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看上去一年比一年更具威严，更为深刻。脸上偶尔呈现忧郁的阴影，也许是因为年轻时过于辛劳，患了消化不良所致。
1889年，他接到瑞典教会牧师寄来的一封信。在信里详细叙述一个教友陷入窘境的情形。他立刻写了封复函：
以往，为了像这样的问题，我常常受到欺骗，他们怀着某种目的，毫不知耻地撒谎。可是，听到正直而认真工作的人濒临绝境时，我绝对寄予同情。你说解决这个人的问题，有六百法郎就够用了，但是，要做不充分的援助不如不做，所以，我决定汇上一千法郎。为报答你依然不变的厚意，我顺便在这里说明平生所抱的宗教观——我严守圣经里的‘将己所欲，施于邻人’的金玉良言。我未曾憎恨或讨厌过自己的邻人。为了这一点，我很骄傲。
然而，关于灵魂的问题，我的想法似乎和别人有些不同。这不只是靠理性就可以解决的，等于要把圆形改为方形一样，是很难做到的。”
诺贝尔认为，没实践的宗教不是真正的宗教。他的宗教是人类的爱。
诺贝尔的外表看起来严肃冷酷，使人难以接近，其实，他的心里充满着慈爱。遇到困窘的人、烦恼的人、穷苦的人，他绝不忍坐视不救。
“如果把困难告诉诺贝尔先生，他什么都肯替你设法去做。”这样的话一传出去，他的桌子上天天堆满求助的信。
后来，信堆积得太多了，诺贝尔也叫苦连天了。
“每天起码有二十封求助的信寄到我这里来，总金额平均是两万法郎，预计一年要七百万法郎。这么一来，不论是古尔多，或潘达比尔多，或洛斯柴尔德也都会破产的。”
“可是，托你的福，不知有多少人脱离了苦海，衷心感谢你呢！”有人这样说。
他就答道：
“不，近来我常常这么想，与其以慈善家闻名，不如得个吝啬的评语还要好些。每当写一封拒绝的信，心里便觉得很难过，而且，又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话虽这么说，一旦有人向他求助，诺贝尔总是不忍心拒绝。有时援助金额意外地多，以致弄得自己身无分文，这种情形也常发生。
使诺贝尔大为光火的，是来求助的人当中，有些是骗子。没有比这种欺骗更惹这位心地慈善的人生气的了。自古以来，使讲义气的人愤怒的，就是欺骗与背信。
可是，他依然是乐善好施。
他对邻人的慈爱，并不仅限于金钱财物的援助。有时，他也会给予忠告，有时则是以诚挚的友情来支援对方。
有一个晴朗的下午。在巴黎的一条大道上，一辆马车嘎嘎地驶来，到大街拐角就停了下来。从马车上跳下一位五十多岁的绅士。
这位绅士头上已有白发，个子不高，身材清瘦，穿着一身黑色朴素的西装，结着蝴蝶领结。
这人便是诺贝尔。
他每走一步，就用手杖的尖头敲一下的柏油路，这样走了约有百余公尺。
诺贝尔到这来做什么？在他的衣袋里，有这样一封信：
“谢谢您的关照。托您的福，我已经能够安心地生活了，请您不必挂心。
如果有机会到列利维街来，请光临敝店坐坐。如能这样，我就高兴极了。“那是他援助过的一位瑞典少女写来的信。这个少女在异乡丧父，她的家人，除了她以外，都是没有工作能力的。扶养母亲和幼弟的责任，就落在她一人肩上了。
可是，她的邻居对她们一家人并不太亲切。
诺贝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就接济了她一点钱，解决了她一时的困难，同时，还介绍她到一家药铺做店员。
这是他惯常的作风。
这少女在异乡感受到了这样的温情，感激之余，才寄出了这样一封信。
读完了信时，诺贝尔不觉得流下眼泪来。
“可怜的少女，多么需要人间的温暖啊。假使我去看她，她不知多么高兴呢。”
这样一想，他就坐上马车到列利维街去了……可是，他又转念一想：
“如果坐马车去，让她知道是特地来拜访她，反而会使她不安。”
所以，他就在大街拐角的地方叫马车停下来，装做是散步的样子去看她。
诺贝尔在那家药铺门前停下了脚步，摘下他的呢帽，向里面张望着。
一会，从店里走出一个少女来。
“咦？诺贝尔先生！”
她兴高采烈地和诺贝尔寒暄起来。好久没有听到故国语言，诺贝尔的脸上，现出和蔼可亲的表情。
“你能够快乐地工作，我就放心了。不过，要注意健康，以后有机会，我还会来看你的。”
诺贝尔戴上了帽子，少女依依不舍地说：“欢迎您再来。”次日，少女又寄了一封信来：
“我总以为没有机会看到您。对您的突然来访，起初我真不敢相信呢。因为太高兴了，一直想向您说的话，没想到见了面竟说不出来。
虽然我只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如果有我能够帮忙的地方，请告诉我一声，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
现在，除了您、母亲和幼弟马克以外，世间再没有叫我关切的人了。”
就这样，瑞典最伟大的人物和这位贫穷的少女结下了世间罕有的忘年之交。
以后，诺贝尔便常常出现在少女服务的药铺中。
罗琳娜与世长辞后，诺贝尔在一封信中把遗产中归他所有的一份做了安排：
“我在斯德哥尔摩讲过，我只想保留母亲的画像（著名艺术大师安德鲁·佐恩之作），以及一些她所喜爱的、特别能使我联想起她的小物品。另外，对遗产中属于我的份额，我保留处置权。我想从中拿出一定数量，建立一座既美观大方又不显眼的纪念碑；并希望把另一部分遗产用来建立一个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基金可望达到十万克朗。”
关于纪念碑，阿尔弗雷德最初接受了亲属的建议：
“我们就刻三个浮雕像吧，当然要包括埃米尔的一个。
另外，我们也不妨为下一个死者保留一个位置，我这是指老态龙钟的自己。我这项建议只是为了照顾构图上的匀称。
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在人间或者是在阴间最好都不留一幅画像。运行在太空中的地球，载着十四亿两腿无尾的猿人，在这个人类的大杂烩中奢望功成名就，似乎的确有点可笑不自量。”下一次写信时他改变了刻雕像的主意，他说：
“最好现在不谈此事，因为有各种原因：一是不容易刻得很像，二是金属碑暗淡而丑陋，三是几块碑叠放在一起太庞大。我要把我分得的母亲遗产分配掉，只留下佐恩画的画像和我从巴黎寄给她的东西，就是一只表、一个镶嵌金丝的篮子、一个有两帧照片并列的手镯和一个瓷花瓶——上面印着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A·N。我已答应将表送给尼马尔姆（她曾在我母亲病危时看护她），但我又觉得为此事抱歉，因为我母亲很爱它，我希望她能让我保存这块表，我将另外补偿她。”
他将母亲遗产内归自己继承的二十八万八百克朗的大部分捐给瑞典社会和教育机构，罗琳娜斯卡研究所获得五万克朗，创建了罗琳娜·安德丽塔·诺贝尔基金，供支持医学研究，“包括医学科学各分支，这些研究的提高、教育的和一般的研究”。新儿童医院收到捐款五万克朗，也是用罗琳娜·安德丽塔·诺贝尔的名义；中央体育研究所领得捐款两千镑。他还分给他母亲方面和其他亲戚一大笔钱，“这样还剩下两万四千克朗，但似乎瑞典全国人民都求我救助。我每天从全国收到一堆信，昨天我收到一封信，只需要三万克朗，购买一家已看中了好久的石场，他想我应该赠给他这笔无足轻重的款项”。
诺贝尔的童年时代尽管贫穷，但给了他一种影响其终生的良好道德教育。由于生病和家庭的贫困，他被剥夺了很多东西。他后来给予很多人的各种帮助，表明他希望别人能有一个更好的开端，一种更好的命运。作为一种完全是新的和不寻常的领域里的一名开创者，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失望。坚毅勤勉，是他克服逆境的手段。他有一种超脱于贪婪和爱财的雄心壮志。他的愿望是“要存在，但是不要受人注意”，自己要在和平中活着，也要让别人在和平中活着。
他说：“我比那些竞争者有两个长处：赚钱和赞扬都使我完全无动于衷。”他有着科学家锐利的眼睛和对于事物的自然怀疑，但是，一旦当他在自己隐居的地方弄清了它们的情况，他就毫不装模作样，并且忠于他的伙伴。所有那些真诚努力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职务高低，也不管他们的努力成果大小，他都一视同仁地相待；那些勤奋的人在缺钱的时候，总会得到他的帮助。这就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思想状况，这从他的行为和通信里都可以看得出来：他的社会立场正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
关于他巨大的商业交易，他曾写道：“我认真地，但却不是热情地从事它们。”在他给经理和工程师们的信中，有很多例子表明他对工人十分关心，并且坚持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因为他认为在这种生意的全部过程中，只要有一点错误或蛮干，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结果。无论花费有多么大，都决不因此而妨碍这种关心和注意。他的一座工厂里的老工头和工人们说，他们听了很多关于他们老板的传说故事，他是这个行业中所有突然出现的新产品的根源。他们怀着敬意把“诺贝尔”这个词的概念，看做是一种拥有巨大财富的神话式人物；从他们所听到的一切，这个人几乎能做超自然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只在星期天访问工厂，以便平静地来进行研究。经理和工程师们相互交换的信件表明，他们把这位矮个子的大人物看成是一位不摆架子的正直公道的人，一位不知疲倦和鼓舞人心的人。他经常突然地来呆一会，并且总要引起很多改变和带来巨大的忙碌。一次，当他的一座工厂将要举行周年纪念的时候，有人要求诺贝尔送张照片，给一份周年纪念出版物。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的助手们和每个工人也都被要求把他们的肖像送去，那么，我将把我那单身汉的丑陋的大鼻子像复制一份送去收藏，但在这之前，我可不干。”
奥地利诺贝尔工厂职工的后代们说，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诺贝尔公司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非常优越，很多年轻人常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招工的候补名册上。它还实行一种制度：在那里工作了若干年之后，每个工人就可以每月领到大约三十个奥地利先令的奖金”。现代的报纸，也显然以某种惊奇的口吻说：“这些公司有免费治疗的工厂医生和免费供药制度，并且有着事实上一整套社会福利，其目的是防止诺贝尔公司的退休工人出现死在厂房里或大街上的现象。”
早在1887年，诺贝尔就对未来有预见地写道：“当某一天世界真的变得文明时，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儿童和那些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将会毫无疑问地享受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实现这种计划，肯定会比人们想的要容易得多。”这些就是这个人的行动和思想。与此同时，他给一名申请工作的人写了下面一段关于他自己的情况：“我是一个厌世者，然而却非常善良，有很多怪毛病，而且是一个耕种哲学比耕种粮食更在行的超级理想主义者。”
“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他就像无法接触阳光的宝石似的东西。”这是诺贝尔的一句座右铭。他无论在任何地方开办公司和工厂，都比较关心职工的利益。诺贝尔从事炸药事业，一直以严密的安全措施为重点。
他认为一点点的失败或疏忽，即会招致无法挽救的严重后果，安全措施才是最重要的。在考虑安全问题的时候，他必定想起他心爱的小兄弟埃米尔惨死的可怕情景，想起硅藻土炸药诞生之前，全世界频繁发生的爆炸事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驱使他为达到安全目的而不顾经费问题。尤其是那位错把哥哥当弟弟的法国记者，把他说成是一个靠兜售杀伤力不断提高的武器发了大财的商人，真是骇人听闻，让他不寒而栗，反复强调“安全超前生产”。
他不同意随意解雇工人。有一次出现部分关闭博福尔斯工厂的问题，他就此事在给他侄儿——海尔马·诺贝尔的信中说：“我没有充分的材料宣告一定的意见，我们是应该继续还是关闭，不过既然要发生裁减一部分职工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应竭力维持，以避免那种痛苦的办法。”
诺贝尔作为一个雇主能够真正地尊重他人的自由。保守的报纸《工人的朋友》的编辑曾请他在博福尔斯推销这种报纸，向他说：“煽动者们正在向工人灌输许多麻醉毒物，每一位雇主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应预备解毒剂。”诺贝尔回答说：“如果规定博福尔斯的工人们应读什么报纸和不应读什么报纸，那我认为这是无理由的；反过来，他们有要求我不干涉他们自由的权利。”
由于诺贝尔尊重工人的人格和关心工人的福利，据说他的公司的工人从未发生过罢工事件。
对于他的主要助手，他更加关心备至。例如，当他在1891年被迫移居意大利时，他在法国聘请的助手法伦巴赫不愿同他一道去意大利，于是他就发给他高额退休金，就地退休。此后，他在1893年聘请瑞典青年工程师索尔曼来意大利做他助手时，诺贝尔认为他很称职，就在他的圣雷莫别墅附近为索尔曼买了一栋别墅。对于那些平常向他寻求帮助的人，只要诺贝尔认为他们确有困难，他也会慷慨解囊，予以帮助。由此看来，他似乎没有一般资本家那样贪婪。与此相反，他对自己却又非常节俭。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当然更没有任何挥霍之举。
诺贝尔极其尊重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前辈。发现硝化甘油的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罗晚年生活贫困，诺贝尔便把他请到自己在意大利的公司担任高级顾问，付给他高薪，直到他在1888年去世。索布雷罗去世之后，诺贝尔还出资为他塑像立碑，以资纪念。
资本家拥有的巨额资产，诺贝尔认为来自于社会，应该回归于社会。他不主张资本家的巨额遗产由子女继承，认为那样会导致子女的腐败和社会的退化。与此同时，诺贝尔还积极主张对老人、儿童建立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对失业者也应当建立一种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