较多的篇幅谈到了俄国的历史条件和世界史上从原始公社到“农业公社”各种形态的公社的发展演变，而唯独作为定稿的第四稿，仅短短不到两页，而核心结论仅有上述两行文字。马克思为什么把定稿信压缩得如此简短，这样吝啬文字呢？笔者以为，这里有相当深刻的含义，至少表明马克思极端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世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对俄国革命前途和农村公社命运作出这一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断，他只愿把最有把握、最可肯定的、最确切的答案告诉世人；而其他尚在思考中的、还称不上最有把握、最可肯定，在他看来还不是最确定不移的、最准确的答案，他是不愿意昭告世人的。所以，这封定稿信才这样惊人的简短。
当然，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前三个草稿，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是必要的；但在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中，一些学者把马克思不愿拿出来的这些书信草稿及其论断，作为确定不移的指导性原则和重大结论来看待，这样做似乎是违背马克思本意的，因而是有失恰当的。马克思为什么把这三个草稿作为不定稿，不愿昭示世人？就是表示他不愿把其中的一些论断当作指导原则和结论拿出来。因此，我们只能把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定稿信及其结论作为研究的唯一根据，唯一的指导原则，而其他论断，其他资料，只能是参考而已，并不足以作为铁定的指导性原则。鉴于此，我们在此只着重分析定稿信中的结论，而姑且不涉草稿中的论断。
马克思在定稿信中是肯定俄国农村公社的，认为它“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但要使它能发挥这一“支点”的作用，是要有严格前提的：一、“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二、必须“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马克思在这里所下的论断，同1877年写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结论相比，无疑又发展了一步：首先是，明确肯定了俄国农村公社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其次是，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发挥“支点”作用的前提，那必须阻断沙俄政府反动政策和资本主义带给公社的“破坏性影响”——而这就意味着俄国革命的迅速成功；非但如此，还要保证公社“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这表示，革命成功后，新政权还要对公社采取能使其“自由发展”的正确的政策措施。
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是十分严格的。看看俄国历史的实际发展是怎样的，就能知道马克思的预言究竟实现到什么程度：第一，从马克思写信的当时，即19世纪80年代初算起，俄国革命实际上并没有很快成功；只是过了30多年以后，俄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而在这个过程期间，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特别是斯托雷平以破坏村社，发展资本主义独立农庄为目的的改革，以及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发展，向俄国公社袭来了诸多“破坏性影响”，到十月革命前夕，农村公社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至于十月革命后俄国农村公社是否获得了它“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看看农村公社当时的情况和苏维埃政权对它采取的政策就可以明白。
十月革命前，农村公社虽然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据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大部分公社（至少有2/3）还是保留了下来。俄罗斯国内外学术界揭示了这一史实：俄国的农村革命，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恢复了农民的古风旧习，并复兴了公社Н. 维尔特：《苏联国家史（1900—1991）》（Н.Верт，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Втор。испраВ.изД.，ПереВ. с франц。），莫斯科1995年俄文版，第178页……这似乎有悖革命发展的逻辑，但大量的史实表明，的确如此。由于农村公社具有友爱合作和素来的民主性质，耕畜土地合伙组织又是简单的生产合作、土地平分和自治互助的集体，因此，它很能适应苏维埃社会的现实。加上，农村向自然经济的回归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农业经济的恢复、农民生活普遍富裕，这些情况都加速了公社的复兴；所以，20年代又成了农村公社繁荣的时期。在1920年代下半期，农村公社还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召开各农户家长参加的村会；可取得特别授权收集资金、税款，充任农村代表；它拥有使用土地的劳动者联合组织的合法地位，因此，可以通过优惠条件租赁国家的土地资源，获得复兴农业贷款；公社靠它的服务和经济活动可以获得一定的财务来源，所以它还有一定的财力基础。这使农村公社往往承担着地方苏维埃主席和书记的薪水支付。村里对待这些苏维埃干部，也像对待为村社服务、履行有益职能的同一村社的成员一样；对他们的这些社会开支，看作像雇佣牧人、农艺师，包租消防车一样。村里公社所关心的是，在村苏维埃工作的人要忠实可靠，他们的薪水作为开支不能遭到滥用。
由于村社的这种经济实力，国家的政治领导生怕在村社的影响下，村苏维埃会变成村社的政治附属品。20—30年代，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В.莫洛托夫就曾因此断言，苏维埃在农村的口号，特别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没有得到实施，并且村会变成了富农的庇护所。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А.叶努基泽也说，农村建立的是村社独裁。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А.基谢廖夫，甚至把当时农村存在村社和村苏维埃，说成是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А.Ф.基谢廖夫、Э。М.夏金主编：《20世纪祖国现代史》（两卷集高校教科书）（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ХХ век：УчеБ.для стуД. высШ.учеБ.заведений：В 2 Т. / Под реД. А.Ф. Киселева， Э。М. ЩагинА.），第1卷，莫斯科1999年俄文版，第408页。村社由于财政独立，据说妨碍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村社组织内不存在有组织的贫农团体；而被剥夺的人却可以参加选举，还有通过决定的表决权，但铁匠、放牧人和失去土地的人却没有这些权利。，也由于村社拖延给集体农庄分拨份地，在草场问题上同国营农场发生没完没了的争执，等等，使一些当权者很感恼火。由于土地不断开垦耕种，在20年代下半期，剩余的空闲土地已经穷尽，这使农民村社开始自行侵占糖厂节余下来的可耕地，也谋图占有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地皮。村社当时还保存有自己一片完整的社会经济空间，在这空间内，还继续存在着有一定贫富差别的两种人，这实际上成了农民村社赖以存在和自我发展的条件。
这样，村社的存在，在价值观念和制度层面上就同布尔什维克政权发生了尖锐冲突。起初，苏维埃政府曾打算通过召集选举农户代表的方式，改变村社会议的面貌，但遭到了村民的拒绝。后来，政府又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村社的活动，比如，规定让村社服从村苏维埃，让它实施农业生产计划，制定整个村社的播种计划，恢复短期的连环保制度，勒令召开生产会议；还企图通过村社社员的人力财力，组织集体耕种，采取步骤，把村社纳入按协作社章程共同耕作土地的轨道；政府还没收归农民管理的属于地方所有的森林，剥夺富农在村会里的选举权和在村社当选的职务；等等。在采取这些限制措施的同时，有时也试图对它加以利用，比如20年代后期，政府曾试图利用村社完成粮食采购任务，也曾计划把村社改造为布尔什维克政权可以利用的机构。但这些做法，都遭到了村社方面的抵制和拒绝。
双方在实施上述措施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归根到底虽然说是传统观念、传统社会与现代化价值观的矛盾，但在所有这些具体问题上并不是非黑即白，非驴即马，可以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判明的。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怎样将现代化与传统相适应，把二者的价值观有机统一、有机整合起来的问题，并不是在二者之间简单地存在着你存我亡、我亡你存的问题。如果采取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同时实行迂回曲折、讲究策略的方针，即按照马克思关于公社的思想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神恰当处理，而非急攻近取，未必不可以让二者相适应，加以有机整合，而以较小损失和代价解决问题的。问题在于，当时的“执政精英是否具有将新的、合理的价值观和旧的、通常是宗法制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综合起来的能力”，而这一点，在当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史中反映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пэповская），《祖国历史》杂志2007年第4期，第153页。恰恰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团队无论从人员结构上说，还是从各层级理论素养和文化水平上说，都暴露出了问题。
由于缺乏整合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难以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利用原有公社走向社会主义，这样政府就放弃了马克思的公社思想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路线。苏联党和国家最终选择了急攻近取，“全线进攻”的办法，从1930年7月30日起，由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宣布，彻底取消了农村公社，将它的职能和权力转交给了村苏维埃和集体农庄。
从上面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发挥“俄国社会新生支点”作用的两个前提都是不完全具备的：对来自革命前，从外部向农村公社“袭来的破坏性影响”，并未及时肃清，结果使公社遭到了严重破坏；对于革命后保证农村公社“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苏维埃政权因为政策不当，也提供得不力，甚至与马克思所说的相反，用极端的阶级政策限制公社的“自由发展”，这样，俄国农村公社就在苏维埃政权下被活生生扼杀了。——当然，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但我们在此将马克思的论断与日后革命的实践发展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伟大革命导师的论断何等严谨、缜密，而只有符合他所提出的前提条件，农村公社才会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否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前途和公社命运思想的第三发展阶段，即第三个阶梯，是1882年1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普列汉诺夫通过拉甫洛夫转告的请求，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所写的“序言”。在这个“序言”中，这两位革命导师实际上在继续解答查苏利奇提出的问题，他们说：“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显而易见，这个回答是对前述对查苏利奇复信的补充和发展。如果说第二阶段的回答是着眼于俄国国内因素的话，那么，目前这个回答，则是侧重于对俄国国外因素的阐释，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国内政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