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品质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和心态，是心灵的免疫剂。有了这种品质，你就不会在世俗中随波逐流，追名逐利，就不会对身外之物得而大喜、失而大悲，就不会对世事及他人牢骚满腹，就不会盲目攀比，就会达到心理的平衡。本章所选的有关生活品质的哲理美文，深刻揭示了生活的真正意义，闪烁着思想的光辉，是指引我们幸福生活的耀眼航灯。这些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欣赏、学习和研究哲理美文的范本，更使我们站到了巨人的肩上，不断展望未来，争取获得更加美好的幸福人生。
悠闲生活的时尚林语堂中国人之爱悠闲，有着很多交织着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中国人能囫囵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
有一点我们须先行加以澄清，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们已说过它是空闲的产物），绝不是我们一般想象中的那些有产阶级者的享受。那种观念是绝对错误的。我们要明了，这种悠闲生活是穷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们中有的是生性喜爱悠闲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当我读中国的文学杰作时，或当我想到那些穷教师们拿了称颂悠闲生活的诗文去教穷弟子时，我不禁要想他们一定在这些著作中获得很大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所谓“盛名多累，隐逸多适”，这些话在那些应试落第的人听来是很听得进的；还有什么“晚食可以当肉”这一类的俗语，在养不起家的人即可以解嘲。有些中国青年作家们诋责苏东坡和陶渊明等为罪恶的有闲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可说是文学批评史上的最大错误了。苏东坡的诗中不过写了一些“江上清风”及“山间明月”。陶渊明的诗中不过是说了一些“夕露沾我衣”及“鸡鸣桑树巅”。难道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和桑树巅的鸡鸣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占有吗？这些古代的名人并不是空口白话地谈论着农村的情形，他们是躬亲过着穷苦的农夫生活，在农村生活中得到了和平与和谐的。
这样说来，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我以为根本是平民化的。我们只要想象英国大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在他有感触的旅程上的情景，或是想象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和科勒律治他们徒步游欧洲，心胸中蕴着伟大的美的观念，而袋里不名一文。我想到这些，对于这些个浪漫主义就比较了解了。一个人不一定要有钱才可以旅行，就是在今日，旅行也不一定是富家的奢侈生活。总之，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有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正如梭罗在《沃尔登》里所说的，要享受悠闲的生活，所费是不多的。
笼统来说，中国的浪漫主义者都具有锐敏的感觉和爱好漂泊的天性，虽然在物质生活上露着穷苦的样子，但情感却很丰富。他们深切爱好人生，所以宁愿辞官弃禄，不愿心为形役。在中国，消闲生活并不是富有者、有权势者和成功者独有的权利，（美国的成功者更加匆忙了！）而是那种高尚自负的心情的产物，这种高尚自负的心情极像那种西方的流浪者的尊严的观念，这种流浪者骄傲自负到不肯去请教人家，自立到不愿意去工作，聪明到不把周遭的世事看得太认真。这种样子的心情是由一种超脱俗世的意识而产生，并和这种意识自然地联系着的；也可说是由那种看透人生的野心、愚蠢和名利的诱惑而产生出来的。那个人把他的人格看得比事业的成就来得重大，把他的灵魂看得比名利更紧要的高尚自负的学者，大家都认为他是中国文学上最崇高的理想。他显然是一个极简朴地去过生活，而且卑视俗世功名的人。
——这一类的大文学家——陶渊明、苏东坡、白居易、袁中郎、袁子才——都曾度过一个短时的官场生活，政绩都很优良，但都为了厌倦那种磕头迎送的勾当，而甘心弃官辞禄，回到老家去过退隐生活。当袁中郎做着苏州的知县时，曾对上司一连上了七封辞呈，表示他不愿做这种磕头的勾当，要求辞职，以便可以回家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另外的一位诗人白玉蟾，他把他的书斋题名“慵庵”，对悠闲的生活竭尽称赞的能事：
丹经慵读，道不在书；藏教慵览，道之皮肤。
至道之要，贵乎清虚，何谓清虚？终日如愚。
有诗慵吟，句外肠枯；有琴慵弹，弦外韵孤；有酒慵饮，醉外江湖；有棋慵弈，意外干戈。
慵观溪山，内有画图；慵对风月，内有蓬壶；慵陪世事，内有田庐；慵问寒暑，内有神都。
松柏石烂，我常如如。
谓之慵庵，不亦可乎？
从上面的称赞看来，这种悠闲的生活，也必须要有一个恬静的心地和乐天旷达的观念，以及一个能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方能享受。诗人及学者常常自题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别号，如江湖客（杜甫）；东坡居士（苏东坡）；烟湖散人、襟霞阁老人等等。
没有金钱也能享受悠闲的生活。有钱的人不一定能真正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那些轻视钱财的人才真懂得此中的乐趣。他须有丰富的心灵，有简朴生活的爱好，对于生财之道不大在心，这样的人，才有资格享受悠闲的生活。如果一个人真的要享受人生，人生是尽够他享受的。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有人说老子是嫉恶人生的，这话绝对不对，我认为老子所以要鄙弃俗世生活，正因为他太爱人生，不愿使生活变成“为生活而生活”。
有爱必有妒，一个热爱人生的人，对于他应享受的那些快乐的时光，一定爱惜非常，然而同时却又须保持流浪汉特有的那种尊严和傲慢，甚至他的垂钓时间也和他的办公时间一样神圣不可侵犯，而成为一种教规，好像英国人把游戏当作教规一样地郑重其事。他对于别人在高尔夫球总会中同他谈论股票的市况，一定会像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受到人家骚扰那样觉得厌恶。他一定时常计算着再有几天春天就要消逝了，为了不曾做几次邀游，而心中感到悲哀和懊丧，像一个市侩懊恼今天少卖出一些货物一样。
重视生活三毛我认为写作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有人问我：“你可知道你在台湾是很有名的人吗？”我说不知道，因为我一直是在国外，他又问：“你在乎名吗？”我回答说，好像不痛也不痒，没有感觉。他就又问我：“你的书畅销，你幸福吗？”我说，我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福，这些都是不相干的事。又有别人问我：“写作在你的生活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吗？”我说它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他又问：“如果以切蛋糕的比例来看，写作占多少呢？”我说就是蛋糕上面的樱桃嘛！
也许，各位会认为这写作是人生的一种成就，我很真诚的说一句人生有太多值得追求的事了，固然写出一本好书也可以留给后世很多好的影响。至于我自己的书呢，那还要经过多少年的考验。我的文字很浅，小学四年级的孩子就可以看，一直看到老先生，可是这并不代表文学上的价值，这绝对是两回事。
有一年，我正在恋爱，跟我的荷西走在马德里的一个大公园，清早六点半，那时我替《实业世界》写稿，那天已到交稿的最后一天了，我烦得不得了。我对荷西说明天不跟你见面了，因为我一定要交稿了。荷西说：“这样好了，明天清早我再带你来公园走，走到后来，你的文章就会出来了。”我继续跟他在公园里走，可是脑子一直在想文章的事，这时，看到公园的园丁，在冬天那么冷的清早，爬到好高的树上锯树。我看了锯树的人，就对荷西说：“他们好可怜，这么冷，还要待在树上。”荷西却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那些被关在方盒子里办公，对着数目字的人，才是天下最可怜的。如果让我选择，我一定要做那树上的人，不做那银行上班的人。”听了荷西的这番话，我回家就写了封信给杂志编辑说，对不起，下个月的专栏要开天窗了，我不写了。
所以我是一个很重视生活的人，远甚于写作，写作只是我的游戏之一。别人也许会问你是不是游戏人生呢？我要说我是游戏人生。来到这个世界本就是来玩的，孔子就说“游于艺”，这几个字包含了多少意义，用最白话的字来说是玩。我说的玩不是舞厅的玩，也不是玩电动玩具的玩，或者抽大麻的那种，不是。我的人生一定要玩得痛快才走，当然走不走不在我，但起码我的人生哲学是做任何事一定要觉得好玩地才去做，绝不会为了达成一个目的，而勉强自己。我说这话是非常紧张的，这句话说出来很不好，但这只是对我自己，不是对别人，而且我的人生观是任何事情都是玩，不过要玩得高明。譬如说，画画是一种，种菜是一种，种花是一种，做丈夫是一种，做妻子也是一种，做父母更是一种，人生就是一个游戏，但要把它当真的来玩，是很有趣的。
很多人看了我的书，都说：“三毛，你的东西看了真是好玩。”我最喜欢听朋友说“真是好玩”这句话，要是朋友说，你的东西有很深的意义，或是说——我也不知怎么说，因为很少朋友对我说这个，一般朋友都说，看你的东西很愉快，很好玩。我就会问我写的东西是不是都在玩？他们说是啊。
生活中重要的话山达鲁斯生活中，每个人都想并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
其实，想听的并不一定都好，不想听的也不一定都差。但是，还有几句话对我们同样重要，我们却常常忘记它们，其中一句就是：“我就来”。
当你疲惫了一天下班回家想要冲个热水澡却发现家里的热水器坏了，你忙给修理公司挂了电话，那边传来了“我就来”时，你无疑会感到极大的轻松。当你驾车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车子突然熄火，后面的汽车又排成长龙拼命地鸣笛催促时，你心急火燎地摸出最后一个分币打通了朋友的电话，得到一句“我就来”会让你如释重负。
“儿子，明天我到你家，你来接我好吗？”母亲说。
“亲爱的，我现在病了，你能来看我吗？”妻子说。
“爸爸，下礼拜学校开毕业典礼，你能来吗？”孩子说。
“我就来。”你应该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轰炸英国首都伦敦时，国王全家都没有离开那里，王后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一国不能无君。
你有没有过和朋友为了争论某个观点而面红脖子粗，当事情结束后才发现自己的观念或许错误。但是，当时你绝不会说：或许你是对的。这句话犹如叫一个人在激战中放下武器，在争执中承认错误，是很伤面子的。但是，如果在需要之时，不说这句话也许会是对自己最严重的伤害。在家庭纠纷中，如果夫妻中有一方肯说了这句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法官、律师的职业也就不会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