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五十五岁那年，他的哥哥路德维希死于心脏病。
法国的一家报纸误以为阿尔弗雷德已去世，就刊登了一则讣告，称他为“死亡商人”，称他一生只在发明新式方法“毁灭和灭绝生灵”。诺贝尔惊呆了，因为他一直自视为理想主义者和艺术家，是爱好和平的人。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青少年初期就盼望人类永远和平，雪莱的和平主义思想，是他的和平之梦的最早思想根源，后来《伊斯兰教起义》的作者——一位更不妥协的和平运动家也深深地影响了他。
一个终生与战争和炸药为伴的人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和平主义者，这在人们看来是矛盾的。诺贝尔不断发明新型炸药，确实是为了把它用于修建铁路，开采矿石，开凿运河和建设电站这样一些和平事业，所以他的产品主要是用于工程。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诺贝尔的发明事业才倾向军事方面，如无烟火药等等。这种倾向吸引他的无疑是炸药本身，完全不是它的实际应用和商业价值，他只是作为一个发明家从纯科学观点出发的。成功发明巴里斯梯对他和他的公司都非常重要，他这才想到从中取得经济利益。
他对为了和平目的而发明的炸药，也会被用做战争的武器这一点，曾经表示过忧虑；但是，他既没有良心上的自责，也不对通过维护和平的努力能够制止这种朝着错误方向的发展抱有任何希望。他对黄色炸药作为矿业和交通运输业杰出的助手这种正当的主张，在内心里深信不疑，但他也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能够不被误解或不被人讲坏话的事情。”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他走得更远一步。特别是在1887年发明了混合无烟炸药之后，他曾多次宣布：如果能将炸药在技术上完善到一种可怕的破坏程度的话，那么，他认为它就会成为遏制战争的东西。他争辩说，只要知道还有这种可怕的炸药存在，就将制止人类使用它们作为战争的武器，从而也就促进了和平。通过早在1876年表达的这一具有远见的思想，他像通常一样，远远站在他的时代前面。
因为童年时长期身体多病，他被迫成为一个习惯于用脑子警觉地观察事物但却并不活泼的孩子。对于生活奥妙与世间罪恶的观点，在他青年时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及在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书信中，经常再现出来。
他成为一个不带偏见的追求者和自由的渴望者。他越来越多地相信，人类的进步与幸福，最好是通过和睦与协调来争取。他有一种勇敢的开拓精神，但却丝毫也没有权力的欲望，更没有任何去征服别人的领土和掠夺他们财产的意愿。同人进行争吵，对他来说是件格格不入的事。他在1888年曾写道：“我避免争吵，就像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对那些给我充分理由与之吵架的人，也是这样。”因此，他憎恶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在通常情况下，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争权斗殴的扩大罢了。
尽管他健康状况不佳，并且有着很多各种急迫的事情要做，他仍然与其他一些为和平运动工作的理想主义者们保持着接触。早在1885年4月，他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倡导者的信中写道：
“我越来越多地变成一个哲学家了。我对于未来的梦想，与迪奥克莱蒂安那块用忘河之水浇灌的卷心菜园有点不同。我听到的炮声越多，看到的流血、合法的掠夺与得到许可的报复越多，我的这种梦想也就变得越栩栩如生起来。”
他在1886年1月给一位英国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对于“在这个爆炸性的世界上能够看到开放得像玫瑰花那样鲜红的和平之花，抱着越来越真诚的希望”。
在给比利时的一位和平之友的信中，诺贝尔写道：
“我已得出一条结论：惟一真正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签订一项约束它们自己的条约，以便联合起来保卫每个遭受攻击的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部分裁军，而部分裁军才是惟一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必须有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持治安。从前的一些政府比起它们的公民来，更加目光短浅、心胸狭窄和喜好争斗。现在的情况则似乎是，各国政府常常做出努力，来使被恶意的报界煽动起来的愚蠢公众的感情冲动平息下来。”
诺贝尔关于争取和平的办法的观点，也许会被看成是奇怪的，但是，人们必须记住由他的职业造成的那种奇妙的中间立场。在这位发明家所从事的炸药和混合无烟炸药的职业背后，始终有着一种真诚的愿望，即能够通过改进炸药方面的技术，使得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事。战争将像过去那样，由战争本身来加以遏制。这就是为什么他在给伯莎·冯苏特纳的信中能够写出他那句著名的、也许是举世皆知的警句：“我的那些工厂，可能在你的和平大会之前，就会让战争消亡。因为，在两支军队彼此能在一秒钟之内相互消灭掉的那一天，一切文明国家肯定会在战争面前退缩回去，并将裁减它们的军队。”
他的这些直率的、几乎是预言性的语言，使得这一观点变得更加有力。据军火大王施奈德的儿子说，诺贝尔于1890年在巴黎的一次讨论会上曾经表明：“仅仅通过努力提高战争武器的精密程度，并不能够为我们保障和平。炸药的有限作用，是这方面的一个巨大障碍。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必须使战争对国内民众的杀伤力也能像对前线军队的杀伤力一样大。让临头的危险环绕在每个人的身边。先生们，你们将会看到一项奇迹：如果武器是细菌的话，那么，一切战争便会很快地停止下来。”
晚年诺贝尔在法国遭到不公平的对待后，便决定离开居住长达十八年之久的法国，迁居意大利。他选中意大利维埃拉地区附近的圣雷莫作为新的工作场所。那时圣雷莫只是个坐落在地中海边上的僻静的小乡村，临近法国边界，遍布亚热带植物。诺贝尔购置了一座两层楼的乡村别墅，别墅里面有一个大花园，周围环绕着桂圆、棕榈树和花坛。他希望这里的气候对他的支气管有益并且能有助于治好他的慢性中风。
诺贝尔在此建立了一个研究实验室。新的实验室比旧的面积大得多，设备更加先进。从德国订购了一批新的仪器、机械设备，加上从塞夫兰实验室运来的珍贵设备，摆满了两大间屋子。
在这里，诺贝尔进行了最后六年高度紧张的工作。他在炸药领域的最后发现，即所谓“改进型无烟炸药”，那种为了适应某些特殊目的而进一步改进的混合无烟炸药就是在这里研究出来的。
诺贝尔作为一个发明家的兴趣决不限于炸药，他具有天才的想像力，这是真正的发明家必不可少的品质。在圣雷莫的时间内，诺贝尔除了做出与炸药有关的新发明外，还做出了其他许多重要发明。这些发明涉及到化工、机械、电气、医疗等领域。仅这一时期在英国所获的专利就多达五十三项，占他在英国申请专利的近百分之四十八，可谓是他发明的高产期。
1863年10月21日，是诺贝尔六十岁生日。
在那个和平时一样忙的工作日里，他打算办理“发射武器”和“消除唱片上的干扰噪音”的发明专利；并且考虑购买瑞典的钢铁公司博福尔斯。在诺贝尔心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思念他的祖国。他认为报效祖国最好的途径就是投资办厂，以推动瑞典工业的发展。
这时，诺贝尔开始考虑自己的归宿。一生四海为家的他，甚至没有一处真正意义上的家。虽然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和法国的巴黎，他拥有三处以上的别墅，但陪伴他的始终只是寂寞与孤独。自从移居圣雷莫之后，诺贝尔更加陷入一种难以解脱的失落和孤独之中。诺贝尔自从九岁随父母离开瑞典移居俄国，此后只是在1863年至1864年回瑞典住过两年。这时虽然他的大哥罗伯特还住在瑞典，但自他的母亲罗琳娜于1889年去世之后，他本人在瑞典也就没有相对稳定的住所了。他在国外工作和生活已快五十年了，但他从心底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瑞典人。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祖国之恋，诺贝尔决定踏上他的归国之路。
诺贝尔并没有像别的富翁那样只是简单地购置一处别墅以安享富裕的晚年。1894年，他斥资一百三十万克朗买下位于瑞典韦姆兰省的博福尔斯——古尔斯邦股份公司的一家钢铁厂及一家弹药厂。为了扶持博福尔斯公司的发展，诺贝尔接着又以购买股票的形式付给该公司二百五十万克朗。
诺贝尔还委托助手索尔曼聘请一大批优秀的瑞典工程师来这个公司工作。博福尔斯公司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成为瑞典一家拥有一万余名职工的大企业，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诺贝尔生前为这家公司所奠定的资金基础和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