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不是偶然的，而是规律性的现象。他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分配之间的矛盾，来论证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说明经济危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他说：“销售和消费不同，不能以均调步伐前进，它经常处于忽冷忽热的发作状态，在极度的活跃以后，继之以全部的瘫痪。最糟糕的是：不能事先预见这种转变会在什么时候来，将延续多少时间，其强度如何。因此资本家的生产遭到不断的停滞，而一切不基于消费而基于销售的经济秩序遭遇到不可避免的工业和商业危机，每一个危机都使千百万劳动日白白浪费掉。”车尔尼雪夫斯基：《经济著作选》（三卷集），第2卷，第367—368页；转引自徐毓坍编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思想》，第48页。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他像马克思一样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来观察经济危机。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在西方，所有权转入私人之手造成不利的方面，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农业和工业当中。那里出现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发生了“无产阶级化”，资本集中于企业家之手，最终导致经济活动的一切部门都被置于个别企业家的无止境的竞争之中。他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竞争和“贫困化”现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写道：“一方面，在英国和法国出现了几千个富人；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几百万贫民。按照无限竞争的命中注定的规律，前一种人的财富必然会日益增长，财富日益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之手，而贫民的状况则必然越来越困苦。”《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82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著，汝信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87页注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平等的虚伪以及选举制度的不公平。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一种强迫劳动。他说：“强迫劳动总是强迫劳动，不论强迫的起因如何：由于战时俘获呢，由于市场上人的买卖呢，或者由于和别人订立了非替他劳动不可的契约呢。”车尔尼雪夫斯基：《经济著作选》（三卷集），第3卷第2分册，第285页；转引自徐毓坍编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思想》，第46页。总之一句话：“一个无论以什么方式奴役于他人的人，总带有奴隶的经济性质。”车尔尼雪夫斯基：《经济著作选》（三卷集），第3卷第2分册，第285页；转引自徐毓坍编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思想》，第216页。这就是说，奴隶的劳动和雇佣的劳动，在强迫劳动这一点上一样，区别仅在于，出卖劳动时间的长短和购买者对于出售者支配权力的大小。这里，把资本主义的劳动剥削等同于奴隶制度的劳动剥削，其揭露的深刻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否定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之间质的区别，则是一个历史的错误。对这种区别的估计不足，从一个侧面透露了这个革命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非历史主义态度。
但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像赫尔岑那样，因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产生对西方悲观失望的情绪，认为西方民族的生机已经耗尽。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看来，在英、法、德和意大利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中，“不仅人民大众的力量还没有因长期历史生活而耗尽，就是中等阶层的力量也还没有因长期历史生活而耗尽”，他们才“刚刚走上历史舞台”。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所指的似乎只是中下层人民大众的状况，并不是指资本主义本身。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当时的状况和其历史进步作用，他大体同赫尔岑一样，是没有予以充分估计的。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的反资本主义，并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在充分估计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的前提下所进行的批判；而是在俄国的条件下，站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发展所抱的一种恐惧和反感，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能给劳动人民带来“幸福繁荣的生活”，而只能造成贫困和破产。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虽曾受到马克思的赞赏，但实际上他批判资本主义的出发点与马克思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是站在无产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从而批判资本主义的；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是从农民小生产者惧怕资本主义的思想立场出发而批判资本主义的。在这里，虽然两者同样是批判资本主义，但完全是从两种不同思想体系出发的。对这两种不同的批判是不能从理论上加以混淆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使他看不到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前途，因而他对俄国未来所寄予的希望，就只能是跳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
（三）未来的理想社会是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发挥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中，预测了未来的社会前景——社会主义。他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推想和预测，虽然不可避免地仍有相当空想的性质，但同过去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的纯粹猜测不同，其中理性的成分，某种科学的色彩稍多了一些。所以，马克思欣赏他的经济理论是不无道理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称作“劳动人民的理论”，用以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资本家理论”相区分。他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肯定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即：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任何价值都是劳动的产物。因此，由这里推导出最有利于劳动人民的分配原则：劳动产品应当归其生产者所有。
从这一建立在牢靠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常识性结论出发，他认为，要寻找未来合理的社会制度结构，其“任务”，“仅仅在于发现可借以实现这种常识要求的经济组织的方式”。《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42页。
那么，“实现这种常识要求的经济组织方式”，到底应该是种什么形式呢？就是要“达到”这一“基本思想”：“生产的最有利情况在于劳动产物属于劳动人民；价值分配的最有利情况在于社会每一成员的份额尽可能地接近平均数，即由价值量与社会成员数的比例而得出的平均数。”同上，第348页。
同时，还要思考这一问题：要探寻发展生产性劳动和缩小非生产性劳动的手段，因为对劳动者来说，他本人的消费需要应成为生产的尺度。
由此，“劳动人民理论”所发现的最有利的“生产形式”，“就是协社”（товарищество）同上，第351页。，即“工农业合作社”。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劳动与资本》一书中，提议在实行革命变革之前采取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
他说：“协社思想现在还是新问题，为了实现它，需要有某种理论上的准备。所以最初办理这项事业时应当委托给政府认为知识上和品德上都有相当保证的人。
“凡愿意加入协社的人都被邀请参加，每个协社的参加者人数预定为1500到2000名男女；他们是取得社长同意而被接受入社的，……协社将由400到500户构成。他们入社是自愿的，而当他们每人想退出时，也能退社。”《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第358—359页。
在他的设想中，协社将经营农业和工艺或该地区所适宜的工厂，所需设备和材料应由协社出资购买。在相对集中的地方可建造或购置宿舍，安置有家眷的社员。根据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协社“应该有这样一些附属设施：教堂，学校，演戏、音乐会和晚会用的大厅，图书馆。此外，当然应该有医院”。
最初，协社社长由政府任命。“只有在加入协社的成员报名以前，社长的权柄才是不受限制的；只要协社员额一确定，……便选出管理委员会。”从第二年起，社长职位应取消，协社的一切事务交由协社挑选的管理人员管理。
协社收入扣除工资和生产费用后得到的利润，一部分应用于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开支，一部分用于偿还国库贷款及其利息，第三部分留作后备资本。此外剩余的部分是社员的红利。红利按每人的工作日分配。最初，还可把红利入股，开办物价便宜的协社商店。协社还应有公共食堂。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怎么办》中通过薇拉·巴芙洛夫娜开办的缝纫场，实际上具体描绘并体现了这位思想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的理想。
（四）主张保存公社，捍卫公社土地所有制，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民粹主义思想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继赫尔岑之后，深入地、全面地阐发了公社所有制的思想。
他主张保存公社，捍卫公社土地所有制。他是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维护公社和公社所有制的；为此，他同“落后的经济学家”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从1857—1859年，他连续撰写了《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1858）、《经济活动和立法》（1859）、《迷信和逻辑规则》（1859）等文章，捍卫公社和公社所有制。在他看来，公社所有制具有以下优越性：
1）它可以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能把人们从“无产阶级化的疾病”中解救出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3卷，第151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著，汝信译：《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69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公社的土地使用是拯救极大部分农业人口，使其免于与长工和贫困有不解之缘的灾难的唯一办法。”车尔尼雪夫斯基：《经济著作选》（三卷集），第1卷，莫斯科1948年版，第125页；转引自徐毓坍编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经济思想》，第53页。
2）公社能够维护公平正义原则，“保存大部分国民对不动产的占有”；“维持占有人之间对占有的不动产尽可能平均的分配”。《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71页。
3）公社能够“自己保护自己”，并保护农民的利益，公社所有制“最能预防行政机关”对私人生活的“干涉”。同上，第171—172页。
4）公社所有制能够“发扬公民优良品质”，培养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才干，“有利于”发展他们“积极主动性的习惯”。
车尔尼雪夫斯基列举了公社及其所有制的一系列优点，他说：“在公社所有制之下，每一个人经济生活的安排直接和他参与的公社事务有关；公社的决定取决于他的参与。他可以对这些决定发挥他的才干和性格力量所能达到的一切影响；他不能不尽个人的一切精力来参与公共事务，因为这些事务牵涉到他个人的十分重要的利益”。同上，第174页。又说，公社土地所有制“给个人权利以无可争辩性和独立性。它促进个人发挥正直的性格和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需的品质。它被社会本身的力量支持和维护，这些力量产生自个人的主动精神”。《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