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实在有种种困难：第一，船属‘阴性’（在某些国家的语言中，名词有阳性、阴性、中性之分——编者注），如果任意给她变性，她一定会不高兴；第二，你说船很摩登，那么，以我这个老朽不堪的人之名为名，不是很不吉利吗？”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只是诺贝尔做给世人看的一种姿态。但是，这种“姿态”对于处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大发明家和大企业主是根本没有必要的，谦虚是诺贝尔天生的本性。他厌恶在大庭广众之间抛头露面，被公开宣传，或被拍照，或者让报刊杂志登载他的消息。他对各种名誉头衔和颂扬都不屑一顾，同时也因为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工作，他不愿自己的工作因这些事务而被中断。很多人为着各种不同的使命来找他。这些拜访有时使他高兴，但在更多的情况下，那些无益的访问或打搅使他感到厌烦。他举行过很多大型晚宴，招待他从瑞典和俄国来的亲属，招待他的私人朋友，招待来自欧洲各个角落、有着不同国籍的公司头头和商界朋友。包括从伦敦来的亨利·德莫森索尔、阿迪尔工厂的经理乔治·麦克罗伯特和伦德霍尔姆以及从汉堡来的古斯塔夫·奥弗施拉格在内的一些人，曾经品尝到这位单身汉的家庭中所充满着的那种文化与欢乐的气氛，尽管缺少的是一位女主人。其中有人曾说过：这位主人自己“非常节俭，但待客殷勤，对餐桌上的丰肴美酒感到巨大的骄傲”。他的日常生活很简朴，而对客人的招待却很周到。
诺贝尔一生坚持规定的饮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并且不玩牌或赌钱。他什么乐器都不会玩，也从不跳舞。同他的哥哥们一样，他对音乐没有欣赏兴趣。然而，他却是一位最能体谅人的主人，对待男客，他消息灵通、照顾周到；对待女客，则彬彬有礼、殷勤相待，并且总要为光临的每位女宾准备一份礼物或一朵鲜花。
他在斯德哥尔摩老家的亲属和他们的孩子，每逢圣诞节、结婚纪念日和生日，不管当时他在哪里，他们都会收到他寄来的一份漂亮的礼物和一封表达他深切思乡之情的信件，特别是当他妈妈在世时的圣诞节期间，情况更是这样。
在他心情良好、孤独感全然消失的时候，他就会成为谈笑风生的主角。他讲故事的时候，总用那种有趣的哲学推理的方式，使听众神魂颠倒，兴高采烈。
但也有着另外的一个诺贝尔，即被逆境伤害和疾病折磨的诺贝尔。他曾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无用的思考工具，以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沉重思想，孤零零地漂泊于世”。
他经常患心绞痛，呼吸困难，头痛严重，然后就引起反复无常、坐立不安和严厉尖刻等反应。他有时感到无家可归，就消失几天或几周，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当病魔打击过去后，如果他不是跑到阿迪尔、汉堡或者维也纳，就会很快看到他充满了忧郁和厌恶自己与生活的情绪，回到他那座实验室禁地。他没有休息的能力，不用多久，他的那位有耐心的助手费伦巴克，就会听到他那些最奇异的计划，而且不管是白天吃饭或晚上睡觉的时间，都必须刻不容缓地开始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通过紧张的工作，使疼痛和忧虑消失。这些工作包括试验、写信，间或写一些小的文学作品，有时还将草稿写在实验日记簿上。起草一些小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当他处于忧虑而不是生病的时候，就更加司空见惯。
诺贝尔经常给人留下一种明显的印象：他是一个非常寂寞的人。尽管整天忙碌，并且在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完全独立，他仍然终生处于无法治愈的孤寂状态。也许这是由于“腐蚀性溃疡”型的内在忧郁症，也许他的生活斗争，正是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美满的家庭。
这位苦恼的发明家对自己那种遗传性的火爆脾气是清楚知道的，因此，当与外界发生摩擦时，他总要设法尽力控制它，特别是每当发火之后，他的健康总要受到损害。他曾宣称，当他愤怒的时候，“诺贝尔式的血液就会沸腾，我自己的炸药多得很，而令我非常生气的时候，就会冒出火花来，然而，这不过是只能维持半个钟头的事”。从他的信件中判断，如果他作为一名发明家的荣誉和名声受到攻击的干扰时，他就会变得很凶猛。
诺贝尔经常被那些这样或那样的乞求信件所折磨。它们通常是以讨好和可怜的语气来表述这些要求，但有时是以令人难以相信的厚颜无耻来写的。他当然要大量回拒这些要求，但是，像他那样肯帮助别人的人，大概为数不多。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当他们的计划使他产生兴趣时，他就会诚心诚意地慷慨解囊。毫无疑问，他对自己年轻时代为取得勉强的必需品而进行的艰苦斗争，记忆犹新。他曾写道：
“记忆里没有海绵而只有石板。”“我不问他们的父亲生在哪里，也不管他们崇拜哪个小人国的神，因为正当的施舍，是不分国界和无需表白信仰的。”
在一位奋斗中的青年或一家科学企业真正有需要的情况下，他很少说个“不”字；但对于为立雕像、设纪念晚宴等活动而提出的资助要求，他则从不为之动心。
这位孤独的人在做过好事之后，并非没有忘恩负义的事情使他感到幻灭。他给一位朋友写道：
“你提到我的‘很多朋友’。他们在哪里呢？是在蒸发干燥的幻想的泥底子上，还是在哗啦做响的水银柱旁边？请相信我，你只能在用别的动物肉来豢养的一群狗中间，或者用你自己的肉来喂肥的一些虫子里面，才能找到‘很多’朋友。愉快的肚皮和感恩的心灵是双胞胎，阿门。”
诺贝尔在给一位被他认为对人吝啬的犹太朋友的信中，曾经写道：
“不晓得你能否仅仅学会懂得，确实有人能够不带私利，或说不出动机去帮助别人。在犹太人中间，恐怕只有一个人，即基督，曾经发现过这种思想。正因为少得可怜，所以他才被授予神的证书。”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单一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分裂的性格，使得他的信件出现很多不同的音调。显然，技术和商务性的信件有它们特别的语调，即就事论事和特别有礼貌；而给亲属、密友和妇女们的私信，也有它们的口气。在这类私人信件中，他可能更多地注意推敲和令人吃惊地坦白，以生动的言词口吻来摆脱他那种孤独感。在他所有的书信里，有着一两个共同点：热爱人类，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而不分贫富区别相待。他还对人类各种事业的现状，不倦地进行批评，并且常常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他有一种深究细问和改革的倾向，而且经常带有一种反常的和反抗的性质。他雄心勃勃地想使一切事情都尽可能地完美无缺，这在他的科学工作中是很好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对他自己还是别人所提出的要求，都未免过于理想化了。
在很多给他写信的人当中，诺贝尔看来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理想家，他们有着自己杰出的计划，往往在斗争之后开始付诸行动。我们从复信中发现，他与他们讨论着一些最不平常的事务，这种讨论通常是有价值的，但有时也是徒劳无益的。他对于某些人提出的在研究或金钱方面给予帮助以便继续进行他们的计划的问题，始终感兴趣地予以解决。诺贝尔对于任何世事人情，几乎从不无动于衷。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既能忍耐，也能宽容，每当对一件事情彻底想过之后，他就立即打定主意。然而，他当然是一位爱走极端的人，对于所有受他尊敬的人，他以周到和尊重的态度说话；但是，当遇到某些使他很不高兴的事情时，他又会以难听和低沉的语调来粗暴地予以谴责。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在他的书信里，完全没有假装多情的感伤言辞，但却经常出现对人对事的某些相当尖酸刻薄的评论。
诺贝尔珍视一切技术事务和它所涉及的问题，但是讨厌董事会议、股东会议和经济会议。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首先进行调查，然后通过信件给予指示。这些信件十分中肯，但显然有很多是料想不到的，或者在通知很晚的情况下发来的。从他自身方面来说，诺贝尔终生轻蔑荣誉的头衔、高贵的奖章和其他正式的称号。这位伟人在这些方面接受得很少，只是出于内心的善良才接受了几个，这是他在无法不伤感情而予以回拒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的，因为有些怀着好意和崇拜心情的授奖人，并不了解他的这个癖性。在他的书信里，可以发现很多事例说明他对“所有这些奖章和勋章，不管它们是挂在胸前、腹部或者背后”，都一律表示挖苦。他要把“所有这些表示寄存到动肝火的地方”，并且恳求“予以保存，免受齿轮和电镀之苦”。
诺贝尔对于那些借钱或者需要钱的人，大多表示慷慨与理解；但是作为一个习惯于数字的商人，他对那些懒惰的人则表示恼火。这位富翁可能训斥他们说：“我曾有过形势不利的时候，甚至在金钱方面也是这样。但无论如何困难，我从来没有一天出现超支的情况。这使我有理由来要求别人也能像我自己一样始终遵守这条规矩。”在斯德哥尔摩，有一个处境很好但却显然经常利用诺贝尔的恩惠而拖延还账的贷款者，接到了下面一封寄自巴黎的信：
“由于你再次忘记了我的那项小要求，而这项小要求在我看来已经延搁得够久的了，因此，我只好冒昧地通过大使馆或者瑞典慈善会将它收回，以便交给没钱的同胞使用。”
果然，从账本上看出的这项“小要求”为一万克朗，后来真的被用于照顾在巴黎的瑞典艺术家们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