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的那个秋日，我们离别了父母亲，离开了居住了十年的中南海的家。
从那个时候起，父母亲开始了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离的囚禁生活。而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开始了与从前迥异的人生道路。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面前没有平坦的大路，我们将要面对的，是在中南海——那个往日的避风港——以外的漠漠人世。艰难的人生磨练，将时刻伴随着我们，无处可躲，无处可藏。
在此后的两年中，两个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一直在中南海各自的家中被囚禁。由于毛泽东对于刘、邓的处理有区别，因此刘、邓的处境也大不相同。
刘少奇被囚禁在中南海的家中，其夫人王光美被关进监狱，身边的工作人员换成监管人员。刘少奇——这位迄今为止尚由宪法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重病在身，受尽折磨，最后遭到遣送，惨死于河南开封。
而邓小平，虽也遭囚禁，但始终没有把他和我们的母亲分开。要知道，在艰难的时刻，能与亲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只要能够两人在一起，即便被打倒被批判得再凶再狠，总可以从相互支持中获得安慰。
父亲的秘书早被调走，换了一个不知可以冠以什么头衔的人，实际在此尽看管之责。家中原来工作人员就不多，警卫员和司机调走了，但厨师杨维义和公务员吴洪俊保留了下来。他们两人在我们家都已工作了十多年，虽然对“走资派”也得批判、也得划清界限，但对我们这一家人还是相当有感情的。有他们在，一是父母亲的生活还有人照料，二是院子里总不至于显得那样的孤寂。特别要提的是老吴，他来自我们家乡四川，本来没有文化，也不懂政治，但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即便是他，也学会了很多的政治。有的时候，他还能把听来的或认为重要的事情，趁人看不见的时候，在后过道里偷偷地告诉母亲，使得处于完全禁闭状态的父母亲，可以得到仅有的一点消息。
在囚禁之中，父亲面对的是对自己的狂躁批判，有时还被迫根据一些造反派组织的要求为他人写证明材料。要为某人写证明材料，就说明这个人正在受到审查和批判。看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受到不公正待遇，父亲愤然而无奈，他只有用坦荡的直言为同志的清白作出证明。卫生部三个造反派组织要求父亲交待如何重用被打倒的卫生部长钱信忠，父亲于1967年11月3日写出说明：“钱信忠同二野的工作历史关系是很久的。我们，主要是我，对他是信任的。我和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长期认为，他在主持卫生工作方面是较有能力的。他的外科手术在当时条件下是难得的。他的工作，特别是战场救护工作是努力的。所以我过去对他的总的看法是小毛病很多，但大的方面还好，对战争是有功绩的。钱信忠当卫生部长是总理提出来商量的，我是赞成的，对钱信忠任卫生部长事，我同安子文没有什么密谋。”父亲用这个证明材料，表达了对受迫害同志的同情和支持。
在那个年代，凡是被批判被打倒的人，都会被强制参加惩罚性的劳动改造，有些造反派甚至用强劳动来达到迫害和折磨人的目的。父母亲被关在我们自己家的院子里，要劳动改造，却没有什么可干的活。一开始让他们自己做饭，不过没做两天就不让他们做了。可能造反派突然想起，不能让这个大“走资派”接近刀子之类的利器吧。于是改为勒令母亲每天扫院子。刚开始是母亲一个人扫，后来父亲自动拿起扫帚，跟母亲一起扫。两年之中，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天寒天热，他们每天都扫，一笤帚一笤帚仔细地扫、认真地扫。在单调孤寂的囚禁生活中，这仅有的一点劳动，竟成为他们的一种需要，成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过，扫院子再怎样用心，也只有那么多的工作量，除此之外，父母亲就只有坐在屋子里，看书、看报、听广播，或者静坐沉默。
为了节省，两年之中，他们没有添置任何衣物。父亲有一件羊绒开司米毛衣，还是刚刚解放上海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刘晓给他买的。穿了二十年，肘部已经磨破，怎么办呢？母亲会织补毛衣，她找了一些颜色差不多的毛线，把粗线破开，变成像开司米那样细细的线，然后用针穿上线，用织毛衣那样的方法进行织补。那么大的一片破洞，经她一补，竟然和原物所差无几，不知道的话，一眼都看不出来。还有那些破损的边角，母亲也都细心地一一补好。这件又破又旧的灰毛衣，就这样经母亲的巧手织补一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父亲一直穿着它，有新毛衣也不肯换。这当然不只是为了节省，要知道，这件毛衣上的一针一线，都记述着那被囚禁的日日夜夜。
到了晚上，院子寂静漆黑。空荡荡的房间里，只点一盏昏暗的小灯。父亲无言无语，闷坐抽烟。母亲先是看着他抽，后来也跟着抽了起来。为了节省，她只捡父亲抽剩下的半截烟抽。父亲知道母亲心脏不好，劝她不要抽，说：“现在你的烟瘾比我还大，将来怎么办？”母亲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们。只要能见到他们，我马上就不抽了。”
这种囚禁的生活虽然难过，但可庆幸的是，他们总算没有像别的“走资派”那样受到残酷的人身迫害和摧残。
父亲没有受到其他“走资派”所受的迫害和虐待，并不是什么侥幸。还是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原因，这是毛泽东的意思，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安排。
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在对其批判打倒的同时，在政治上是有所保留的，在人身上也是保护的。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到了1967年11月5日，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关于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毛泽东虽然仍把邓小平与刘少奇联系起来，错误地批道：“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但同时，他又说：“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明面上，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的决定，而在深层次上，涉及的问题则是既多又复杂。
毛泽东树立林彪为接班人，公开场合都是由林彪亦步亦趋紧随其后，但在私下里，在私人之间，毛泽东却似乎从未与林彪“亲密无间”，这是为什么？明知道林彪不容邓小平，而毛泽东却偏偏保留邓小平，这又是为什么？把刘、邓拆开，难道仅仅因为邓的“问题”没有刘的大？难道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林彪最“红”的时候，毛泽东就想到了什么，或者已经在准备着什么？毛泽东之心，实如大海之深，深不可测啊。
按照毛泽东的预言，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的事情，的确是又多又快又混乱。
继“一月夺权”和“二月逆流”之后，3月，掀起全国范围“抓叛徒”的风潮，无数无辜者被诬蔑和定罪。4月，报刊上对刘、邓，特别对刘少奇的批判大大升级。6月，打、砸、抢、抄、抓的歪风泛滥全国，中央不得不发出进行纠正的通知。7月，林彪提出抓“军内一小撮”，一大批军队干部被打倒。同月，江青提出“文攻武卫”，致使全国各地武斗急剧升级，大规模流血事件频频发生。8月，在中央文革煽动下，发生了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系列涉外事件。
到了这时，全国上下，包括军队的各级干部大批倒台，党和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各派造反组织相互争斗，大规模流血武斗不断爆发，工农业生产被严重破坏，生产持续下降，全国陷入大动乱和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毛泽东从7月到9月，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巡视之后，他非但丝毫没有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反而发表谈话说：“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泽东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他的预言的实现，看到了真正的“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既然要乱，就要彻底地乱，翻天覆地地乱。
毛泽东曾经自我剖析：“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虎气，是王者之气，是霸道之气；猴气，是斗争之气，是造反之气。集此二气于一身的毛泽东，极其典型地融合了因二气而造就的双重性格。他既是主宰者，又是造反者。他以主宰者的身份，发动了造反运动；又以造反者的身份，达到了新的主宰境界。环顾古今中外，毛泽东，只有毛泽东，可以以这样不同寻常的性格和方式，去造就和追寻他那不断“革命”的理想。
毛泽东是一个伟人，是一个永远的强者。他的所想所为，不可以常人而论之。也许，这就是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常常会出现巨大的差距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