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回宽街，并不代表解除禁锢。父亲整日软禁在家没事可做，就想找点体力活儿干干。可是，家里就这么一个院子，能干什么呢？看见院子里面草地的草长得太高太乱，父亲就找了一把大剪刀去剪草。父亲已是七十一岁的人，要剪草，却蹲不下去，于是母亲就给他搬了一把小凳子，坐下来剪草。大热的夏天，毒毒的日头下面，父亲穿着一件破了好几个洞的老头衫，一剪刀一剪刀认真地剪草。汗水从他的额头流下，湿透了他的衣衫。父亲是在以这样的方式锻炼身体。
回到家来，对于父亲来说，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有书可以看。可是，到了晚上，家里没有台灯，仅靠屋顶的灯光没法看书呀。我们几个子女一合计，下决心自己做一个。我们不但要做台灯，还要给父亲做一个立灯。大姐夫吴建常平时就喜欢做点木工手艺活儿，这下子可是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他正经八百地又画又设计，一番冥思苦想之后做出了一个“最终设计方案”。具体实施的人是吴建常和我。我们找来几块大木板，细心地锯出由大到小三个圆形，并把这三个圆板用胶牢牢粘在一起，做成立灯的底座。底座上面，照吴建常的设计图纸，由我用木头精心地打磨了一个带着优美弧线的十厘米高的托子。我们把底座和木托儿的中间都钻好孔，再粘在一起，然后反复刷了好几遍白油漆。我们找来一根长长的铁水管子，插在底座的孔里，一个灯具便已初具规模了。我们用铁丝做了一个大大的灯罩框子，邓林找来妈妈一件旧裙子，“量体”剪裁，还打上皱褶镶上花边，缝在框子上面，做成一个美丽的灯罩。我们穿上电线，装上灯泡，安好灯罩，开关一开，灯就亮了。凝结着全家人智慧和劳动的“豪华”立灯，终于自制成功，一眼看去，相当专业，相当漂亮。夜幕降临，在立灯光亮的照射下，父亲坐在沙发椅上适意地看着书，孙儿孙女绕膝嬉戏。这就是家，一个温暖幸福的家，一个惊涛骇浪之中的心灵之家。
父亲被软禁在家，头发长了，就由贺平给他理发。贺平理发的手艺是在上大学时学的，虽然不像理发师那样高级，却也相当不错。他能在这个时候尽点儿孝心，心中甚是得意。他一边拿着理发推子，一边说：“你们想想，有几个人给老爷子理过发？那得是特级理发师！”不是自夸手艺高吗？正好，索性把妈妈和奶奶的头发也交给贺平一并“处理”了。反正不出去见人，理成什么样子也没人在乎。父亲的脚趾甲有嵌顿的毛病，经常需要找修脚师傅修脚。1975年底父亲受到批判后，我留了一个心眼儿，想到如果父亲被打倒，没有人给他修脚怎么办？于是每次修脚师傅来时，我就向他学习两招儿，还向他要了一套非常专业的修脚刀具。现在，这门“手艺”真派上了用场。我拿着专业的刀具，像模像样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不过，修脚可是一个十足的技术活儿，学好干好绝非一日之功。我的技术实在太差了，修脚刀子又非常锋利，一不留神，就会把父亲的脚割个口子，鲜血直流。好在，念在女儿一片孝心的份上，父亲从不“骂”我。倒是贺平经常为此埋怨我。我承认，我的技术不好，你怨我，我就拿你来进行练习。于是乎，贺平的那双脚，也就无怨无悔地被我时不时地割破那么一下子。
全家人劫后重聚，自是一种难得的幸福。但是，我们这个在宽街的家，并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四人帮”发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仍在大肆追查“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和参与者。“四人帮”的暴行虽然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但有的部门却为“四人帮”的追随者所控制，那些单位的高压气氛特别恐怖。邓楠所在的半导体研究所归科学院管。“四人帮”在科学院的走卒们在批判胡耀邦的同时，把黑手伸向了半导体所。他们要从邓小平的女儿身上找突破口，妄图证明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在半导体所，批判进行得特别厉害，追查也进行得特别森严。所里的群众同情邓楠，虽然不敢公开和她接触，但在没人看见的时候就会向她表示慰问，有时还给她传条子通消息。随着“追查”进一步深入，半导体所成了“四人帮”突破的重点。“四人帮”的追随者在批判会上公开说：“现在，有人还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指的就是邓楠。“四人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公安部、科学院等部门联合组成的八九个人的工作组进驻半导体所。进所不久，他们就抓了一个与邓楠同办公室的人，意在通过此人追查邓楠。所里已经传出风声，说下一个就要抓邓楠了。在恐怖的高压气氛中，邓楠的心情可想而知。她白天在单位里随时准备被抓，晚上回家，就尽量在父亲身边，多陪陪老人。她向我们交待，如果她被抓了，一定要替她把眠眠照顾好。
老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不愿意相信这句话，但非常不幸，老话往往是灵验的。“四人帮”猖狂肆虐，已是人祸横行，一场巨大的天灾，又接踵降临了。1976年7月28日，中国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
7月27日晚上，我到前门火车站送贺平去东北辽阳出差。回家收拾一番，过了午夜方才躺下睡觉。刚刚睡着，突然，一阵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轰响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从床上坐起来，定了一下神儿，立刻想到，是地震！
28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地区发生了七点八级强烈地震。
我跑到走廊里大叫：“地震啦！地震啦！”这时，只听见我身后轰隆一声巨响，转身一看，走廊的屋顶竟然垮下了一大片。我想到了奶奶，赶紧跑到她的屋里。我看见整个房屋、整个大地都在摇晃着，奶奶扶着桌子，站都站不稳，根本不能走动。我赶紧把奶奶扶着走到室外。这时，邓林、邓楠也都跑了出来。我们相对一看，一起大叫起来：“爸爸、妈妈！”平时为了安全，父母亲在睡觉时门是紧锁着的。这下子可糟了，我们从外面根本打不开。我们找了一根棍子，七手八脚硬是把门给撬开了，进去一看，由于吃了安眠药，父母亲还熟睡未醒呢。我们赶快把他们叫醒，扶着他们，跌跌撞撞地跑出屋外。这时，天在摇，地在动，从深深的地底下发出沉闷而又巨大的轰鸣，让人感到格外恐怖。我们扶着三个老人，刚刚在院子里站稳，邓林突然大叫：“还有孩子们呢！”突遇危急，我们满脑子想的只有爸爸和妈妈，却把两个孩子给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返身冲进晃动着的房子里，一把抱起还在熟睡的孩子，跑了出来。这下子，全家老少三代十来口人，全都在院子里了。真悬哪，如果房子塌了，孩子们就完了！
余震还在继续。我们的房子是四合院的老房子，墙的外面看着好好的，里面却全是碎砖头，一点儿也不结实，第一次震动就塌了一个房角。屋子里绝对不能呆了，我们搬了一些椅子让老人和孩子们坐在院子里。这时，天边露出了曙光。强烈地震之后，在一片混乱和惊恐万状之中，北京，这座古城，迎来了新的一天。
天亮了，但看不见北京那特有的光芒四射的太阳，厚厚的乌云笼罩在城市上空。在这巨大的人间灾难之后，天与人心一样地阴沉。为防余震，人们不敢进屋。我们大家动手，在种丝瓜的竹竿架子上搭了几块塑料布，让老人和孩子坐在下面。不久，天上下起了雨。而这雨，越下越大，就好像从天上注下了倾盆之水。塑料布一兜水，那个极不结实的竹竿架子一下子就塌了。我们只好回到屋里，全家人坐在靠近门口的走廊里，以便一遇大震就往外跑。
忙乱之后，我想起了贺平家。他们家有两个老人和两个三四岁的孙儿，这一地震可怎么办呀？我带着两个弟弟——飞飞和小胖子两个劳动力，骑着自行车赶往和平里。
出了家门，一眼望去，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老百姓全都出来了。人们有的穿着裤衩，有的光着膀子，大人叫，小孩哭，一片拥挤混乱，整个北京城陷入极度的恐惧慌乱之中。北京市内大部分是四合院老房子，许多破旧的老房子在地震中受到损坏。为防余震，人们只有呆在室外。满街满胡同的老百姓，各家各户，都在忙乱地从屋子里往外面搬椅子、抬床、占地方、支棚子。人们眼睛中流露出来的，不是镇定和信心，而是慌乱和不知所措。“天安门事件”、“批邓”、“追查”，早已闹得鸡犬不宁，老天爷还要雪上加霜地来闹地震，让咱们老百姓可怎么活啊！
从沿街混乱的人群穿过，到了和平里。和平里是一个楼房区，大震之后，没人敢在楼里呆着，家家户户都在楼外寻找安全地方以求栖身。偌大一个楼房区里，凡是空地上，都挤满了人。像市区的老百姓一样，人们也在慌着忙着往楼外搬东西，一片混乱。一到贺家住的那栋楼前，就看见我的婆婆抱着小孙女、小孙子，孤零零地坐在楼外。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眼泪潸然而下。我和弟弟们帮着在两棵树中间搭了一个临时棚子，再在棚子下面安了一张床，让我婆婆和两个小孩子有个休息的地方。在来和平里的路上，我听说昨天晚上地震时经过唐山的两列火车翻了，死了好多人，我们担心极了。贺平坐的那列火车正是在那个时候经过唐山呀。现在是一片混乱，电话电报全断了，听来的消息什么样的都有，真让人心烦。联系不上，只能听天由命地等待。直到三天后，电路通了，接到贺平从辽阳发来的电报，一颗悬在半空中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
消息慢慢清楚了，而且令人极其震惊和痛心。这次地震的震中在河北省唐山地区，震级七点八。强烈的大地震，使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唐山夷为平地，震情波及天津、北京两个重要城市，使这两大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在地震中，震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二十四万人死于震灾，伤者不计其数。对于经受着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刚刚经历了“天安门事件”的中国人民来说，这场大地震，无异于苦中加难。神州大地之上，本来已是人祸横行，如今再加上天灾肆虐，难道真的是天怒人怨，国祚危难了吗？
地震发生的当天，以华国锋为首，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即组织人员，从四面八方组成抢救队、医疗队、建筑队等火速赶往灾区，并组织大批救灾物资迅速运往受灾地区。劫难中幸存的灾区人民，强忍着失去亲人和家园被毁的巨大悲痛，从瓦砾和废墟中站起来，英勇地投入到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战斗中去。灾区人民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在中华大地上树立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英雄丰碑。
唐山地震，牵动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但是，就在全国人民为唐山地震悲痛焦虑忙碌的时刻，“四人帮”一伙却视巨大的灾情于不顾，视处在困境之中的灾区人民于不顾，丧尽天良地胡说“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并攻击中央和国务院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江青蛮横无理地指责中央和河北省地方领导是“走资派惊慌失措”。在“四人帮”的干扰下，中国拒绝了一切愿意提供的国际援助。8月11日，姚文元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深入批邓，抗震救灾》的社论，胡说“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把矛头对准正在指挥抗震救灾工作的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在举国上下关注抗震救灾的时候，江青等擅自印发“批邓”材料，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三个文件是“三株大毒草”，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批判”。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奋勇救灾的时候，“四人帮”一伙表现出来的狰狞面目和丑恶嘴脸，激怒了全国人民。对“四人帮”要求进行的“批判”，全国的干部群众进行了广泛的抵制。
天灾人祸，天怒人怨。历史的结局，从来不是天注定的。历史，最终要由人民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