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自然科学中国未解之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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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周公篡位称王了吗?

周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尚年少,周公作为叔父在当时如何处置政局,历来就有不同的记载。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称,周公曾“股肱周室,夹辅成王”;《左传·定公四年》又记,在成王继武王之位后,“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史记·周本纪》也载,当时由于天下初定,成王年少,“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可见周公只是“夹辅”或“相”成王,“摄(代为)行政”,并无篡权之意。《孟子·万章》说得更清楚:“周公不有天下。”他完全不想把天下占为己有,心迹是何等明朗!

然而另一些记载表明,周公在当时的作为不是如此。《荀子·儒效》和《淮南子·汜论训》都说,周公“履天子之籍”。清代王念孙《读书杂志》解释说:“谓履天子之位也。”《札记·明堂位》和《韩诗外传》卷三又称:“周公践天子之位”;《尚书·大传》更明确指出:“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再根据近人的考证,《尚书·大诰》中的“王”称文王为“宁王”,又叫作“宁考”。所谓“考”,对已故父亲的称呼。周公是文王的儿子,而成王已是文王的孙子,故称文王为“考”的“王”只能是周公。《尚书·康诰》又载:“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按“封”是康叔的名字,他是周公的同母弟。《康诰》中的王称康叔为“弟”,那么这个“王”显然又是周公。由此可知,周公确实是身居王位,自称为王的。

周公为什么要践位称王呢?根据《尚书·金滕》的记载,周公曾对太公、召公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这里的“辟”,指王位,“弗辟”即不掌握政权。大家知道,武王死后,东方尚未平定,有待于嗣君继续完成大业,而当时成王幼弱,不足以肩此重任。周公考虑到,我如果不即王位,则诸侯将叛,而先王未成之事业将坠,我恐死后无言以告我先王。《荀子·儒效》也说,周公“履天子之籍”的原因是“恶天下之倍(背叛)周”。很明白,当时天下初定,局势不稳,成王年幼,无治国能力,没有英武老练之君主,就不能巩固新生的政权。实际上,武王在弥留之际,也曾有过传位周公的想法。《逸周书·度邑解》记武王曾称赞周公为“大有知”,认为只有周公“可瘳于兹”,能稳定周初的政局,因而主张“乃今我兄弟相为后”,兄死由弟来继承王位。当武王说出了这样的想法后,周公顿时诚惶诚恐,“泣涕共手”,表示不能接受。可见周公本没有篡位的欲望。故《韩非子·难二》说:“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他只不过是代行王政,待成王年长,即刻归位。《汉书·王莽传》载群臣奏曰:“周公权而居摄,则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摄则恐周坠失天命。”正是由于这样,“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显然,周公“假为天子”,完全是为整个国家的事业打算。

不过,事情还有另一方面。《荀子·儒效》称:“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有的论者解释:屏者,除也,或蔽也;及,继也。周公屏除成王以继接武王的天下,“偃然如固有之”,则非专横篡位而何,《史记·燕召公世家》又记当时“召公疑之”,《鲁周公世家》也记阁公曾向太公、召公进行解释。如果周公没有野心,召公、太公也是贤人,为什么都发生怀疑呢?特别是“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史记·管蔡世家》),因而发生动乱。从管、蔡的一贯表现看,他们是忠于周的。《逸周书》中的《大匡》、《文政》等篇,有不少关于管叔、蔡叔“受赐于王”、“开宗循王”的记载。所以顾颉刚曾说:“他们二人确实是武王的好助手”(《武王的死及其年岁和纪元》,《文史》第18辑)。周公先是用计把他的哥哥、按“兄弟相为后”应该继承王位的管叔调离京都,又乘管、蔡怀疑动乱之机兴兵东征把他杀了。这真是“政治家”的好手腕!

既然周公已经篡位称王,为什么又要还政成王呢?有的论者认为,由于召公、太公怀疑,管蔡联合武庚起兵反周,关中地区也跟着乱起来,《尚书·大诰》称“西土人亦不静”,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周公的意料之外,于是他改弦更张:一方面在平定管、蔡后还政下野;一方面又拉拢召公,与召公平分大权。《史记·燕召公世家》载,成王时“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除长子就封诸侯外,次子留守周室,世代共掌王政。周公比王莽、袁世凯机灵,他看到篡位不成,就下野让位,而以另一种方式,又取得了大量的权力。

周公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光明正大地代理王政,还是有篡位野心,耍尽阴谋诡计而未能全逞?如何在纷然杂陈的大量历史记载中理出一个头绪,至今还是一个问题。

周公祈求代死、纳册金滕之匮是真的吗?

唐代着名诗人白居易《放言》诗曰: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此处所谓周公恐惧流言一事,原见《今文尚书》之《金滕》篇。该篇之大略为:武王于灭商次年生重病,周公即向祖宗太王、王季、文王祈祷,愿以身代死。后将书写祝词的典册纳入“金滕”之匮(以金质绳索捆束的箱匣),并诫史官不可语人。次日武王病愈。后武王死,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管叔等放出流言:“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于是周公“居东二年”。不久,周公作《鸱鹗》一诗送给成王,表明自己惨淡经营的苦心。但成王仍不理解,因之惹恼了上帝。是秋,庄稼长得很好,但将收获时,忽然雷电交加,狂风大作,庄稼倒伏,国人大恐。成王与大夫们穿上祭天的礼服,打开金滕之匮,取看文书,发现了周公祈求代死的册书,知道了周公的忠心,于是成王出城亲迎周公。上帝因之息怒,是年庄稼丰收。

该篇所表现出的天人感应、人鬼相通的迷信思想,自属荒诞,但其中某些问题是真是伪,却引起了大家研究探讨的兴趣。

(一)周公祈求代死并纳册金滕之匮是否事实,目前尚难定论。被后世誉为“不虚美,不隐恶”的《史记》在《鲁周公世家》中不仅详载了武王病,周公祈求代死的金滕之事,而且还有这样一段:“初,成王时少,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册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此段不见于其他典籍。三国时谯周以为,此与《金滕》所述本为一事,因“秦既焚书,时人欲言金碏之事,失其本末”,误传为此。而唐代司马贞认为虽“经典无文,其事或别有所出”;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周公就是两度祈求代死了。

除《史记》外,后世一些史籍亦基本肯定此事,历代经学家更是对此深信不疑。前举白居易之诗即持肯定态度。

而另外一些学者对该篇却提出不少疑问。如北宋程颐认为该篇“意多浅晦”,“疑其不可尽信”。其后王廉、王夫之、袁枚等也都提出一些理由疑为伪作。近代着名史学家顾颉刚在论《尚书》各篇的写作年代时,也曾指出《金滕》篇“文体平顺,不似古文”,“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金滕》即为后世崇拜周公者根据传说增饰而成,其真实性就很可怀疑了。

但是,仅从文体上辨别真伪,也还不是无懈可击的。明代郑瑗在《井观琐言》中即已指出:《尚书》词语聱牙,盖当时宗庙朝廷着述之体,用此一种奥古文字,其余记录答问之辞,文体又自寻常。他举出一些例子证明此点,并指出后世亦是如此。近代有的学者亦持此种观点。

因此,《金滕》是否为伪作,仍难定论;而《金滕》所述之周公代死一事的可靠性究竟多大,亦很难断定了。

(二)假如《金滕》所述基本为事实,那么,周公是诚心代死呢,还是玩弄某种欺世盗名的把戏呢?这也是一个难以搞清的问题明代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概述金滕之事后,评曰:“周公何故好名,作此俑人也。”弟代兄死,子代父亡,周公在这方面算得上一个始作俑者。顾颉刚也曾指出《金滕》中的周公好像“是一个装神作怪的道士”,他的祈祷祖宗“仿佛用了糖果哄小孩似的”。

一般地讲,周公玩把戏的痕迹不难看出。祈祷之后,纳册于匮而又诫史官不可语人,这真是欲扬之先抑之;纳于金滕之匮而非别处,其用心亦不可谓不深。“天道示警”后成王马上去开看金滕之匮,可见该匮是盛放救命法宝的器具,到了关键时刻就会被打开,而对其中的册书,人们是会深信不疑的。周公深知此点,所以纳册于匮,只能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求鬼问卜,装神作怪,也许还是虔诚的表现,纳册于匮也许正是符合礼仪的行为。因此,周公究竟是诚心代死,还是玩弄把戏,也还是无法最后断定的。

(三)关于“我之弗辟”与“周公居东二年”的训释及《鸱鹗》的作者问题。这点也关系到金滕之事的真伪。

周公听到管、蔡流言后说:“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于是“居东二年”,对此向有不同的解释。

一是将“辟”释为“行法”(如王肃《<尚书>注》、《伪古文尚书》孔传),或释为“君位”、“掌握政权”,将“居东”释为“东征”。此种训释的问题在于似与全篇旨意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因为既然周公掌握了政权,进行东征,能对管、蔡“行法”,何以又逗留不归,只能作《鸱鹗》以明志,待天变促成成王的亲迎呢?

二是把“辟”释为“避”,“居东”释为“避居东都”,这种训释虽似合于全文旨意,但又与某些语句难以吻合。因为前有“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后又有“罪人斯得”之句,如果不把“居东”释为“东征”,也是难以讲通的。当然,如果“罪人斯得”不是指管、蔡被诛而是指另外的我们目前尚不知道的事件,也许是能讲得通的。

三是太史公作《鲁周公世家》时,将“我之弗辟”句改为“我之所以弗辟而摄政者”,这里对“辟”字的训释同二,而句意却同一。

《鸱鹗》是否为周公所作也是很值得怀疑的。该诗为“豳风”中的一篇。《诗序》承袭《尚书》之说,曰:“《鸱鹗》,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日《鸱鹗》焉。”但近代有人认为此说并无确证,不足为凭。

总之,金滕之事或有或无,周公祈代成王死是真是伪,直至目前尚难作出明确的结论。