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说我公公的家里。以我婆婆为主，一家老小住在楼外地震棚里，苦没少受，却也安全。可是我那个公公，为人耿直，也特别的倔强。他是任凭天崩地裂，“我自岿然不动”，绝对不肯搬到屋子外面住。你们搬你们的，他一个人还是住在二层楼上他的房间里面。他们家的老大贺斗是个医生，随医疗队到唐山救灾去了。老二贺争在东北齐齐哈尔工作。我的婆婆急得要命，让我和贺平说服老爷子。可是，任我们说破了嘴皮子，也没能搬动他老人家。万幸的是以后没有发生大的余震。其实，在北京，像我公公那样不怕死的大有人在。大难临头之时，有的是惊惶失措，有的是临危不惧，有的是争地盘抢位置，有的是舍己救人互相帮助，什么样表现的人都有。那个1976年大地震后的夏天，实在让老百姓们遭大罪，受大苦啦。只有一件事算是“因祸得福”，就是大家都忙着抗震抗灾，机关、学校、工厂里面的什么“学习”，什么“批邓”，全都给扔到后脑勺儿去了。
那个惊心动魄的地震，那个不堪回首的夏天，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到了9月，天渐渐凉快，地也没再震，人们的心情舒缓了许多。白天，人们都回到了屋子里面，只有到了晚上，还是为了保险地住在外面。
9月9日那一天，从中午开始，广播电台便反复播放：“下午四时有重要广播。”我们的消息太不灵通了，而且“文革”中的“重要消息”也实在太多了，对这个广播我们完全没有留意。下午四时左右，孩子们有的还在睡觉，父亲坐在客厅里看书，家里静静的。我当时正在院子外面，突然听见远远地，空中传来一阵阵奏乐的声音。仔细一听，是哀乐！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赶紧跑到屋里，告诉父母亲。我们一起打开收音机，骤然间，听到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零时十分，永远闭上了双眼，与世长辞。
毛泽东逝世，人们首先的反应是惊愕。毛泽东去世了，中国怎么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继续革命，没有了毛泽东，中国怎么办？中国人民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二十六年了，人民热爱他，崇拜他，无限地信仰他，一下子没有了毛主席，中国怎么办？有毛泽东在，是好是歹、是对是错我们都能依靠他。而如今，毛泽东不在了，我们能依靠谁呢？周恩来去世了，朱德去世了，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才刚刚当上接班人，还有，“四人帮”一伙正在不可一世地嚣张肆虐。未来的中国，怎么办啊？这国家、党和军队的大权，交给谁呀？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政治舞台上，华国锋能撑得住台吗？“四人帮”能把权力拱手相让吗？
毛泽东去世了，一连串的问题和疑虑立时袭上心头。人们的忧虑之心，远远地大于悲痛之情。
哀乐在天空回旋着，降下一半的国旗在低低地飘动着。城市、农村，举国上下，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都在进行追悼活动，都在缅怀着毛泽东，这位20世纪中国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去世了，他生前安排的政治格局立即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在毛泽东生命垂危之时，“四人帮”便开始加紧进行夺权的阴谋活动。他们与全国各省市的亲信进行联络，布置“批判”所谓的党政军内的“新老走资派”，并扬言要揪出“走资派”的层层代理人。七、八月间，王洪文到了上海，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准备上山打游击”，让上海尽速用库存的枪支弹药进一步装备“第二武装”。8月，七万枝枪，三百门炮，一千万发各种弹药很快发到上海基层民兵组织。毛泽东告病危后，“四人帮”更加紧了在毛泽东身后立即夺权的准备。江青布置人赶快搞一个材料，说明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是怎样把各个诸侯王一个一个搞掉的”。江青已经迫不及待了，她要在毛泽东死后当上中国的“女皇”。毛泽东病危，她不尽妻子的责任照看守候在旁，而是忙着四处活动。她一会儿到新华印刷厂，一会儿到清华大学，一会儿到北京大学，还让报纸发表她“代表”毛主席看望首都人民的消息。8月28日，江青到天津小靳庄大放厥词，谩骂邓小平是“造谣公司总经理”；还信口雌黄地大讲“母系社会”，胡说“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说“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她还恬不知耻地说：“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8月30日，她一副丑态地来到一个部队进行“视察”。瞧她那副打扮：身着半新不旧的军装，肩膀上斜背着个军用挎包，挎包上还扎了一条白毛巾。她一摇三摆地在部队里走着，大言不惭地说：“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直接给自己用上了皇帝的称谓。9月2日和3日，毛泽东病情恶化。江青竟然不顾毛泽东的反对，闹着去了山西的大寨，在那里继续大讲那套“母系社会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的论调。作为妻子，她对毛泽东已无丝毫感情可言。直到9月5日晚，在中央急电催促之下，江青才返回北京。临走之前，她还没完没了地找人打扑克牌。回到北京，江青也不守候在毛泽东身边，又窜到新华印刷厂，在那里讲：“秦始皇出游，遇到一个献玉的，上刻有‘今年祖龙死’。”江青想当女皇想疯了，她简直是在盼着毛泽东早点死。回到毛泽东身边，她也不闲着，不顾医生劝阻，不停地让给毛泽东擦背和活动四肢。9月8日，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后，江青又窜到新华印刷厂大讲“文官夺权”。毛泽东去世之前，江青不听医生的，硬要给毛泽东翻身，还到处搜找，看毛泽东有没有留下遗嘱。
9月16日，在毛泽东追悼会前，“四人帮”指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的社论，伪造毛泽东的“临终遗嘱”：“按既定方针办。”其实，毛泽东在4月30日对华国锋交待的三句话：一是“不要招（着）急，慢慢来”；二是“照过去的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篡改毛泽东原话，伪造“遗嘱”，是要把自己打扮成毛泽东指定的“正统”接班人。
9月18日，在庄严而隆重的毛泽东追悼会上，江青身着黑衣，头披黑纱，一副未亡人的打扮，但却面无恸色。张春桥、姚文元阴险地沉着脸，王洪文则伸长脖子，一直盯着正在沉痛致悼词的华国锋。在进行现场直播的拍摄镜头前，八亿中国人民，清楚而憎恨地看到了“四人帮”的丑恶嘴脸。
追悼会后，“四人帮”更加紧了阴谋活动。追悼会的第二天，“四人帮”要求召开中央紧急常委会，会上，江青蛮横地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保管清理。在这次会上，江青足足闹了四五个小时，实际上是在向华国锋发难。在“四人帮”的部署下，上海的民兵指挥部进行了“战备演习”，为发动武装叛乱做具体准备。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了上海突击发枪的情况汇报，交待其走卒“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9月23日，王洪文在与上海的亲信通电话时说：“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9月27日，张春桥指示他们在上海的亲信：“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28日，张春桥送口信给上海，“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29日，“四人帮”从深夜到凌晨大闹政治局会议几个小时。为了让已经结束了“联络员”任务的毛远新留在北京不回辽宁，江青更是又哭又闹。10月1日，江青到清华大学讲话，说还会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指的是以华国锋为代表的中央，还嚷嚷着要“开除邓小平党籍”。10月2日，王洪文拍摄“标准像”，准备上台后在全国悬挂。10月3日，王洪文到北京平谷县讲话，恶毒地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把矛头公开指向华国锋。当日，“四人帮”阴谋策划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开进北京城。王洪文擅自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地，凡有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四人帮”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等单位的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和“劝进信”，其中一些信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江青让天津市为她特制了“登基”用的礼服。社会上也在散布着“四人帮”放出的传闻：10月8、9、10日，将有“特大喜讯”。
毛泽东刚刚去世不到一个月，他生前苦心安排的政治格局已经土崩瓦解。“四人帮”一伙认为他们渴望已久的夺取政权的最后时刻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