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届人大开过之后，中国政坛上的政治形势是这样的：毛泽东虽然想恢复安定的局面，支持纠正“文革”中的一些极左做法，但在总的路线和政策上仍坚持“左”的错误。江青为代表的“文革”势力虽然没达到篡权的最终目的，但在党政军中均分得一杯羹，依然掌握着重要权力并猖狂作乱。“文革”中产生和泛滥的派性依旧肆虐，许多地方造反派和坏人兴风作浪，混乱和武斗不断发生。经济形势仍然让人担忧，工厂停工，铁路停运，生产下降。一些老干部解放、复出，使得政治局面和工作局面有所改观，但工作困难，阻力重重，并与“文革”势力之间不断发生着不可调和的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四届人大之后，邓小平已由毛泽东确定，担任党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他此时所任职务，兼党政军要职于一身，职务比“文革”以前还要多，地位比“文革”以前还要高。仅从他的任职看，即充分说明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对邓小平所寄予的厚望。毛泽东信任邓小平的才能，赏识他的品格。他真切地希望，邓小平既能做到“永不翻案”，不反对“文革”路线，又能够挽狂澜于既倒，像周恩来一样，支撑起偌大一个中国国家机构的运行。
在争取复出的过程中，邓小平的确曾经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他的这一表态，绝对不是一个韬晦的权宜之计。永不翻案，表明了他那始终不变的对党的信念，表明了他那始终如一的对毛泽东本人的敬重。他看待问题，看待历史，看待个人功过，从来是从历史的角度，从辩证的角度，从客观实际的角度，从大局出发的角度。他绝对不会因为个人恩怨，去算历史旧账，或翻历史的旧案。对于党，对于毛泽东本人，他永远不会“翻案”。即使在“文革”结束以后，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的时候，他也没有“翻案”。“文革”中，他争取复出工作，不是为了个人重得权力，更不是为了有朝一日去算个人旧账。他争取出来，是他认为在他的身上，担负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鲜明地反对“文革”错误，痛恨林彪、“四人帮”等“文革”势力对党、国家和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痛惜党和国家受到的重创和损失。重新工作后，他要全面纠正“文革”错误，挽回“文革”造成的巨大损失。对于这一点，他是毫不犹豫的，也是义无反顾的。他知道，在斗争的道路上充满了艰险和阻碍。他真诚地希望，毛泽东能够真正有所悔悟，能够容忍他对“文革”错误的纠正。但同时，他也做好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即使毛泽东不认同他的作为，他也不会失望。他要做的，是久已思考成熟了的，是不计个人成败后果的。他深知，没有时间再耽搁了，他已经七十一岁。有多少人能够在年过七十，还有机会重新开始一番新的政治作为，而且是充满艰险的政治作为呢？光阴似箭，时间不等人啊！要想有所作为，要想扭转时局，就要快，就必须破釜沉舟、坚决果断。而且，既然要干，就要彻底地干，就要一下子全面推开地干。这就是邓小平的个性和风格。
真是说干就干。四届人大结束一周之后，1月25日，邓小平刚刚就任总参谋长，就在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讲话，开宗明义，提出了军队要进行整顿。他说，目前军队的状况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的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一定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总参、总政、总后三个总部，首先要整顿。
《军队要整顿》的讲话，观点鲜明，态度坚决，成为邓小平复出工作以后，努力纠正“文革”错误，进行全面整顿的开端。
江青在四届人大妄图“组阁”失败，又挨了毛泽东的骂，简直就是气不打一处来。她憋了一肚子的火，就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到她那里去，歇斯底里大发作，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要王、唐在陪外宾见毛泽东时，将她的意见转报毛泽东。此后，见到毛泽东时，王海容和唐闻生将江青的“表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毛泽东也是看透了江青，因此不无忧心地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没有理睬江青。他现在是要支持邓小平，要求得大局的稳定。在此期间，他发出了三项指示：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虽然仍旧强调阶级斗争的理论，但也再次表明了对周恩来和邓小平工作的支持。这三项指示，在以后的全面整顿中，成为邓小平高举的旗帜。
邓小平要开始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江青一伙却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邓小平出来推翻他们苦心经营了八年的“成果”。四届人大刚刚开过，毛泽东刚刚说过要安定团结，而一场不可调和的生死斗争，就已正式摆下了战场。
江青一伙不管生产，不管经济，不管老百姓是死是活。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要对邓小平等人进行反击。1975年1月，几乎就在新任总参谋长职务的邓小平发表关于军队整顿讲话的同时，王洪文私下对他在上海的几个亲信“交底”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王的话，表明“四人帮”对邓小平的刻骨仇恨。
周恩来对邓小平寄予厚望，但他知道斗争还在继续，仍不能安心就医。他要拼着他最后的生命，支持邓小平。四届人大后，他几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和布置各项善后工作。1月30日，他再次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2月1日，他让国务院秘书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将各副总理分工列出。周恩来说：“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十二位副总理分工。会议确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确定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人为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周恩来对在座的国务院常务会组成人员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接着，周恩来召开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在会上，周恩来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组织健全起来。“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他重申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并向与会者宣布：“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而且超额完成。”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也讲了话。
第二天，也就是2月2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等情况。从这一天起，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伊始，便于2月10日由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要抓的首要工作。但是，在当时那种全面混乱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一任务，真是何其难哉。
江青一伙发起的“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新的政治动乱，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形势又遭破坏。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混乱，一些企业领导班子重新瘫痪，国民经济状况再次下降。1974年上半年，不少地区、部门工业生产没有完成计划，钢铁、化肥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特别是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的问题十分严重。由于生产下降，财政收支不平衡，收入减少，支出增加。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仅比上年（1973年）增长百分之一点四，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零点三，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点二，钢和原煤产量下降，国家出现财政赤字。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就要整顿国民经济。而要整顿国民经济，按那时的状况，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等方面都是问题成堆，积重难返，怎么进行整顿？下决心整顿，就不能只整顿一个部门一个行业，而必须全面进行整顿。那么，整顿的切入点在哪里呢？这样一个混乱加动乱的摊子，究竟从何下手呢？
在纷繁复杂的问题面前，邓小平从来是冷静分析，抓住要害，然后坚决而果断地进行处理。这是他性格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周恩来就曾说过，邓小平是“举重若轻”。要进行全面整顿，首要的，是要抓住干部问题，也就是班子问题，关键是领导班子。要坚决地同派性作斗争。对那些有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的派性分子，必须做坚决的斗争，该批的批，该调的调，寸步不能相让。在人的问题解决之后，就要恢复所有被破坏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重建规章制度，才能确保生产的正常运行，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这些，就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选择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