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完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前前后后一一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听了王、唐的汇报，毛泽东很生气。他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指示王、唐二人回北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泽东对邓小平能够针锋相对地顶江青表示赞扬，他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指示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10月22日，王海容、唐闻生回到北京后，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周恩来十分振奋。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他开始加紧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周恩来深知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深知他和他的战友们正在与江青一伙进行一场生死较量，片刻不能拖延。他在体力极度透支的情况下，分秒必争地进行工作。
10月25日，周恩来与叶剑英长谈。27日，与李先念谈话。28日，与王洪文谈话。11月1日到3日，在医院分三批约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另外还抽时间约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
11月6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进展情况。信中说：“代表名单，宪法草案和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均可在11月搞出”；“人事名单估计11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当天，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同日，周恩来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委托她们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他自己的病情和一些其他问题。7日，周恩来与陪外宾在长沙见毛泽东回京的李先念长谈。当晚，再与从长沙回来的王海容和唐闻生谈话。王、唐二人向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对江青的再次批评。8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纪登奎谈话。9日，与王洪文谈话。
邓小平因外事需要，准备陪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会见毛泽东。11月10日，在去长沙前，邓小平去医院看望周恩来，两人进行了谈话。
11月12日，在毛泽东接见完外宾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10月17日政治局争论的情况，谈及自己同江青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表示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和做法。毛泽东指出：“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他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泽东说：“我赞成你！”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用手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都不高兴。”邓小平明确地提出：“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赞赏地说：“这个好。”关于自己的工作，邓小平诚恳地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表示充分信任地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他勉励邓小平继续努力，放手工作。
邓小平回到北京，邓颖超即来看邓小平，与他谈周恩来的病情及治疗之事。不久，邓小平到医院，向周恩来通报了他同毛泽东谈话的情况。之后，周恩来与叶剑英谈话，通报讨论有关情况和问题。
在周恩来、邓小平和他们的同志们昼夜加紧工作的同时，江青一伙也没闲着。虽然在“风庆轮事件”上受到毛泽东再次批评，虽然毛泽东驳回了由她主持组阁的企图，虽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让邓小平担任要职，但江青一伙仍不思悔改。他们还有王洪文在前台，并被毛泽东委以和周恩来一起进行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在“组阁”的关键问题上，仍然可以大做文章。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名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在信中，江青摆出了一副由她进行“组阁”的架势。毛泽东当天看到了江青的信，当天即回信，明确地拒绝了江青的要求：“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此嘱。”写完这些后，毛泽东感到言犹未尽，又写道：“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9日，江青用“检讨”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信，说什么“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并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江青是在故做姿态地以诉苦为名，向毛泽东伸手要官。看到江青如此顽劣，毛泽东于20日再次复信批评：“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置毛泽东的劝诫为耳旁风，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转达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就是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当听到江青的“意见”时，毛泽东对王海容和唐闻生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毛泽东让王、唐转告周恩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下，决定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11月下旬，邓小平组织班子，抓紧起草工作。周恩来要在会场上站着念《政府工作报告》，可他的身体状况十分不好，报告如果太长，肯定坚持不下来。为了让周恩来能够在数千名人大代表面前，顺利地完成作《政府工作报告》的重任，邓小平建议，并报毛泽东同意，决定把《政府工作报告》限定在五千字以内。距离三届人大，已经十年没开人代会了，要作《政府工作报告》，有那么多的工作和问题要讲，五千字，怎么写啊！这一点，难不倒邓小平。这五千字，不但要写好，而且一定能够写好。一定要让这篇《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周恩来五十多年革命生涯和二十多年政府总理任职上又一个光辉的里程碑。邓小平亲自草拟了三段，每一段一千几百个字。讲的都是实际内容，虚的东西能少能免的尽量减。多年以后，父亲回忆起这段往事，还十分感慨。他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五千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
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紧张而艰难，周恩来不断地在医院找人谈话和研究问题。召开人大，有庞大的会议组织工作要做，有各种工作报告要写，更重要的，是要拟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组成人员的人事名单。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定地工作着和斗争着，燃烧着他生命的最后的火焰。他实在是太累了。11月25日，在会见基辛格博士一行时，周恩来向客人介绍了自己病情之后说：“这次由邓小平副总理和乔冠华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跟你们谈判，就给我一个休息的机会。”邓小平责无旁贷地接过了周恩来身上的重负，他代替周恩来，忠诚地履行着中国政府的对外交往的神圣使命。
在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和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繁忙的工作期间，父亲经常去周恩来处商量工作。12月17日，他还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外地会见毛泽东。
这一年的12月，我们搬家，从城外的花园村搬至市区的宽街。父亲由毛泽东提名为解放军总参谋长，因此他的供给关系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转到总参管理局。在那个时候，花园村还算是地处相当远的城外，每日进城工作很不方便。要搬进城里住，总参管理局开始给我们找房子。当时，妈妈带着我们看了几处房子，都觉不太合适。后来看宽街路口西北角的一个院子。这里是一处旧四合院老房子，但近期刚刚修缮过。修好以后，一位总参谋部的副总长来看过，嫌过于“简陋”，没要。而另一位刚刚解放出来恢复工作的副总长也来看过，则觉得太“宽敞”了，没敢要。我们来到这里一看，房子不新不旧，房间很多，正符合我们家的要求。这真是“文革”中间，不同经历的人的不同的心态呀。12月份我们搬入新居，全家人忙了一大阵子。
宽街这个房子是个四合院。四合院的中间都有个院子。院子四四方方，却空空荡荡，连棵草都没有，一刮风，就满院子尘土飞扬。父亲最爱种树种花种草。原来我们在中南海的家，也是一个古老的四合院。我们曾在那里种了许许多多的花草树木。春天有迎春、海棠、樱花，夏天有太平、月季、玉簪，秋天有黄菊白菊，冬天还有松树柏树。搬到宽街的时候，虽然是在十冬腊月，但在父母亲的亲自筹划下，我们已在盘算着，明年一开春，我们就要照着在中南海时一样，在院子里种上树呀花呀草呀，除了留下走道儿，充分利用每一个空间，立体绿化，让我们的院子美丽起来。到宽街住下后，我们曾想过，这些年搬来搬去的，这回总算是搬定了吧。父亲也满意地说：“可以在这里养老了。”没想到，在以后充满波折的岁月中，我们还要搬家，而且还搬了好几次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