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通鉴》，最感兴趣的是书中关于历代战争的记叙，并注意从这些战争史实中吸取古人如何克敌制胜的经验和启示，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实践。例如，1936年，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讲到战略退却和战略防御的原则问题时，指出：“中国战史上符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1938年，他在另一部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为了说明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战争的问题，又再次列举出上述六个战例，并加上晋楚城濮之战、韩信破赵之战，认为这些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毛泽东列举的这些战例，在《通鉴》中都有比较精彩的描述。他通过反复阅读，自然对这些战争的经过和得失了然于胸，因而引证时便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毛泽东不仅善于总结古代战争中制胜的经验，同时也十分注意吸取古代战争中失败的教训。例如，他在阅读了《通鉴》关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因误用马谡镇守街亭要冲，致使街亭失守，从而导致第一次北伐失败这段史实记载后，即在书中批注道：
“初战亮宜自临阵。”众所周知，街亭之战的失败，主要由于马谡不听诸葛亮的调度，违背屯兵扎寨的原则，“舍水上山，不下据城”而造成的。街亭失守后，诸葛亮用空城计骗过司马懿，使蜀军安然撤回，然后再挥泪斩马谡。《通鉴》对这段史实的记叙虽较简略，但诸葛亮的智慧和情感却展露无遗。然而，毛泽东却从最高统帅应如何亲临前线的角度来看待此事，认为诸葛亮也有重大失误，因而批语指出诸葛亮作为蜀军的最高统帅，在首次北伐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中，应当亲临前线坐镇。这句批语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再如，毛泽东在阅读了《通鉴》关于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因粮尽退军，以伏兵击退曹魏追兵这段史实记载后，又在书中批注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
毛泽东认为，诸葛亮似乎吸取了街亭之战失败的教训，因而在以后的几次北伐行动中都亲临前线直接指挥。不过，诸葛亮在后几次北伐中，对于军中事务，无论巨细皆一一过问，这似乎也是一种累死人的统帅法。对此，毛泽东显然不以为然，因而他自己做统帅时，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只抓重大战略，而将战术问题交由前线指挥去处理，即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可见，毛泽东的确善于从《通鉴》所记载的古代战争中吸取经验教训。
1954年冬，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接见著名史学家吴晗时，谈到了《通鉴》。他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这段话中，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了他对《通鉴》的评价，即“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称赞“这部书写得好”。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读这部书的问题，这就是他说的“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三句话是很重要的，也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所谓“批判地读”，是从立场、观点上说的。所谓“借以熟悉历史事件”，是从增长和丰富历史知识上说的。所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是说要以历史为借鉴，从而通过史书把历史同现实联系起来，可见，毛泽东讲这三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显然也是他本人反复阅读《通鉴》和其他史书所采取的态度。
1960年12月，毛泽东在同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又讲到这种读史的态度，他说：“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毛泽东晚年同孟锦云谈论《通鉴》时，也讲到这种读史态度，他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有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糟粕，不值一看；还有一种人，觉得中国历史上的东西全是精华，包医百病，我看这两种人都有片面性。我的观点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有继承，又要批判分析。”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对于我们阅读《通鉴》和其他历史典籍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历史古籍的整理和出版极为关注，就在他同吴晗谈了关于《通鉴》的看法之后，接着又说：“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把它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并把标点《通鉴》的任务交给了吴晗。1954年10月，吴晗便召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开会研究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会上即成立了标点《通鉴》的委员会，以后又成立了工作小组，由吴晗主持，成员有顾颉刚、郑天挺、王崇武、周一良等人。1956年2月，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凝聚着吴晗等著名历史学家心血的《通鉴》标点本。《通鉴》标点本的出版，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从事史学工作的人没有不受惠于此的。
大约在1975年5月至1976年9月期间，毛泽东同孟锦云围绕《通鉴》这部书进行过多次问题式的谈论，其中不少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通鉴》一书具有重要启示。
孟锦云问：“《通鉴》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且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呢？”关于这个问题，过去论史者多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司马光是因尊崇《左传》，“春秋之文不可删改”，故《通鉴》只得从其下限的战国初年写起，以示上接《左传》。而毛泽东则从司马光编写《通鉴》的政治意图来分析这个问题，他回答说：“司马光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显然，毛泽东的分析要比过去的论吏者的分析深刻得多。
孟锦云问：“《通鉴》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停止了呢？”毛泽东回答说：“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了不起，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毛泽东的这段话，对于理解封建史臣普遍存在的“为君讳”问题，显然也是很有帮助的。
孟锦云问：“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写了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毛泽东回答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毛泽东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司马光编写《通鉴》的政治目的和《通鉴》在内容上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