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晚十点，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江青约见邓小平。这是邓小平恢复职务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谈话，也是他近七年来，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从这天以后，他们的见面次数很多很多。他将要和周恩来一起，在以后的岁月中，不断地经历许许多多政治上的惊涛骇浪。
3月29日，毛泽东在其住处那个著名的书房中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约邓小平先到毛泽东那里。这是自从1966年9月之后，时隔七年多，邓小平再次见到毛泽东。见了毛泽东后，邓小平参加了这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当场作出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这次会后，邓小平正式恢复了在国务院担任的副总理的工作。
50年代设立中央一线、二线，让邓小平作为实际上的接班人之一，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文革”开始时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打倒邓小平却不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是毛泽东的决定。让邓小平复出重新起用，也是毛泽东作出的决定。这次见到邓小平，毛泽东是高兴的。其实，对于邓小平，毛泽东始终存有一分赏识，或者说留意。在作出让邓小平复出的决定后，首先，毛泽东对邓小平在使用的时候还要继续进行观察。同时，可以说，毛泽东对于邓小平，心中确实是寄予了一份厚望。从以后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对于复出后的邓小平，毛泽东确曾给予了相当的重托和有力的支持。从此以后，在周恩来住院期间，许多外宾来访，都是由邓小平代替周恩来进行陪同。在以后的三年中，不论是谈工作还是陪见外宾，邓小平多次出入毛泽东的这间书房，直到再一次被打倒。
4月9日下午五时，邓小平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
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地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辛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邓小平，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接着，他十分郑重地对邓小平夫妇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吴家，指的是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此时，周恩来要向邓小平交待的，是邓小平在未来的工作中将要面对的险恶的政治处境。此时，周恩来所关心的，是邓小平的保健，既要有技术上的保证，又要人选得可靠。重病中的周恩来，这样地关心邓小平，是因为他信任邓小平，是因为他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了邓小平的身上。
近七年的时光过去了，天地间发生了多少的变化，每个人又都经历了多少的沧桑，真是说也说不完。党和政府还有那么多的工作等待着去做，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谈完的。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直到夜幕降临。共进晚餐时，他们还在交谈。玉泉山新绿层染的丛林寂静了，清澈滢碧的湖水波澜不起，鱼儿也潜入了水底，四周万籁无声，仿佛刻意地不去打扰这久已向往的、推心置腹的和重要的谈话。
1973年4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周恩来总理抱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刚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参加宴会的人们发现，随同领导人和贵宾一道出来的，有一位个子不高、但却极其眼熟的人。是邓小平！就是那个被打倒了的“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一些参加此次宴会的外国记者特别敏感，宴席未散就纷纷抢先走出宴会厅。记者们直奔近处的邮电大楼，竞相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第二天，港台及世界上的许多新闻媒介，对于邓小平重返中国政治舞台大加报道和渲染。一时之间，邓小平复出，成为海外人士评论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话题。有一家外国媒体形象地将邓小平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
在这次宴会上，人们看到的邓小平，是缄默的，但却是安然的。时势的变迁，使他更加的深沉，更加的健康。在他身上，竟然看不出丝毫的疲惫和苍老。
父亲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不过，此时的国务院，和“文革”以前的国务院，已有天壤之别。
1965年，由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是这样的：
总理：周恩来
副总理：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柯庆施、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
秘书长：周荣鑫
八年过去了，天翻地覆，沧海桑田。
到了1973年，原国务院组成人员中，邓小平、贺龙、乌兰夫、谭震林、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共八人被打倒；陈毅被批判并于1972年病逝；柯庆施和谢富治分别于“文革”前和1972年死了；林彪1971年自爆；陈云、李富春、聂荣臻被批判，已实际不能工作；秘书长周荣鑫也已被打倒。
目前的国务院，只有总理周恩来，和一位副总理李先念在工作。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困难的经济情况，这么混乱的社会秩序，又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工作的难度和强度是可想而知的。国务院的工作不只是经济工作，还有外交及教、科、文、卫等等各项工作，真是千头万绪，抓不胜抓啊。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设立了一个生产领导小组，由余秋里和谷牧两人协助周恩来和李先念管理经济工作。这也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但是，就是这样，周恩来还是要日理万机，以至于累垮了身体，累得得了绝症。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国民经济经历了由增长到大幅度下降，再到初步回升的反复过程。到了1969年，经过周总理领导的国务院的努力，好不容易扭转了动乱以来工厂停工、生产下降和经济遭到全面破坏的状况，工业生产情况有所好转，经济也有所回升。1970年和1971年，由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不切实际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在这一基础上，对经济工作的指导上又一次产生了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了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量和货币发行的“四个突破”。还是周恩来及时发现，并着力扭转了这一情况所带来的种种困难。经过努力，197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有所增长。
邓小平恢复了副总理的工作，但是，周恩来总理却要暂告病假。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将主要交由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人全力来抓。这个时候，虽然经过周恩来的努力，经济有所恢复，但是，由“文革”运动造成的破坏实在太严重了，真是积重难返。1972年经济虽有好转，但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粮食销售“三个突破”还在继续发展。需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刚刚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像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如何工作，如何处理各种人事关系，还需要有一个熟悉和辨别的过程。到任之后，他一头埋进工作，处事上则较为低调。只有一件事是他格外关心的，那就是周恩来总理的疾病的治疗情况。而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对于邓小平也格外地信任。受周恩来的委托，邓颖超于6月9日上午到花园村，看望邓小平夫妇，并和他们谈总理病情。总理的病，看来的确不容乐观啊。听完邓大姐的介绍，大家的心情十分不好。作为周恩来的助手，邓小平责无旁贷，要助周恩来一臂之力，与之患难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