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2月27日，著名律师戴维·达德利·菲尔德陪同林肯走上纽约市库珀学会的讲台。林肯身穿一件过长的满是褶子的新黑呢服，迈着从容的步子，走到一大片观众面前。这时整个会场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全场听众约一千五百人，大都花了二十五美分买门票。林肯站在讲台上开始讲演，说得缓慢，毫不吸引人，有些共和党人甚至都捏着一把汗。但随着讲演人逐渐深入主题，情况发生了变化。听众觉得林肯对当前奴隶制的争端有独到的见解，对激起公愤的原因也剖析得细致入微，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引人入胜。驳斥了把共和觉说成是“地方性”小政党的诬蔑，说那只是南方竭力要使奴隶制不断扩展的产物。他明确宣布，共和党人既不是激进的，也不是革命的，而是继承了那些制定宪法的“先辈们”优秀传统的人。不过，“我并不是说我们非得盲目遵照我们先辈的所作所为，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样就会排斥现代经验的成果，就会固步自封，拒绝一切进步和改良了”。有些人甚至扬言，说他们“不能容忍选举一名共和党人做总统”，好像共和党人当了总统，就会毁灭联邦似的。“到那时你们会把毁灭联邦的弥天罪行硬栽到我们的头上！这实在是无耻之极。好比拦路打劫的强盗用手枪对准我的脑门，恶狠狠地说道：‘站住，留下买路钱！不然我就宰了你，你还逃不脱杀人的罪名！’”
这时，听众屏住呼吸，全场寂然无声，人们为林肯的高超讲演技巧深深吸引住，一时之间场内极其安静，没有人愿意交头接耳，生怕会漏听林肯的讲话。大家在他面前围成一堵密实的厚墙，黑鸦鸦的一大片。接着演讲人继续阐述那造成南北隔阂分裂的症结所在，分析它的历史渊源。他说道：
“他们（指南方奴隶主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我们却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一切争论的根本症结。既然他们认为奴隶制正确无误，也就不能责怪他们提出承认奴隶制的要求了。而既然我们认为它完全错误，我们就不能对他们让步，我们就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去投票赞成他们。”林肯进一步指出，想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寻求折中，无异于“找个不死不活的人那样徒劳无益”。林肯最后号召：“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挑重担，坚持正义，百折不挠。”会场顿时一片沸腾，人们尽情欢呼，手舞足蹈，手帕和帽子在空中飞舞，叫声和掌声震撼如雷。听众纷纷拥上前去，争相与林肯握手。有的记者立即写出报道，惊呼“林肯在纽约的首次公开演说就造成了如此的轰动效应，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已经名声大噪。要求林肯出任总统的呼声，在美国舆论界、企业界和知识界中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有的报刊问道：“为什么不选亚伯拉罕·林肯做美国总统？”有的地方干脆要求“作为共和党在西部的头号人物的林肯站出来讲话”。林肯对这些热情呼吁都喜在心头，笑着答道：“时势造总统啊！”常常表现为少说多听的林肯，在风暴的中心依稀看到了历史在形成。
挂在林肯嘴上的政治语言是“民主”二字，他对民主有独到的见解。他说道：“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做奴隶主。这表达了我的民主思想，而与此不同的想法都是非民主的。”有一句名言，那就是：“你能蒙蔽某些人于整个时期，也能蒙蔽一切人于某一时期，但你却不能蒙蔽一切人于整个时期。”这句话和中国的古谚“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渐渐成为共和党举足轻重的要人，随着作为一名演说家和思想家的声名远播，林肯为人处世已变得稳中求妥，思想先进但不激进。在1859年去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俄亥俄、威斯康星、衣阿华、堪萨斯等地旅行演说途中，广泛了解了各种政治潜流和公众情绪，会晤了一些将参加次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一切都绝非偶然的一时兴致，而是有其处心积虑的长远政治追求的。
在1859年的全年演说中，林肯绝口不提他第二年可能当总统候选人的事。每当一些好心的朋友谈起要推荐他当总统这一话题时，他总是力图回避，说他不合适。但在紧要关头，林肯却又当仁不让，肩负起道义的重任。
1859年9月，林肯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发表讲话，指出威胁联邦的惟一因素是奴隶制的不断扩展。在哥伦布市讲话的第二天，林肯又在辛辛那提宣称：
“我们必须防止奴隶制的扩展，我们必须防止非洲奴隶贸易的死灰复燃，同时阻止国会颁布准许州奴隶法。”
美国第八次人口普查表明，1860年全美奴隶人数已从1850年的320.4万人猛增到395.35万人，剧增74.95万人。奴隶人数的不断增加和贫困白人的每况愈下，是造成1859年10月17日约翰·布朗起义的直接原因。
对约翰·布朗的武装起义和被判绞刑，各方反应不一。
菲利普斯沉痛地说道：“这一时刻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造反。”其他废奴主义者也纷纷赞扬这个“为穷人战斗”的义士。
就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威廉·亨利·西华德这时也宣称他反对布朗式的阴谋和暴力，他赞成理智、选举和基督精神。但是，尽管西华德做这种表态，他却不能在人们的印象中抹去激进的痕迹。政治观察评论说，西华德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威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杰西·费尔和大卫·戴维斯法官按照既定计划为即将到来的在5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林肯作为1860年总统候选人而积极工作着。在堪萨斯州埃尔伍德也谈到了约翰·布朗被处以绞刑的问题，埃尔伍德的《自由新闻》做了这方面的报道。林肯说道：“他相信布朗的袭击是错误的，理由有二：首先，它是违法的；其次，和这类的一切袭击一样，它必然无助于消灭任何重大罪恶……甚至怀斯州长也指出约翰·布朗表现出了莫大的勇气和罕见的无私。但无论南北双方都没有人会赞许暴力或犯罪行为。”
1860年5月中旬之前，《林肯—道格拉斯辩论集》第四版即将面世，而林肯在库珀学会上的演说词也多次再版，被印成一美分一本的小册子在全国广为出售。美国人民逐渐熟悉了这位朴实、高大的平民政治家，对他的印象是：在简陋的小木屋中出生的乡巴佬，当过平底船的船工，劈过栅栏木条，做过商店伙计，最后才当上农村的邮递员和不知名的律师助手。但经过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拼搏，这个人却崭露头角。他的言语和思想在全美几乎家喻户晓，甚至一鸣惊人，成为19世纪中叶美国的传奇式人物。人们似乎恍然明白：“啊，真是的，想想看，为什么不选林肯呀？这个人越看越中意！”1860年，是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年。在南北分裂在即、国事纷争不已中，各政党又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竞选活动。它们首先推出各自党内的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然后党际之间进行角逐，争夺入主白宫的权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竞选角逐乃是一场殊死的搏斗，夹带有浓烈的戏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